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7年第01期-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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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对幽窗，他都没有放弃对明代史书的研读。他被押解到台湾之后不久，曾托人捎信给在内地的大姐首芳，说他“眼睛花了，小字书看不大清楚”，请她在北平或者西安“买一部大字本《明史》，打箱寄来，千万别叫它受湿、污损”。信中还特意嘱咐：“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我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面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一碰就破的。”　
　　一次，他给朋友写信。说：　
　　光阴如流水，转瞬已是十易寒暑。在这悠长的岁月中，我　
　　实在读了一些书，并且对于读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近来喜　
　　欢治史，尤其爱读变乱时期的历史。　
　　这个期间，有关明代的史迹，成了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话题。在同一位故人谈心时，他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　
　　官吏和带兵军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　
　　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其时，大陆这边内战烽火高燃，国民党正调兵遣将，气势汹汹，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　
　　读明史，他往往侧重于人物的考究。对于抗击倭寇的戚继光和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他十分钦慕。心想，这两位民族英雄都是在三十几岁的青壮年时期，就为国家统一建立了丰功伟业；可是，自己……思来想去，常常憾恨交加，终夜无眠。而对于那些丧失民族气节、觌颜事敌的“贰臣”，则满怀着鄙夷之情。明末文人钱谦益，官至礼部尚书，降清后，仍作礼部尚书，历来遭到史家的讥议。乾隆帝以其大节已亏，不齿于士林，下令将其所著书及刻版全部禁毁，并作诗加以嘲讽：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　
　　进退皆无据，文章那有光？张学良看后，觉得快然于心。　
　　赴台伊始，张学良被羁押在新竹井上温泉，后来，蒋家父子为了缓解人们对其“苛待少帅”的非议，在台北北郊选了风光明媚的阳明山，安排他的住所。这里原名草山，蒋介石改为阳明山，用以纪念他所景仰的一位明代哲学家。可是，张学良却全不理会这些，竟然执意要住进半山腰靠近公墓的平房。说：　
　　我这些年寂寞惯了，呆在热闹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就住在墓地里，还贴了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逃不出这一关，住在公墓里又有何妨。　
　　这里说的“那个人”名叫归庄，是明末遗民，终身野服，誓不仕清。清代文人钮琇在所著《觚媵·续编》中，记载了归庄的逸事：　
　　结庐于墟墓之间，萧然数椽，与孺人（妻子）相酬对。尝自题其草堂日：“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　
　　张学良巧用明人归庄“结庐墓侧”的故实，来拒绝蒋家父子为其“改善”居住环境，亦庄亦谐，玩世不恭，蕴涵着浓重的嘲讽意味，令人哭笑不得。从这里也能够看出，他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对正史颇有研究，即使那些十分冷僻的文史丛书、笔记小品，他也多有涉猎。　
　　关于潜心读书的情况，他曾通过一首五言绝句，向前来孤岛探望的东三省元老派人物莫德惠表述过：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唯一愿读书。　
　　他还对莫德惠披露心迹，说自己很想成为一名历史教师，在台湾大学教授明史，也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当一名研究员。　
　　真没想到，历史、特别是明史，竟有这么：大的魅力，叫他一迷至此！　
　　我们不妨从内因、外因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张学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他读史书是为了“增加治国、处世的本领”。　
　　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受外国欺侮，我想从明、清两代找出原因。因此，计划先研究明史，接着研究清史，再及于民国史。　
　　明朝二百余年，内忧外患多集中于东北、华北一带；而张学良曾先后主持过东北、华北的军政要务，其中自然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借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些不了解他“背黑锅”真相的人，曾在报刊上写文章，把他比作明朝末年的高第——这位兵部尚书兼蓟辽经略，曾尽撤山海关外驻防之兵，使清军轻易占领大片疆土；还有的骂他是“现代的吴三桂”。当时，他自然无法公开站出来加以剖白，但作为封疆大吏，终竟守土有责，他为自己的严重过失深感愧疚；私下里总想，应该把明清之际这段历史搞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挨骂也要挨个明白”。据沈醉等人后来的忆述，事后，张学良曾几次请求蒋介石，希望能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家交流切磋一番，但始终未获批准。　
　　诚然，蒋介石曾经让他“潜心读书”，叫他摘笔录，写眉批，写心得。但读什么书，研讨哪些课题，却是大有讲究的，就是说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哪里会让他去研讨什么“清军入关抵不抵抗”呀？1934年，张学良被委任为剿匪副总司令，作为副统帅，他的职责就是奉命“剿共”。为此，老蒋专程从南京赶到汉口，亲手送给他一部清人吴梅村写的《绥寇纪略》，让他了解明末“流贼”的行径和崇祯一朝君臣的作为，以加深对蒋氏“剿匪”方略的理解，从而于开拓“铲共”战局有所裨益。　
　　不过，事情并不像设想的那样简单。张学良通过研读这部记述明朝覆灭前夕遗闻逸事和陕北多股义军起事的史书，别有会心地发现，目下政府“暮气沉沉”，“大势已去，人心尽失”，“跟明朝末年一个样子”；从明末陕北义军风起云涌的发展态势，联想到了当今陕北工农红军驰骋疆场，所向无敌的现实场景。这么一“转向”不打紧，说不定已经为他两年后逼蒋“联红抗日”，凝结成一缕强劲的心丝。　
　　这当然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如同俗谚所说：“本想驰向草原，却一头栽进了马厩。”哲学上把这种初始的意向同后来的结果恰相悖谬的现象称为“悖论”。按照西方史学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解读，无法排除研究者主观的意向。从接受美学来说，读史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由于着眼点不同，同一部史书，蒋、张二人读来，竟有这么大的差异。这使人想起《史记》所载，当看到秦始皇豪华、恢弘的气派，汉高祖刘邦脱口而出：“大丈夫当如此也！”艳羡之情溢于言表；而楚霸王项羽则一脸不屑，大胆放言：“彼可取而代也。”　
　　　
　　二　
　　　
　　在蒋介石心目中，张学良是一只烈性而又任性的“东北虎”。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颇为这个血性磅礴的硬汉子不服管教，难以对付，深感头疼。恰好张学良陪送他到了南京，无异于猛虎自动投笼，可谓天遂人愿，正中下怀。不过，蒋介石并没有为此感到轻松，甚至觉得左右为难——如何处置这个送上门来的“扎手货”呢？宰了他吧，不管以何种手段，都是轻而易举，但限于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不便动手，也不敢动手；留下来吧，又觉得总是一条祸根，一眼照管不到，早晚还会出事。　
　　其实，对于这种处境，张学良自己也是一清二楚的。后来，他在同台湾著名企业家王永庆交谈时，曾经提到过，在蒋介石眼里，他“这个小家伙，是个刺猬，捧在手里，嫌扎得慌；放走了吧，又有顾虑，怕他出去闹事”。　
　　怎么办呢？蒋介石只好求助于四百年前的一位古人——王阳明。这位明代的哲学家、政治家，从他围剿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闹事”的“百死千难”中切身体验到，破坏封建秩序的，除了有形的“暴民”，更危险的是那些潜伏在人们心中的无形的反抗意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蒋介石认为这是至理名言，终身奉为圭臬。　
　　为了防备张学良逃逸和被人“劫狱”，蒋“委座”的办法多多，无论押送到哪里，都是如临大敌，布置三道防线，重重设障，严加看守，真个是：插翅难飞。可是，“锁身容易锁心难”。蒋介石还缺乏唐僧制伏孙猴子的“紧箍咒”。要想锁定这只“东北虎”的勃勃雄心，让它服服帖帖，彻底“就范”，单靠外面层层设防是无济于事的；还必须按照独裁者的意志去管教他、改造他，也就是“驯心”。这要靠“读书”。只要钻进故纸堆中，起码也可以钝化锋芒，消磨意志，所谓“十年读书，十年养气”是也；最终达到“洗脑筋”的目的，用蒋介石的话说：“研性理之学，收调教之功。”于是，老蒋便选中了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指令张学良在监禁中潜心研读。　
　　这是一部关于明代诸儒的学术思想史，其学问根底盖源于王阳明。全书六十二卷中，有二十六卷是有关“王学”及其流派的。里面有这样的论述：　
　　自姚江（王阳明为浙江余姚人——引者注）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返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在阐述“致良知”和“格物”时，王阳明指出：　
　　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　
　　王阳明把“物”定义为“意之所在”，因而，格物就是格心，也就是“正念头”。　
　　蒋介石不枉推崇这位异代同乡一回，现在，果真就派上了用场。他要让张学良通过研习王阳明的“心学”，使“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正其不正以归于正”；期待着张学良也能像王阳明那样，“龙场悟道”，深谙格物致知、为善去恶之旨。　
　　三年后，不知是否出于蒋介石的有意安排，张学良果真被押解到了贵州的龙场驿，同贬谪中的王阳明一样，不多不少，也在那里居留三年时间。不过，“改造”的效果并不符合预想。原来，张学良自幼便养成一种内在的反叛精神：你要我如何如何，我偏不听那一套，偏要随心所欲，另起炉灶。很早，他就种下了一种成见：“儒家思想落伍。那是做官的哲学，我看不起。”现在所接触的，偏偏又是那一套充满教训意味的“老鸦声调”。对于王阳明一派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的言说，他也很不以为然。　
　　《传习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　
　　花树问日：“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　
　　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　
　　相关？”　
　　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　
　　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　
　　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　
　　尔的心外。”　
　　张学良从生活实际出发，认为这种说法毫无道理。他说：　
　　因我心不动，可是风和幡仍在动。风动，幡动，如我心不动，则与我无关。　
　　我不看花，花仍在独立开放，可是我不来看，花与我何关？　
　　不过，张学良并不“因人废言”，也不“因言废人”。王阳明的学说，他不表赞同；但对其为人还是很欣赏的。《明史》中说，王阳明“以直节著”，刚毅正直，由于仗义执言，忤犯了大太监刘瑾不算，还触怒了至高无上的正德皇帝，结果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和王阳明有情感互通之处。在龙场驿，他就住在阳明祠正殿旁的石厢房里。每次出门都能看到祠门两侧的石刻对联：　
　　三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　
　　一宵觉悟，文经武纬是全才。　
　　对于这里的“至乐”和“全才”，他渐有体悟，心为所动。　
　　王阳明遭贬之后，仓皇离京南下，刘瑾曾委派爪牙尾随在他的后面，准备暗中加以谋害。被他及时察觉，遂巧施脱身之计，把衣衫和鞋袜丢在钱塘江边，并附绝命诗一首，然后，迅即搭乘商船急驶舟山。谁知，这场惊险刚刚躲过，便又遭遇到意外的更大波折，海上突然刮起飓风，商船剧烈地颠簸，生命危在旦夕。他“神明愈定，智虑无疑”，镇静自若，处变不惊，从容写就了一首题为《泛海》的七言绝句：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孤舟一叶，闯荡汪洋，险则险矣；他却视同浮云掠过太空，安危、祸福完全置之度外。想象自己如同一位天外游僧，月明之夜，手执锡杖，足踏罡风，乘着万里洪涛，飘摇自在，任意邀游。思通万里，胸开三界，诗中充满了禅机理趣。即使是面对谪戍荒边的苦难生涯，他也绝不心灰气馁，而是泰然处之，从容应对，终日不改其乐。这对于同样处在患难境遇中的张学良，未始不是有力的现身说法。而王阳明“文经武纬”的“全才”，更为他所心仪。《明史》本传中记载：“所将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数十年巨寇，远近惊为神。”这也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这个时期的张学良，还满怀着热切的渴望，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施展他的宏伟抱负，驰骋抗日疆场，得偿杀敌报国的夙愿。　
　　　
　　三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史，面对的是古人，可是，读着读着，却也常常能够照见自己。在读明史过程中，张学良时常出现这种感觉。这里首先要提到杨升庵。　
　　杨升庵小王阳明十六岁，他们属于同时代人。但其学术思想、政治观点有很大的歧异。他曾批评王阳明的“心学”虚言无实，“使人领会于涉茫恍惚之间而不可捉摸”。如果说到相通之处，倒是王、杨二人具有类似的刚直性格和惨痛遭遇。两人都因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而遭到贬谪、流放，又都在辽远的边陲，一为贵州，一为云南。当然，就苦难程度来说，杨升庵要大大超过王阳明，他活了七十二岁，竟有一半时间是在蛮荒谪戍中度过的。昔日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荣华富贵，瞬间化为乌有，由权力的巅峰跌入幽暗的谷底。这种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对于他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在读史过程中，张学良又发现：原来，王阳明与杨升庵遭贬之时，都是三十七岁。三十七岁！！！这回他可大为惊骇了：“我不也是三十七岁遭到拘禁的吗？”——三个人相隔了四百年。竟会有这样的巧合！　
　　不仅如此。他和杨升庵，都是出身官宦之家，都属豪门公子；都是少年得志，一为三军统帅，一为文场状元；遭贬之前，都曾大红大紫，名震神州；都是因为开罪于一个最高独裁者，而遭到残酷报复，终身监禁……　
　　杨升庵的父亲官运亨通，历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当了十八年宰辅。他自己二十四岁中了状元，而后，任翰林院修撰和经筵讲官达十二年之久。早期仕途上，飞黄腾达，春风得意。后来，明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遵照《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之礼，由同辈庶兄弟继承大统，是为世宗嘉靖皇帝。古礼：“为人后者为人子。”非嫡系之宗藩入继大统，就成了前任君主之后嗣，不再为亲生父之子。而嘉靖皇帝为了提高本宗族地位，要否定这种礼制，追尊其生父为兴献皇帝。这样，就在朝廷内部引起了“承认皇统”还是“尊奉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