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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盗美贼 作者:帕斯卡尔·布吕克内-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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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我们俩握着手,沉浸在欢乐之中,站在这座吞噬着我们的灵魂、不祥的屋子前面。突然,“乒乓”一声,传来玻璃打碎的声音,埃莱娜在楼上的房间里大肆破坏。我们的告别因此被打断。

  “我去看看。”弗朗切西卡咬牙切齿地说。

  “千万别动粗。”斯泰纳提醒她。

  他说了我想说的话。雷蒙穿着暖暖的皮袄,已坐在驾驶座上,行李也已在车厢里放好。斯泰纳站在我面前,替我扣好安全带,往我口袋里塞了一张纸,并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

  “勇敢点,小伙子!我们会有机会进一步认识的。”

  一切都过去得那么快,我都没反应过来。在出发前几分钟,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但直到车子开动时我才说出来:

  “用什么向我保证你们会放了她?”

  但车子已经开走了,车轮发出轻轻的声音,在雪中留下两道深深的印痕。我在倒视镜里看见斯泰纳激动地朝我做着手势,作为回答。而埃莱娜则没有向我告别。

  于是,所有困难的东西在那天早上都变得简单了:路通了,村庄有人烟了,我们遇到了别的汽车,一辆扫雪车,一辆往路面撒盐的卡车。经过一个小镇时,我借着路灯的灯光,看了看斯泰纳塞给我的东西:那是埃莱娜40岁时的一张画像。我泪流满面,不住地说:“对不起,埃莱娜,对不起。”

  雷蒙像疯子一样取笑我。那种笑,我即使闭上眼睛也看得见。他的脸油光光的,就像中国的小漆器。我越哭越伤心,抽泣起来。雷蒙从手套盒里抓起一顶司机的鸭舌帽,戴在头上,说:

  “先生,愿为您效劳!”

  邦雅曼·托隆沉默了,好像声音被掐断了一样。几分钟来,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我伸了伸腿,关节硬邦邦的,几乎都僵死了。我轻声问:

  “后来呢?”

  他用手指指天空。黎明了,天马上就要亮了。最早醒来的鸟儿已经在抖动身体,广场上有人在开水龙头冲地。水开得很大。圣母院的钟敲了五下,塞纳河两岸的教堂也都敲起钟来。有只鸽子在“咕咕”叫着。

  “您不想再讲下去了?”

  不想了。他讲够了。在医生到来之前,他想睡上一会。他的面具就像是包着伤口的一副绷带,外壳已被唾沫弄黄了。他戴着羊毛圆帽,活像个穿睡衣的滑雪者,在盛夏时节迷了路。他隐约有点让人厌恶。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您的脸?”

  他摸了模自己的嘴唇,好像在碰一个伤口似的。

  “当我给您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

  “什么时候可以讲完?”

  “快了。”

  “您知道,我值班值到明天晚上。我们也有个合同。”

  在内科大楼的门口,已经有病人在那儿喝咖啡了。也有几个病人在露台上一边抽烟,一边聊天。天边发白了,照亮了屋顶的钟楼、鸽子和天线。邦雅曼经过时引起了一阵笑声,有人惊异地望着他。看着他矮小的身躯渐渐地消失在走廊尽头,我有点怅然若失。

  我突然感到很沮丧。我竟然能在两个多小时里不想费迪南,真是不可思议!只要我被邦雅曼的故事吸引住了,我便会忘了一切。惨白的天空好像要出太阳,又好像要下雨。天边那块黑色的东西,似乎是已经过去的黑夜留下的残余,就像一道乌云。我去睡觉了。

  在床上,我发现阿伊达缩成一团,半边脸埋在枕头中,双腿弯着,夹着合抱的双臂,被子一直被掀到腰部,露出嫩嫩的肌肤。她这样躺着,好像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她又成了一个小姑娘。

  我脱掉衣服,在她身边躺下,用一条薄薄的床单盖起两人。一束头发粘在她的额头上,我把它拨开了。我轻轻地翻转她的身体,让她对着我。她均匀的呼吸轻轻地扫在我的脖子上,耳朵就像两枚贝壳,我真想对着它们讲一些好听的故事。她散发出孩子半睡半醒时好闻的香味,一种温热的奶味。她的四肢像昆虫一样精美,红红的舌尖露在唇边,长长的睫毛轻轻地颤动着。她是个典型的孩子,处于人被彻底地分成男性和女性之前的第三态。她不像我们这些按部就班的愚蠢的成年人。

  我吻了吻她的眼帘,轻轻地搂着她:“小孤儿,我该拿你怎么办?”我希望自己既不要发火,也不要失望。一小时后,一个问题突然把我惊醒:邦雅曼是否亲眼看见过“晾草架”的女囚?画像和录像带证明不了什么。随后,我又进入了梦乡。

  
  









第一章 怪客的消失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我到医院值最后一天夜班。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邦雅曼·托隆走了。当然,他有权走。他签了出院单,离开了房间。更糟的是:他脱掉了他的伪装,把面具和帽子扔在一张椅子上。我大叫起来:

  “你们至少应该有他的一张照片!他长的什么样子?”

  “再普通不过了。”

  “他有缺陷吗?印痕、伤痕……”

  “没有,他跟您我没什么不同。”

  “他留下地址、电话了吗?”

  “什么都没留,他没有固定的住处。”

  “放他走之前为什么不通知我?”

  “可这个病人并不属于您管!”

  我好像病了:他用他那套伪装愚弄了我。我真想走出医院,找遍全巴黎!但我甚至不知道他的长相。我抓起面具和帽子,闻了闻,塞进口袋。我想诅咒人道。有的故事让您开心,有的故事让您伤心。邦雅曼的故事就属于后一种。这个神秘王国的密使,用他的秘密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我想知道结局时,他却抛弃了我,让我悬在深渊的边上。他的故事使我冷静下来,并与费迪南这个巨大的阴影抗衡。邦雅曼变成空气消失了,我又成了随便什么人的工具。我已看见那帮吵吵嚷嚷、急不可耐的病人迫不及待地要凑到我耳边,讲述他们的那些龌龊的事情。

  我的心理突然出了问题,我决定休了我的情人,离开他,与他一刀两断。我就像掉入陷阱的狐狸,为了重新获得自由而咬断自己的腿。我打算一意孤行,消灭所有的感情。

  费迪南见女人就追。不但如此,他还从不放过贬低我的机会。如果说,爱就是暴露自己的弱点而对方又不加以利用的话,费迪南则恰恰相反,他利用我的弱点,无情地折磨我。朋友之间讨论问题时,只要我提出反对意见,他就打断我:“你不会懂的,你不是艺术家。”他嘲笑我的工作,“心理医生,哼,你以为你那套谁也听不懂的话有什么用?”假如我不幸地说了一句医学术语,他便打断我的话:“马蒂尔德,请不要说这种难懂的话。”他让别人作证,把我当成是一个卖弄学问的人。起初,当他还喜欢我的时候,他便进行他所谓的“解除魔法术”:他戴上老花镜,让我躺在灯下,凝视着我的毛细孔,把它放大成千倍。我身上的红斑和缺陷使他放心了。他一层层脱我的衣服,说:“最漂亮的女人,是让人看得朦朦胧胧的女人,没有一个女人经得起这种检查。”或者,他揭我的短,说:“你之所以当。心理医生,是因为你不会生孩子!”

  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他摆出审美专家的样子,其目的就是封住我的嘴。他有这种本领,能让人相信准以相信的事情。有时,吃晚饭时,他会吹嘘自己是佛教徒,乞求不事张扬的喇嘛的支持。他赞扬他们的智慧和敏锐,学那些清心寡欲的人的微笑。“你注意到没有,佛教徒经常脸带微笑?”有时,他又说自己无所适从,没有国籍,因为他母亲是利摩日人,父亲是里尔人。他渴望流亡者的尊严,就像渴望荣誉勋章一样。他总是幼稚地想默默地生活,不随大流,像“小牛犊”一样老是跟在妈妈身边。

  当他在台上演出时,他说话结结巴巴的。开始几个月,我不知道他有这个毛病。我把它当作是他的一个缺陷,求他去看正音科医生,进行治疗。我恢复了一个医生的威信,这使他感到矮了三分。我越是坚持,他的舌头越是不灵,老是重复前几个音节。看到他这样,真让人同情。最近,我对他的这种毛病感到高兴,我老说他在舞台上笨嘴笨舌的,把他用来增高的后跟垫片藏起来——他觉得自己太矮小——我老说他36岁了,还没有出名,他的名字只局限于小舞台极小的范围内。

  “你不干活,替人配音,当替角。你什么时候能扮演一个真正的角色?”

  我揭他的伤疤:

  “除了在情妇的床上留下精斑外,你在历史上不会留下别的痕迹。”

  他难受,我就开心。谁让他与我对抗呢!他错了,以为来点狠的,能刺激灵魂,调剂日常生活。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马上就傻眼了。两人的仇越积越深,双方都以互相报复为乐。他跟我讲些骇人听闻的下流故事和阴郁的浪漫故事,还让我给他熨下一场演出要用的长裤!

  他的抒情以前曾让我如痴如醉。现在,我觉得简直是一堆乏味的垃圾。一天,费迪南的一个朋友喝醉了酒,向我揭露了他勾引女人的计谋,我如梦初醒。原来,他把诗歌、格言和趣事熟背于心,这使得他在女孩子面前显出一副深刻的样子,十分富有欺骗性。第一次见面。他跟我说的那些闪光的语言,我原先还以为他是即兴发挥的呢!现在我才弄明白,那不但不是他自己的话,而且跟好多女人都说过,说了许多年。他既做记号,又藏纸条。“费迪南,你欺骗了我。你是个骗子,你盗用别人闪光的思想。我讨厌你那套陈旧的鬼把戏。”

  跟前一天晚上一样,我很窝火。我发现我的这个情人尽管被糟践,但仍深藏在我心中,轻而易举地控制着我,我气愤极了。我对自己说,让那些病人插到我的中间来吧,把我们隔开。我还要工作14个小时才能离开医院,在这期间,既然不能做婊子,就让我当贞女吧。

  我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天一擦黑,巴黎所有的疯子都冒出来了,又孤独,又忧伤。他们急急忙忙来到急诊室,像是一群求情者,从巴黎的墙里钻了出来,如同奶酪上的霉菌。他们吵吵嚷嚷,火气很大,十分冲动,因为生病而郁郁寡欢。他们一点都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应该把我的时间、精力和青春献给他们,他们觉得我献身于这些低下的工作是很正常的。住院实习医生、普通科医生、护士,我们这些人不足以吸干这些痛苦的潮水。痛苦率几乎是可以察觉到的,我们同样也可以测量出巴黎的污染率。病理随着黑夜的变化而变化,似乎每一个小时都有每一个小时的特例。我发觉自己不配当医生,于是赶紧取出藏在头发中的听筒,并把线塞在白大褂的领子里。病人好像在窗后跟我说话,我好不容易听到几句,否则对方都看得出来我没在听,病人看着我,乞求我的同情和关心。我暗中发笑:“但愿你知道我是多么不在乎你!”音乐创造了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我可以避开别人。巴赫的音乐可比男人的呻吟动听多了。

  我空忙了一阵,突然感到恶心。我从早上起就没有吃东西。我上班是不化妆的,怕那些东西有害。现在,我突然很想化妆。我打开化妆盒,往脸上涂了几笔,一点都没用。不管怎么弄,我还是那么苍白。脸是不听人指挥的:当我们忘记它时,它突然像黎明的旭日喷薄而出;当我们以为能控制它时,它却收缩了,起皱了。我逃到院子里:天太热了,暴风雨随时都会来临。医护车和警车接连不断。邦雅曼的离开使我。心里很烦,我失去了讲故事的人和故事的线索。

  为了寻找安慰,我打电话给阿伊达。在把她送回到那群矿工当中去之前,我请一个女邻居照看她。这个小女孩是我三天来见到的惟一美好的东西。在电话里,我发现她惊恐不安。我告诉了她关于她奶奶的消息:老太太有精神错乱的预兆,加上主器官有些损坏,她必须隔离。事情显得很复杂:博埃尔迪厄夫人,这是她的名字,发现自己毁了,她在马莱的公寓多次被债权机构抵押。心理的混乱加速了经济的崩溃。扣押期临近了。我认识才24小时的阿伊达突然没有了家庭,没有了财产。她的亲人都死了,眼看要被送进慈善机构。在这令人窒息的8月,她突然遇到了这么一个奇迹。现在,她在电话里哭,求我把她奶奶还给她。医生和其他人一样,总是更喜欢悲痛者一些。但我已精疲力竭,无法同情她了。我已经老了200岁,我没有行善的义务。“对不起,阿伊达,别哭了,我帮不了你什么忙。”我答应明天去看她,然后便把电话挂了。

  快到半夜的时候,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候诊室像一个凌乱的杂物堆。面黄肌瘦的小个子和破了产的坏女人发泄着对社会的仇恨,大骂警察;一个吸了毒的年轻人,瘦得非常可怕,由一个黑齿龈的女孩陪着,大声吼道:“我日你娘的,婊子,我吸你!”不知道这是请求还是威胁。一些不幸的人走投无路,过着所谓的生活;一些浑身鲜血的人伤口流着脓,吓坏了其他人。7个年轻的外国人手上持着手铐,被带进来照X光:他们被怀疑吞了藏在避孕套里的海洛因。外面,在圣母院的广场上,许多粗俗的女人躺在长凳上;对面,有个肮脏的老头,穿着衣服,衣不遮体,身体一半露在外面,正在跟天空聊天呢!一个女人围着他跳舞,掀起裙子,用手摇晃着几乎是黑色的内裤。在这乱七八糟的人群当中,警察们闻到了骚乱的味道,提高了警惕。今天下午,他们在主宫医院内部的监禁室关了一个受枪伤的无赖。红蓝两色的警灯在院子里闪着,穿着雨衣的内务警察在走廊里来来往往,对着“噼啪”作响的对讲机轻声说话。

  我是为数不多的不感到害怕的人之一。这就是心理极度混乱的好处:它抑制了一般的感情,觉得把普通人吓得要死的东西非常可笑。恰恰相反,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情况不妙,所以大家都跟着我一起倒霉。如果有人对我说,有一帮精神失常的人往病人身上浇汽油,要把他们活活烧死,要刺死医生和护士,我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我会支持他们。半夜一点左右,收进来4个妓女,她们跟足球俱乐部的马德里支持者吵架,受了伤。这下可热闹了!她们进来时,一副好汉的样子,鞋跟“噼啪噼啪”地响,身上布满伤口和血肿。她们迈着骄傲的步伐,用自行车的链条绑住了企图逃跑的故人,并在他们身上挂着布满铅弹的仿造的男性生殖器。她们穿着极窄的短运动裤,挺着轻轻颤抖着的雪白胸脯。她们不像是女人,更像严肃的神灵和女巨人,只需一下就能要对手的命。我不无赞赏地望着她们,心想,自己为什么不从事这个职业,为什么不是吸满精子的妓女?所有的男人,不管年龄大小,条件好坏,都会趴在她们身上寻求痛快,发出公猪一般的嗥叫声。这些供人取乐的“女工”,要价不高,但绝对会让您痛快。在她们面前,治安警察也放松了戒备,把步枪斜挂在肩上。这些女人被消毒、缝合和包扎以后,想跟男护士们喝一杯酒。她们在长长的吸烟室尽头抽着美国烟,哈哈大笑,然后离开了医院。

  夜尽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除了那几个挺着胸的妓女和一些神经紧张的病人。暴风雨终于来临了,淹没了我最后那点儿反抗的意愿。狂风暴雨袭击了斯德岛,地上水淋淋、白花花的,像啤酒一样。树木被打掉了叶子,有的烟囱和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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