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的囚徒-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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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庐
10月4日，本年度第一个诺贝尔奖隆重揭晓，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因发现人类嗅觉系统的奥秘荣获生理学医学奖。有趣的是，在介绍这两位“气味专家”的成就时，几乎所有媒体都用上了“花香”这个比喻。新华社的电文就是这么开头的：“独特的花香会唤起一个人久远的美好回忆，但一种难闻的气味也会让人对某种食物避之唯恐不及……”
看到这些，我不禁想起了一个故事，巧合的是，它不但与花香有关，而且也涉及诺贝尔奖。故事不长，且让我慢慢道来。
话说四十年代末，一家瑞士香水公司的一名化学家在研究花香时，发现自己的工作只有两种可能的答案，而且这两个答案竟然完全相反。可惜，他根本不能肯定究竟哪个答案是正确的。要是在现在，他大概只能长叹一声，放弃了事。但当时的论文发表机制，却让他找到了一个可趁之机。
原来，欧洲有着十分严格的专利制度，研究结果一旦被公开，就再也不能申请专利了。这可真是件伤脑筋的事。于是，一种“密封信”制度应运而生。所谓密封信，就是作者向杂志社寄出一份稿件，却用红蜡或者类似的东西把信封口封死。在收到这种密封信后，杂志社的编辑只在信封上注明收到的日期而不打开它。一旦作者发现其竞争对手已经或者将要发表同样的东西，他就可以要求编辑打开密封信。由于密封信上标明了具体的递交日期，不管他的文章何时才能正式发表，他都可以享有优先权。如果某个成果的发明者希望得到专利，他就可以把他的研究成果以密封信的形式送出去，等到他的专利申请被专利局批准之后，再要求发表。对于那些希望鱼和熊掌兼得的人，这实在是妙不可言。于是这一制度风行一时，连身为193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鲁日奇卡，也这样在《瑞士化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花香精的文章。
我们一般人大概很难想到想到这其中有什么破绽，可这位瑞士化学家显然十分聪明，他竟然同时递送了两份密封信，里面分别写着他的那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此人认为自己这么做肯定万无一失。只要有人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地证明了两个答案中的一个，他就可以要求编辑打开装有正确答案的那个信封，并宣称自己享有那项研究的优先权，尽管他并没有真正解决那个问题。
事情果然发生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不知是什么阴差阳错，那位编辑居然打开了一个错误的信封！这下真相大白，那位化学家固然声名扫地，而这种密封信制度也就此寿终正寝，成为过眼云烟了。
这个花香与密封信的故事出自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英文小说Cantor’s Dilemma，其作者乃是鼎鼎大名的“人工避孕药之父”卡尔·杰拉西。他是国际化学界的泰山北斗，熟知科学界的内情。书里不但讲述了一个极富悬念的故事，还有很多有趣的学术掌故（他在后记中保证，它们全都千真万确），所以一出版就极受欢迎，还被《纽约时报书评》评价为“任何想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不可不读的一部杰作”。奇怪的是，这么一本书国内居然一直都没有引进。最近听说百花文艺出版社已经获得授权，并将中文版书名定为《诺贝尔的囚徒》，即将出版上市。这下子，国内的读者终于有眼福，可以看看这部在国外学界久负盛名的奇书了。
书评斯人而有斯书
——评《诺贝尔的囚徒》
逸庐
有朋友送来一本刚出的新书《诺贝尔的囚徒》，扉页上还赫然标有“学术生态小说”字样，一望可知，必与诺贝尔奖有关。必与学术界有关。展书一读，但见故事悬念丛生，精彩纷呈，不觉沉浸其中。
这是一本以国外学术界为背景的小说，与一般的文学作品不同，它极其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学术界内部鲜为人知的种种秘辛，诸如同行间为学术优先权而相互竞争、为发表论文而费尽心机，乃至为争取学术桂冠——诺贝尔奖而不择手段。书中也论及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在学术界所受歧视等，令读者别开生面，大饱眼福。
小说有两条轴线，主线以生物学名教授康托及其得意门生杰里·斯塔福为主角。康托在学术上卓有建树，被视为诺贝尔奖的可能得主，但一直未能如愿。他提出了一个癌症如何形成的创新理论，并设计了一个实验，安排其学生杰里进行。实验成功后，马上被学术权威杂志《自然》发表并引起轰动。康托还被提名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然而，哈佛大学的研究小组却无法重复实验结果，而杰里还被人怀疑可能在实验中作假。康托为了自己的诺贝尔奖之梦，不得不对此加以隐瞒，自己设计另一套实验，独立完成理论的验证工作。而这个可能有错的“康托—斯塔福假说”竟博得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青睐，杰里自觉心虚，甚至想拒绝这份荣誉，但康托却不想把事情弄得尽人皆知，虽对杰里颇有不满，也只能想法弥补。整个故事就在一连串冲突之下一气呵成，使读者在故事结束后仍意犹未尽。
小说的次线是一些校园中的感情故事。杰里的女友塞莉美貌姣好，从小就渴望在科学上出人头地，在大学第二年，年龄与其相差三十多岁的教授勒夫金就以向她提供学术指导为诱饵，与她展开了一段师生恋，后又断然与她分手。塞莉的姨妈葆拉与康托由于在音乐、古典家具等方面的共同兴趣而开始约会。当葆拉获知康托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后，她更是主动进攻，使他们的感情日益升温。在康托和杰里获得诺贝尔奖后，塞莉和葆拉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获得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另眼相看，成了颁奖典礼的座上宾，获得了种种礼遇。
既然以学术为背景，书中自然有相当篇幅在讨论专业内容，但作者笔触生动活泼，让人读来不觉生涩，反倒能借此了解学术研究者的心理。作者丝毫不避讳专业领域的用语、技巧以及人或事，甚至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解释。但这对于读者理解主要情节冲突根本没有影响，反而会令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读者觉得新鲜有趣，并从中学习一点新知识；而那些有相关知识背景的读者则更会津津有味，并具体理解和想象其中的种种关节；至于那些正在求学的研究生们，看到其中对研究生活的描写，比如论文写作、准备实验、寻找资料等，自然更是深有共鸣。本书除了主角和情节是虚构的之外，提到的其他人物、学术期刊、轶闻趣事等，都完全取自真实。这种虚构和真实的互相穿插，使读者读起来更有价值感。
作者竟能把学术界的生活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如数家珍，实在令人佩服。但等了解了作者卡尔·杰拉西的生平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作者竟是一个一等一的奇人，有斯人，方有斯书！
杰拉西其实并不是一名专业小说家，他乃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系的名教授，赫赫有名的“人工避孕药之父”。他在化学领域成就卓著，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但六十岁后，他居然放弃了科学研究，转而搞起了小说和诗歌的创作。这究竟怎么回事？
原来，杰拉西教授先后结过三次婚，由于将生活中的大多数时间都用于科学研究，前两次婚姻都失败了。此后他爱上了一位文学家，但她却又离开了他。在痛苦之余，杰拉西决心报复。他的报复方式极富个性。他决定在她的地盘——文学领域——进行“报复”，用自己在文学而不是科学上的成就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显然，他成功了。那位文学家回到了他的身边，成了他的第三任太太。
杰拉西既然是科学家出身，他的作品以科学为背景，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杰拉西高人一头的地方就在于，他把目光放在了科学中的道德伦理文化上，用小说和戏剧来展现科学中的人性。这本《诺贝尔的囚徒》原名《康托的困境》，正是他的代表作，甫一出版，即好评如潮，被誉为“来自一位科学先知的手笔”，是“任何想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不可不读的一部杰作”。
放下手中的书，我忍不住想，我们国家的科学界里，是不是也有杰拉西这样的奇人，也会写出这样的奇书呢？
第一部分致中国读者
本书何以成为20世纪的一部经典小说呢？它的主题既不是战争，也不是异化——这两者乃是20世纪里小说的主要题材。卡尔·杰拉西的《诺贝尔的囚徒》（Cantor’s Dilemma）之所以堪称经典，是因为它首次真实地描写了科学家的生活和道德观念。而在刚刚过去的那个狂暴动荡的世纪里，科学技术是最富有创造力的领域。
卡尔·杰拉西是一个极富叙事技巧的作家，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科学家——他自诩为“口服避孕药之母”。 他的创作来自内心，来自对充满激情（有时亦困惑不安）的实验室居民的深刻了解。科学家们——在本书中主要是生物学家和化学家——囿于其所处的环境和体制而不得不抑制自己的热情。那又会怎么样呢？他们是富有创造力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渴望引人瞩目，他们追求第一。实验室里的权力纷争、女性在科学界地位的上升、教授偏爱学生所引发的问题、完成一项被誉为重大科学发现时所历经的艰难困苦，以及重复验证时所费的周折——所有这些都在这本关于当今世界的激动人心的小说里被描述得栩栩如生。
中国是一个有着无数科学天才的国度。在你们的年轻人当中自然地会有一种渴望，希望知道科学代表什么。我衷心希望他们在行走于科学之路上时，也对伦理和人类价值进行一些思考，而这一切正是本书所阐述的核心思想。
罗尔德·霍夫曼
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
第一部分人物表
伊西多尔·康托（Isidore Cantor），昵称“艾西”
分子生物学教授，后获得诺贝尔奖。
杰里迈亚·斯塔福（Jeremiah Stafford），昵称“杰里”
康托的学生，与康托共同获得诺贝尔奖。
库尔特·克劳斯（Kurt Krauss）
哈佛大学教授，肿瘤权威，康托的提名人。
塞莱斯蒂娜·普赖斯（Celestine Price），昵称“塞莉”
杰里的女友，正在攻读化学博士。
格雷厄姆·勒夫金（Graham Lufkin）
塞莱斯蒂娜的大学老师，与她有过师生恋关系。
葆拉·柯里（Paula Curry）
塞莱斯蒂娜的姨妈，康托的女友。
琼·阿德利（Jean Ardley）
女化学家，塞莱斯蒂娜的导师。
莉亚·伍迪森（Leah Woodeson）
塞莱斯蒂娜的室友，正在攻读文学评论的研究生。
第一部分第1节 灵光乍现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将要赢得诺贝尔奖的想法写在了一张洗衣单的背面。
“该死，”他咕哝了一句，用手紧紧按住撞得生疼的膝盖。他蹒跚着往浴室走去，右手扶着墙，摸索着往前走。即使不具备神经生物学知识的人也知道，光会刺激视网膜，使人睡意全无。
要是在自己家里，他对到盥洗室的路径了如指掌：从右边下床；用左腿把被褥推开，沿着床边走四步；三步穿过过道，右手就可以碰到墙壁。然后往前直达盥洗室的门，用左手摸索着寻找洗脸盆，最后，右脚小心翼翼地凭感觉找到马桶的底座。他蹲坐着如厕时，眼睛仍然闭着，黑暗中，他利用这段时间保留对醒来时分梦境的最后记忆。他聚精会神地回想被打断的梦境，不愿意开灯，以便回去继续睡觉。
然而，今天晚上，他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剑桥市哈佛广场对面的喜来登酒店。他的膝盖真是撞得不轻，坐在马桶上，他仍然在揉膝盖。寂静中，最后几滴尿液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疼痛彻底唤醒了他。他开始想到讲演。他突然一惊。天哪，他想，赶紧伸手去找电灯开关。就是它！我怎么会把它给遗漏了呢？灯光刺得他的眼睛有好一会儿什么也看不见，他伸手去拿挂在门背后的睡袍。
凌晨3点14分，伊西多尔·康托教授坐在小书桌旁，开始在书桌抽屉里找到的唯一一张纸上匆匆地写了起来。这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将要赢得诺贝尔奖的想法写在了一张洗衣单的背面。
第一部分第2节 哈佛的演讲（1）
康托的假说确实充满了大智慧。克劳斯在心里构思了一篇适当的赞美词。康托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它们将作为克劳斯传说中最负盛名的妙语之一载入哈佛的史册。
克劳斯肉瘤既不像卡波西肉瘤 那样丑恶，也不像劳斯肉瘤 那样著名，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其发明者哈佛大学的库尔特·克劳斯仍然十分活跃。他的肉瘤早已成为典型的肿瘤之一，大多数医治肿瘤的化疗新药品都要用来它作试验。如果新的药剂不能够使克劳斯肉瘤缩小的话，那就十有八九不会再做进一步的试验了。
癌症研究方面的流言蜚语在克劳斯的实验室里自会很快结束。把流言变成现实（或者让它销声匿迹）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克劳斯的午餐研讨会上陈述自己的结论。“艾西 ，”克劳斯打来了电话，“有传言说你现在正在涉猎一种新的肿瘤生成理论。”
“我恐怕不会说是涉猎，”康托回答说，“我对此是很认真严肃的，虽然它还只是一种假设。”说起来，康托的想法相当简单明了。在他看来，导致肿瘤生成的罪魁祸首必定是一种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必须穿过一个乃至几个细胞膜，才能进入细胞里面破坏捣乱。而除了一种罕见的例外情况外，所有这些细胞膜都只允许在一个方向上发生易位。在康托看来，这就是关键所在：如果一种可能是由突变引起的化学变化允许致癌物质双向进入正常细胞，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只要有一个入侵者，它就会冲破障碍进入一个细胞，使其产生癌变，然后又会从这个细胞里出来，再进入下一个细胞，然后又是下一个……负责细胞膜单向运输蛋白质信号的结构片段始终位于蛋白质的“游离氨基”端附近。在已知构成蛋白质分子的20种氨基酸中，只有一种氨基酸——精氨酸，有三组这样的“游离氨基”，它们附着在一个碳原子上。康托的关键假设是，引起蛋白质精氨酸成分变化的突变，会导致蛋白质的双向运输通道突然打开。
“是吗？你有办法检验这种理论吗？”克劳斯立即把手指戳在了他的软肋上。康托还没有做任何试验来证明其假说的正确性。一种没有证据的假说，有时候比毫无用处更糟——它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你可能会把此后的精力全部用来验证它，结果却只是徒劳。
康托很不情愿地勉强承认说：“没有，我还没有想好如何证实这一想法。我正在研究。”
“既然你正在研究，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讲讲你那严肃的假想呢？”电话里可以清楚地听见克劳斯在窃笑。“没准我们可以帮助你解决实验中所遇到的问题。”
当人们被克劳斯请去在每周都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做演讲时，他们向来是有邀必往。三个星期之后的这天，康托就在剑桥撞伤了膝盖。翌日早晨，他坐在“白兰地酒餐馆”里吃早餐，一边在翻阅他的笔记。原先，他还有点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