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08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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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守护文学的个人通道．．．．．．．．．．．．．．．．．．．．．．．．．．谢有顺
［中篇小说］
　　老汉口金融档案．．．．．．．．．．．．．．．．．．．．．．．．．．．．胡燕怀
［短篇小说］
　　天下灵堂（二题）．．．．．．．．．．．．．．．．．．．．．．．．．．．何存中
　　陈州笔记．．．．．．．．．．．．．．．．．．．．．．．．．．．．．．．孙方友
　　奇数范琳．．．．．．．．．．．．．．．．．．．．．．．．．．．．．．．王　婆
　　遭遇非典．．．．．．．．．．．．．．．．．．．．．．．．．．．．．．．邹贤荛
［新小说平台］
　　我不是胆小鬼．．．．．．．．．．．．．．．．．．．．．．．．．．．．．丁伯慧
　　心灵的基层．．．．．．．．．．．．．．．．．．．．．．．．．．．．．．张执浩
［特别报告］
　　ＳＡＲＳ高地上的角力．．．．．．．．．．．．．．．．．．．．．．．．．李昌建
［散文随笔］
　　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森林．．．．．．．．．．．．．．．．．．．．．．．．董宏猷
　　从武山到猪槽峡．．．．．．．．．．．．．．．．．．．．．．．．．．．．陈应松
　　两张碟：平凡生活中的父亲母亲．．．．．．．．．．．．．．．．．．．．．王　芸
　　献给凡高．．．．．．．．．．．．．．．．．．．．．．．．．．．．．．．杨俊蕾
［诗歌阵地］
　　东方之鼓．．．．．．．．．．．．．．．．．．．．．．．．．．．．．．．何炳阳
　　纪念（六首）．．．．．．．．．．．．．．．．．．．．．．．．．．．．．鲁西西
　　启示录（三首）．．．．．．．．．．．．．．．．．．．．．．．．．．．．小　海
　　身体是首伟大的诗．．．．．．．．．．．．．．．．．．．．．．．．．．．傅华强
［报告文学］
　　奉行真、硬、实的改革者．．．．．．．．．．．．．．．．．．．．．．．．王兴鹤
［请你关注］
　　完美矿物晶　筑起免疫长城．．．．．．．．．．．．．．．．．．．．．．．姚　慧
守护文学的个人通道
■　　谢有顺
　　在一个传媒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文字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比如，不断扩版的报纸，铺天盖地的生活杂志，网络上无穷无尽的信息，等等，都通过文字把读者训练成一个越来越没有耐心、没有想象力的人，他们对文字的要求是直接，明白，简练，实用，富于刺激性，文字的神圣性已经消失，这个时候，文学写作作为诉诸于文字和想象的艺术，就从过去那种非常重要的言说地位撤退了下来——成了众多言说中的一种，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种。从这个角度上说，“作者死了”的确是有道理的。每一个现代人都学会了从各种渠道获知自己所需要的资讯，哪怕是心理疾病或者内心的困扰，都可以通过程式化的治疗和排遣得到矫正，人们似乎再也不要作家作为他们的生活导师了，阅读正在变成一种消遣，过去我们赋予文学的重大使命正在被忽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真正值得他们关心的是此时此刻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而不是文学所表达的那些遥远的理想。
　　许多作家开始失落，觉得这个时代亏待了文学——这种人往往有一个虚拟的参照，以为文学理应是受宠爱的事业；他们还普遍留在社会代言人、启蒙者、真理的掌握者和发现者的角色幻觉中，并轻易把文学没落的责任推给公众，认为是公众越来越实际、越来越缺乏理想色彩才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出现。这种思想完全是革命时代的产物，因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市民社会的崛起首先要解构的就是这种顽固的自我中心意识，以彻底打破作家的幻觉。作者需要面对这种多元化的现实，而不是埋怨。文学从革命年代风起云涌的状态过渡到现在的冷静状态，对文学本身其实并无害处，它反而有利于文学返回到更人性的状态之中。
　　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就应该是人性的，非常人性的，而非像一些作家这样动不动就向往别处的生活（所谓的理想），却拒绝出示自己在当下生活中的立场和体验。这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方面是信息高度发达，另一方面是生活不断地琐碎化、平面化、日常化，它实际上对作家如何表达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一个作家要如何才能表达出当下的真实？这个问题，在过去是根本不成为问题的，因为那个时侯的作家有信心描绘他笔下的生活，读者也相信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是真实的，自然，作家在作品中所传达出来的对生活的认知和理解也赢得了读者的信任。随着传媒对每一个人生活领域的覆盖，公众不知不觉就开始接受传媒的引导，个人选择和判断的空间大了，他们便有理由对作家所指认的事物提出质疑：我凭什么相信作家？他笔下的真实确立的依据是什么？确实，在信息化的社会里，一个靠想象写作的作家是无法再为时代立言的，因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核心已经分裂，作家并没有比一般的民众更为高贵，他们所看到的也不会比一般人更多，生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局部的，变化的，日新月异的。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深入生活的核心时，也许生活的真相早已隐匿。所以，很早以前就有人哀叹，真实在现代社会正在趋于梦想。
　　当客观的真相消失之后，文学的独特性就不再是发布时代宣言或引导别人认知人生真理什么的，它更多的是描绘一种状态，一种对存在的私人理解，如克里玛分析卡夫卡的写作时所说　：“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
　　这句话对今天的写作依然有效。传媒时代里的写作真实，只能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因为真实的客观性瓦解之后，作家写作的信心不可能再建立在任何外部事物上，他所能挖掘的是个人内部的事物。今天的写作若还有什么意义的话，也许就在于此了：写作不再是凌空蹈虚，而是实实在在的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结盟；写作也不再是守护知识、观念、技术或形式，而是守护个人的内心经历和这个时代的经验与证词。——写作最后的自由，在我认为，就是从个人出发，恢复一切渺小、卑微、琐碎的事物在作品中存在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生活意义的真正建筑者。
　　文字的魅力就在于此了。它毕竟有着任何载体都无法代替的表现力，特别是它对想象世界的描绘，对个人内心生活的凝固，对美与诗性的重现，是独特与非凡的。可以这样说，只要保持文学这条秘密的个人通道的现实性与深刻性，它与日渐活在数字化图像中的现代人的交流就不会中断，必定会感动越来越多还需要感动的冷漠心灵，关键是作家要回到人性的状态和立场中来理解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局限性，并找到属于个人的新的表达可能。
　　因此，一直以来，我对作为整体的文学十分悲观，但对作为个人的文学却充满信心。
　　


老汉口金融档案
■　　胡燕怀
　　我对我这个家族血统的怀疑，最早源起于一张老照片。这张清光绪三十三年汉口显真楼拍摄的全家福照片已经发黄，上面布满了如水渍般的氧化斑。照片上一共只有三个人，坐在正中的老者毫无疑问地是我的曾祖父乔守义，垂手伫立在他后面的两个年轻人，是我的祖父和祖母，据说那时他们刚刚新婚不久。照片上祖母的脸已经被氧化斑覆盖看不出面目了，但祖父和曾祖父的面目却清晰可见。我这个家族从我祖父以下直至子侄孙辈，每个人都像是一个模子里捣出来的，清一色的尖嘴猴腮刀条马脸，而我曾祖父却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骨骼粗大，脑满肠肥。我正是从他们的脸型骨架上看出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的。曾祖父和祖父完全不像是亲生父子。
　　乔家是晋商，世代在汉经营“晋大恒”票号。光绪三十年秋天，“晋大恒”和徽商丁芷兰的“鑫源号”钱庄合股，组建汉口南北大银楼。光绪三十一年冬武汉爆发“银钱风潮”（按今天的话说应该叫“金融风暴”），南北银楼破产倒闭，我的曾祖父家破人亡成了穷光蛋，从汉口英租界搬了出来。但是不久之后，“晋大恒”就如神话般地在汉口长堤街重新挂牌开张。令人不解的是，我的曾祖父究竟有何能耐在倾家荡产之后随即东山再起？同样的不解之谜在“晋大恒”的历史上还有过一次。据说“晋大恒”最早是开在武昌。咸丰二年太平军攻陷武昌，纵火抢劫，城内大火三日，“晋大恒”遍地瓦砾焦土，满目灰烬，一无所有，只剩下了后花园里那些既搬不动也烧不烂的石桌、石凳。没人相信“晋大恒”还会死灰复燃。但我的老祖宗们却退过了长江，在汉口英租界另起炉灶，“晋大恒”又红红火火地经营起来。业内同仁们都大惑不解：“晋大恒”是独资，并没有山西总号作后台，在老家据说也无任何产业，太平军当初在“晋大恒”掘地三尺，所有的窑银都被掳掠一空，那么这后来东山再起的资本究竟从何而来？“晋大恒”两次破产倒闭、两次搬迁又两次神秘起死回生，就成为武汉近代金融史上一个一直无法破解的谜。我想象我的银行家祖先们，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祖父是“晋大恒”的最后一任继承者。“晋大恒”在日寇侵华武汉沦陷以后彻底破产，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这成为了祖父一生中的心病，他老觉得是自己无能，断送了乔家的祖业，无颜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祖父在解放初期死于脑溢血中风，那时我已到了开始记事的年龄。我记得我的祖父瘫痪在床，语言含混不清，但是每当提起乔家的祖先们，他的眼神里便会充满一种异样的色彩，那是对祖先的崇敬和景仰。这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若干年后我有幸见到了《武汉近代金融史料》（未刊）的残稿，据说那是“文革”前夕编撰的，还没有来得及付印就被红色风暴席卷散失殆尽了。其中有一篇《汉口南北银楼兴衰记》的回忆录，弥足珍贵，只可惜残损太厉害，很多关键的地方都缺失了，有些记载也不甚详尽。我对它产生了浓厚的穷根究底的兴趣。当事人早已作古，我只能依靠手头的资料和图书馆、档案里一百年前那些尘封发黄的“新闻纸”，寻找当年的蛛丝马迹。我向历史的深处走去。探究祖先们的秘史让人兴味盎然。当然，细节与情节的合理想象和逻辑推理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我相信那应该就是事情的本来真相。
　　
　　■徽晋联手
　　
　　我最早感兴趣的问题是“晋大恒”和“鑫源号”的合股。中国传统商人历来地域观念浓，帮会门户之见深，心理封闭、戒备。徽商和晋商，一南一北，地域文化迥异，他们究竟是怎样逾越这道鸿沟走到一起的呢？
　　回忆录说：“……自汉口开埠以来，洋商资本大量涌入，银行林立，华商惨淡经营，倒闭接踵，时势维艰，迨光绪三十年秋，英租界中惟剩下‘晋大恒’和‘鑫源号’，两家比邻而居，勉力支撑，遂有合股抗衡之意。……”我查了下手头的资料，汉口开埠早年间，只有英国的汇丰和麦加利两家银行在汉设立办事处，但是到了光绪中后期，德、法、俄、意、美、日、比等外资银行蜂拥而入，短短的二十年间，武汉三镇的钱庄、票号倒闭十家，已去之七八。迫于时势看来是合股的主要原因。我后来又发现当年英文版的《字林西报》上刊载一条消息，报道汇丰银行汉口分行大厦在汉口英租界奠基，时间也恰好是在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的秋天。那么，这件事情会不会就是一个契机呢？
　　或许还会有别的什么。比如，冥冥之中的某种心理暗示。
　　
　　那时候，打桩机正惊天动地地响着。丁芷兰端着紫砂壶，撩起半边长衫，站在马路上远远地观望着。据说汇丰大楼有十六层，好家伙，　这得有多高呀？他仰起脸来，眼光停在洞庭街麦加利银行汉口分行那幢十二层大楼的尖形塔顶上，想象着往上加了四层。他的视线又往南去，江边是高耸的江汉关钟楼。眼光这么逡巡了一周，丁芷兰立即明白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汉口英租界里的这三座高层建筑，即将就要形成三足鼎立的包围之势，把他的“鑫源号”和隔壁的“晋大恒”挤进夹缝里。回头望去，“鑫源号”和“晋大恒”此刻仿佛就是两个丑陋的侏儒，匍匐在虎视眈眈的巨人脚下，时刻等着厄运的降临。
　　“东家，开眼了！开眼了！”这时候“鑫源号”经理朱若年兴冲冲地奔过来，附在丁芷兰的耳边，大声地说。
　　“什么——开眼了？”丁芷兰愣着，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砚！歙砚！就是东翁您的那方龙尾大歙砚！”朱若年有些激动。
　　丁芷兰突然明白了过来，撩起长衫就往店里奔。穿过楼下的店堂，踏上“噔噔”作响的木板楼梯，冲进楼上自己的办公室，他突然地刹住了脚步。
　　他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生怕惊扰了它。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那张宽阔的中式红木写字台上，龙尾大歙砚盛在一只紫檀雕花的硬木盒里，浅绿色的“猫眼”，果然微微地睁开了一道缝。
　　丁芷兰把一盏清水从歙砚的“水帘洞”中小心翼翼地灌进去。阳光下，那只睁开的“猫眼”周围，“福山寿海”中，一会儿就悄然蒸腾起一股似云似雾的氤氲之气，屋子里顿时弥漫着一股幽幽的香味。
　　“东翁，这回不晓得是什么吉兆？”朱若年忍不住问。
　　丁芷兰示意他下去，自己悄然坐在案前的太师椅上，陶醉在满屋的馨香中。
　　丁芷兰年轻的时候并不经营钱庄，他做古董生意，在徽州开店收购古玩。这只龙尾大歙砚原是徽州一破落大户的祖传，被丁芷兰看上了，无奈几次登门对方都不肯出手。有一天丁芷兰又上了门，刚刚坐下，就见满屋子的老鼠狂奔不止。丁芷兰心里有了底，说，我也不再来了，成不成就在今天吧。他把价钱压得比原来还要低。破落户子弟最终还是将龙尾大歙砚出手。原来这破落户子弟吸大烟，满屋子的老鼠都染上了毒瘾。一见老鼠狂奔，丁芷兰明白他熬不住了。
　　这只龙尾大歙砚在丁芷兰手里总共只开过两回眼，当然那都是他到汉口开钱庄以后的事。一次是他四十岁那年中年得子；还有一次是他和汉口怡和洋行的宋买办合伙做一笔出口生意，他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做，结果歙砚“开眼”了，他做了，大发了一笔洋财。那么这次又是什么意思呢？眼下丁芷兰就正有一件大事拿不定主意。
　　半月前，当打桩机的轰鸣声第一次响起来的时候，汉口钱业公会孙会长突然登门拜访，走进了“鑫源号”。
　　“源翁，听见了么？”孙会长一落座，手指着窗外便问。丁芷兰字南源。
　　丁芷兰点点头，“汇丰在盖大楼了。”
　　“德租界那边，德华银行也在盖大楼。”孙会长说，斜睨了一眼，叹息道：“华商的钱庄、票号，如今英租界里就只剩下你和‘晋大恒’两家了。”
　　丁芷兰品咂着这话里的味道。
　　“六国之灭，祸在没有联合抗秦。华商都是独家经营，资本小，风险大，单枪匹马，势单力孤，所以敝人审时度势，以为惟有合股尚可绝处逢生，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