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7年第01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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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江民国影视拍摄基地占地三五百亩，建有一座城楼、两堵城墙，里边是老街、石板路，茶馆、酒楼一间挨着一间，不拍戏的时候，对外开放，是城里人休闲的去处。高坡还是头一回来，她本来跟姬小侯约好的，但他临时变卦，说他妈病了，走不了。她为了看程昆，就赶了公交车，只身前往。远远望见城楼上，竖着一根旗杆，飘着一面黄旗，旗上一条龙，怪怪的感觉。待下车走近，城门口早已人山人海，这是周末，看热闹的人多得不得了，大多是女影迷，不乏老太太和小妹妹，还有人举着横幅，上面写着歪扭的大字：
“程昆我们爱你！！！”
高坡力气大，但体积也大，挤了半天，也挤不进去，幸亏撞见表哥，唤来保安，把她硬拖进了城门洞子。进了洞子，人就少些了，高坡站定，喘息渐稳，发现街道上走的男人都留着长辫，女人穿着旗袍，坐着马车，还有一身黑、端长枪的兵，龇牙咧嘴，丑得可怕。她忙问表哥，“这到底是哪儿啊？”表哥说：“武昌。”看她一脸惊骇，就解释第一集拍“武昌起义”，讲的是1911年10月10日傍晚，革命军冲进城，攻陷瑞澄的总督府，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最终导致了清政府垮台。高坡听得懵懵懂懂，就打断他，问，“程昆呢？”表哥指了一下，说：“喏。”高坡看见，远远的十字街头，一个瘦削的年轻人站在她的自行车旁边，在等待导演发令。一架摄像机架在一条轨道上，机关枪似的，横着扫过来，扫过去。她问程昆演什么？表哥说，他演革命军的党代表，这场戏是他打扮成风流倜傥的书生，白天为了摸清武昌的形势，骑着洋马进城逛，在三江茶楼邂逅了总督府的二小姐，就有了一段乱世缘。高坡哼了一声，笑道：“俗套。”表哥也笑，说：“俗套才有人看，对不对？我好容易争到了后边一个配角，算是导演奖励我。”高坡说：“哇，你就要成腕儿了吧？什么角色呢？”表哥说：“翻译官。”高坡笑起来，“就是汉奸吧？”表哥看着远方，心不在焉，说：“我要走了，你多玩会儿。”顺手抓了瓶1500毫升的农夫山泉递给她，转身就没了影子了。
四月末的太阳，晒得人头皮痒。高坡等得都想发作了，忽然听到一声哨子响，四下里刷地就安静下来了。先是一队乌鸦黑的清兵，端着长枪，假模假样作巡逻状，从街上走过。接着，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让人心紧，也让人难受，高坡举手在额前搭个凉棚，看见一个中年农民，把长辫绕在胸前，正推着独轮车往这边来。高坡差点叫出声：车上架着一口大家伙，正是鲁班作坊家传的柜子！高坡想晓得，这劳什子派什么用场呢？但表哥不在，没人回答她。又过了好久，好像是过了一百年，人群忽然开始骚动，成排的保安手挽着手，艰难地阻隔着涌动的潮流。
程昆骑着轮子巨大的自行车，悠悠地过来了。
高坡本来就高人一头，而眼睛又是何等雪亮，程昆一动，就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穿着青布的长衫，夹在两只巨大如水车般的轮子中间，说不出来的清癯、单薄。他前半个脑瓜刮得精光，显得他的双眼更大，脸更苍白，高坡觉得他比任何一张剧照上，都更加忧郁、坚定，又招人疼爱。她定定地看着他，他朝她这边看了一眼，她眼睛一烫，这时候耳边有人大呼：
程昆！程昆！程昆！
许多人挥动手臂，一齐有节奏地大呼：
程昆！程昆！程昆！
强烈的呼喊，让高坡有点手足无措，她难为情地看看程昆，程昆微笑了一下。他的微笑，似乎成了一种鼓励，一些影迷把晒蔫的玫瑰朝他投了过去。高坡体内有一股烫的水，在急切窜动，涌上她的脑瓜和扬起的手。那只装满1500毫升农夫山泉的瓶子，脱手而出，在模拟的清朝街景里，稳稳地划出一条弧线，“嘭”地砸在程昆的自行车车头上！保安的防线顷刻崩溃了，人的大潮裹挟着高坡，如大鸟展开的影子，向倒在阳光下的那个匹马单枪的书生，澎澎湃湃地铺过去。
程昆受到惊吓，称病不起，拍摄停机了二天。但造势大获成功，媒体的追踪报道持续到该剧封镜。
高坡因涉嫌过失伤害，在被拘留两天后释放。
没有被媒体捕捉到的花絮是：表哥和姬小侯把借给剧组的自行车和大柜子，封镜后卖给了日籍化妆师渚口秀子小姐，收入人民币一万三千元。渚口年近五旬，满头卷发，一脸粉白，蝴蝶般的锁骨中央，吊着一块被枪子儿咬过的护身符，上面镌刻的女人像，已模糊了，又被擦得锃亮。表哥问过她是谁，渚口说：“圣母玛利亚。”自行车，她后来以一万欧元的价格，转卖给了慕尼黑腓德烈家族博物馆，在2006年世界杯期间对外展出。森然的乌黑柜子，至今还停放在她的闺房中。
责任编辑 晓 枫
题 字 李纯博
无 巢
熊育群
郭运的父亲郭瑞仁用一个编织袋拎着他的骨灰就要回贵州纳雍县黄包包村的家了。他满脑子的疑惑，在高楼的晕眩里搅和着——这楼房怎么就砌得这么高呢？四天中，他戴着一顶全新的黄军帽，穿着半新的解放鞋，在广州的大街上走，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天。
一个月前，郭运就是从这里回去的，他想在自己家里建一栋房。他想建的房子只有一层，但是建一层的房，他打了六年工积攒的钱也还是不够。要建房，他还得继续出来打工。
父子俩相继来到广州，前后只差七天。七天前，郭瑞仁把儿子送上去贵阳的长途客车，约好春节回家。七天前，郭瑞仁只知道广州、深圳这样的地名，它们是什么样子的，他有过零零星星的想象，但对二三十年没出过远门的郭瑞仁来说，他怎么也没想过自己会到这样的地方来。是儿子的死讯让他到了广州。
郭瑞仁在广州的马路上走，无法找到儿子的踪影。儿子怎么就会在这个陌生地方永远消失呢？他真的不回去了？更令他无法接受的是。儿子还是一个杀人犯！
9月2日早晨6点多钟，郭运从1320次火车走出广州火车站。10点30分，惨剧发生。9月3日新闻报道后，广州城震惊了，有几百万广州人产生了极度的疑惑——好好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杀人、自杀？！
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郭运在他死前肯定不会在意它。一切显得没有征候，哪怕灾难和死亡离他只有三个小时的时候也是如此。
一
郭运回到家，耳根突然安静下来了。静得耳朵里面发出轻轻的喳喳声。习惯城市的耳朵一时习惯不了乡村。视线里，也看不到什么动的东西。只有山，一座座孤峰耸立，这些石灰岩的山，像他小时候那样一直就耸立在那里，任这个世界千变万化它好像从来不曾变化。只是郭运觉得它比从前矮了许多。小时候记住的东西，等到人长大了，特别是人离开它了，出远门了，再回来的时候，原来高大的东西都会显得矮小许多。他坐在自家门口望着这些山峰的时候，父亲郭瑞仁已经背了一大篓洋芋进门了。他在自家门口坐了一个上午。燥热的蝉声在樟树上此起彼伏。
比起深圳那些高楼，这些山真是些废物。郭运想起自己第一次到深圳，一下汽车，一栋黑色的大楼阴影把自己全罩住了，那栋楼离自己还远着呢，隔着一个大广场。阴影从地上爬过来，让水泥地发出一种幽暗的蓝光。他抬头看了一会儿，脑子里模糊地想到过老家的山，那一座座石灰岩的山，它们谁更高呢？他那时站在高楼的阴影里等他的中学同学王福田。
王福田与他一样都是乡下人，但他进城没几天，就看不起乡下人了。郭运本来也梦想着做一个城里人，但在城里打了两三年工后，他明白凭自己这身本事他是一辈子做不成城里人的。他认定了自己只是个乡下人，城市只是临时的栖息地，他像一只鸟，巢筑在乡间的树林里，到城里只不过是来觅食的。在觅食的时候，他时时想着的是自己的巢，在外受了欺负，人家给他最差的食吃，他也都能忍。因为他一想到自己温馨的巢，眼前的一切就都变成临时的了，临时的忍一忍就过去了。他在想象中把童年的日子越想越好，把黄包包村的巢也越想越美。时时拿村里的长处与城里的短处来比，心里不知有多熨帖。
这一个上午，离开了深圳的混凝土丛林，回自己的巢了，自己为什么还老想着它呢？
一想到深圳，郭运就变得有些焦虑了。他从深圳回家是8月10日，今天是第几天了？他喊：“爸，今天几号？”没人应，他再叫。屋里传来一声：“哪个晓得，好像古历二十六。”问了也白问。郭运哪里晓得古历是多少。他想起问问女朋友，就打开了手机，打通了女朋友的“动感地带”。那边嘟嘟响过三声，就跳出了女朋友杨萍甜甜的声音。她问他在家干吗。这一问让他更烦了，直愣愣就问她今天几号了。杨萍反问他，问几号干吗？你回去九天了。房基地选好了吗？正在郭运犹疑的时候，母亲龙上英叫他吃饭了，他就匆忙说了一句，家里宅基地被做了规划，还在托人找路子，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说完就“啪”一声挂了电话。
郭运清楚，这房是砌不成了。不但宅基地还没着落，就是砌屋的钱也还差好几千元。原以为六年在外辛苦赚的钱，可以砌一栋平房，没想到在黄包包村砌屋比他出门打工时贵了快一倍。他听到砌匠跟他算完账，人一下就像从大热天掉到冰窖里了。他望着那个留着稀薄胡子的砌匠，觉得进门时，他是俯视砌匠的，现在怎么就觉得自己萎缩了，他得仰视他才成。他听到了自己说出的话：“还能少一点吗？”声音又尖又细，气息也没有那么顺畅。砌匠是郭运家的远房亲戚，他把嘴上的稀薄胡子弄得一抖一颤的，好久了就是不见嘴张开。郭运盯着这些稀稀拉拉的胡子，等着他张口。“这是最少的了，要降价，只有不粉墙，不做水泥地。”砌匠又算了一把，抬起头，报了一个数字。轮到郭运算了，他算数时喜欢闭上眼睛，等他睁开眼睛了，数也就算好了，算来算去，还是差了四五千块。
家里这栋低矮的红砖房，早已经破烂不堪了。比城市里那些流浪者搭的临时窝棚好不到哪里去。外面刮大风时里面刮小风，外面下大雨房里下小雨。一口口砖好像极不情愿地凑合在一起，把缝裂得拇指一样宽。看着这些已被无数手指摸得发黑的红砖，他心里就堵得慌。女朋友跟他约法三章，没砌房子她不回来，没砌房子不能公开他们的关系，没砌房子她不嫁。他辞了工，就是回来砌房子的，他要把杨萍娶回家来，他不再想出远门了，再也不想过那种外面漂泊的日子，他需要安安稳稳过正常人的家庭生活。但一切梦想被这几千元钱拦住了。
刚到家时，他和杨萍还热线联络着，短信一刻也停不下来。他想着她，有时，他还走到村口玉米地里给她打电话，说些疯话，掉眼泪的话。尽管话费难以承受，但他整天跟丢了魂一样，像瘾君子来了毒瘾，爱情有时候就是一种病，他听到杨萍的声音，病就好了，就觉得心里安定了。
虽然只有几天，郭运觉得回来很久了。在黄包包村转悠，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去了，狗冲着他吠，他吹口哨、给狗招手，几条恶狗不买他的账，认定他是个外来人。想想以前，他也是喂过狗的，全村哪条狗见了他不是老远就摇尾巴的。现在他回来好几天了。仍然把他当做危险人物，对他丝毫不肯放松警惕。郭运一气，捡了石子就扔了过去，狗群怪叫着跑远。但跑远也不过是几十米，没多久就又转了回来，继续朝他吠着，音量更加宏大了。
村里出来一个老人或者小孩，一看是郭运，对着狗吼几声，它们就乖乖走远了，各自寻欢去了。郭运觉得心里别扭。
经过人家地坪，鸡在地里刨食，他走路的速度惊得刨食的鸡咯咯直叫，扇动着两个翅膀飞跑到一边去了。郭运意识到自己走路急匆匆的样子，与村里人不紧不慢地走路大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变了，变得与族里的婶婶伯伯多说几句话的兴趣也没有了，哪怕人家主动打听他在外面的情况，他也是用不能再简短的话搪塞过去。聊天是一种心境，彼此要有共同的意愿才行。郭运不是不想说话，他遇到合适的对象又说又笑的，为什么回村里了他连个说话的人也找不到呢？以前在村里，他可是快快乐乐的，没有这样格格不入啊！怎么回来了也这样孤单！自己好像也把自己当外人了，总是以一个局外者的眼光观察一切。他很讨厌这样，城里人看乡下人总是很优越很居高临下的，自己怎么也这样看自己的乡亲呢！在外他很喜欢那些唱乡愁的流行歌曲，他唱一唱，唱过后好像乡愁就没那么浓烈了，但回来了仍然感觉有“乡愁”，这种“乡愁”又不是那种乡愁，是一种他无法说出来的乡愁。
杨萍在电话里跟郭运说，她也做好了辞工的准备，房子一上梁她就赶回来。但自从砌匠来过之后，他们的热线就慢慢冷了下来。有时他去地里帮父亲收洋芋，就把手机扔在家里，不想带着它在身边。这样好像烦恼也离自己远一些了。
中午，母亲做了洋芋炖猪肉，香气从房里飘得老远，连狗都知道今天中午有肉吃了。他闻着这气味，感到温暖。小时候，每当闻到这气味就知道又是一个什么节来了。不过节哪来的肉吃。这样说来，他回来已过了好几个节了。差不多隔天吃一次肉。父母靠家里几亩薄田过日子，刚够填饱肚子。每月的油盐钱都要发愁。肉一个月才吃上一次。这是父母破例为他做的。他为自己没能让父母过上好一些的生活而内疚，他怨自己无能。回来的时候，他一进家门就塞给了母亲三千元钱，在外六年也没怎么孝敬过父母，每次回家，父母只收他一两百元钱，总是嘱咐他攒点钱，将来娶媳妇用。他这个岁数在农村早已到了娶亲的年龄了。这次不出去打工了，就一次性给父母一笔钱，让他们慢慢花，再不用为油盐柴米操心。他要让他们为自己赚的钱而惊喜一次。他想尽一份孝心。
他还给母亲买了一件红色罩衣，两双塑料凉鞋，到了贵阳又加了一大包洗衣粉，给两个侄儿买了糖果饼干和学习用品。到了纳雍县城，想着没给父亲买什么，又折回日杂市场，挑了一顶黄军帽，一双黄色解放胶鞋。
郭运回来得少，两三年才回来一次，他舍不得路费钱，一般住上几天就走，也是为了早点上班多挣几个钱。父母心疼他，这次回家，母亲头天就把自家的鸡杀了。这会儿龙上英叫得欢：“娃啊，娃啊，吃饭啦。”“去把你哥也叫过来。”他哥郭仪就住在隔壁，郭运懒得动，扯着嗓子喊：“大哥，妈叫你来吃饭咧！”那边却没有人应。他还在地里没回呢。
郭运以为自己奋斗了六年，积蓄了一点钱，回到黄包包村也许不会过从前的穷日子了，他曾因交不起学费，初中辍学了两年，后来父亲给他凑齐了学费，他才跟着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妹妹初中毕了业。没有钱，高中不能上了，他回家帮父亲干点农活。现在，他打了六年工还是不能翻身。心爱的女人可能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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