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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诺贝尔的囚徒-第7章

小说: 诺贝尔的囚徒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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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你没有告诉他我们俩的事?”塞莱斯蒂娜似乎很吃惊。“他不知道我们俩同居的事?”    
    斯塔福摇摇头。“为什么要让他知道?他从来不曾与我们讨论他的私生活,所以我为什么要告诉他我的呢?”    
    “等一等!就一分钟。”莉亚再也按捺不住了。“在你们跳到另外一个话题之前,先解释一下PNAS代表什么?”    
    “代表《国家科学院学报》(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斯塔福说,“我还以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我们这个领域最具声望的期刊。“    
    “既然我们已经弄明白这件小事了,”她不理睬斯塔福,转向阿德利。“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请别人替你把论文递送到PNAS去?如果我想送交一篇论文到我这个领域的一份杂志上去,比方说,到《批评探索》,或者《符号学》,或者《文学诊断》,我只需自己这么做就行了。是我,莉亚·伍德森,而不是我的教授,也肯定不会是什么代理人,他与我的作品没有任何关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有第二个问题:你怎么会与塞莉一起发表她的研究成果呢?”    
    莉亚不相信伪装掩饰,无论是在与人交往,还是实际生活中。“你得学会接受我。”斯塔福搬进来的那天,她曾经告诉过他。她不拔眼眉毛、涂口红,她的嘴近乎完美,只是稍嫌薄了一点,她不剃腋毛,或者用化妆来掩饰雀斑。最后这一条很特别:那些雀斑全都堆在她脸颊的上部,只有当她激动的时候,它们才会在淡黄色头发的映衬下变得明显。现在她脸上的雀斑就凸显出来了。    
    “为什么你的名字要出现在论文上?”她继续咄咄逼人地问,“塞莉不是独自一个人完成所有的实验吗?我的指导老师提出了我博士论文的题目,但是她不会把名字放在我的文章上面。你们科学界的人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署名阿德利和普赖斯,康托和斯塔福……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方式?”她身体向后靠,先看看阿德利,然后再看着其他人。    
    斯塔福沉默不语,但是很明显,他很高兴谈话的方向突然转变了。“莉亚,”塞莱斯蒂娜大叫起来,“你怎么回事?你这话听上去就好像琼沾了我的光似的。好像——”    
    “等一会,塞莉,”阿德利的声音十分严厉。“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这个重要的问题开始说起:究竟谁的名字应该出现在这篇关于咽侧体抑制素的论文,或者描述斯塔福博士神秘的研究工作的文章上面?作者署名的顺序应该如何排列?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在学术界,它们所产生的嫌隙,远比科学界其他任何事情都要多,也许除了优先权之外。莉亚,”她走过去碰到她的手臂以示强调,“这个课题是我提出来的——”    
    “我的指导老师也一样。”莉亚打断她说。    
    “请让我把话说完。我用我的研究经费提供了设备和塞莉的奖学金。向国家卫生研究院提出经费申请的报告是我写的。在报告中,我非常详细地说明了我的研究小组要做什么,为什么它很重要,以前有什么贡献,以及其他许多事情。我的申请经过同业学术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这是一个所谓的研究部门,负责审核成百上千项申请。其中四分之一可能会得到经费。没有这样的支持,塞莉什么也干不成。我不仅仅是在谈她的奖学金,而是说我实验室里面所有的仪器设备、化学试剂和玻璃器皿。你基本上独自一人工作,既是设计师又是建筑师。你有许多工作甚至可以在家里做。你只需要到图书馆——这无需由你的论文导师提供,要些纸和笔——”    
    “听我说!现在即便是人文学者也使用计算机。”    
    “对不起。但即使是一台电脑,恐怕也不是你的教授提供的。你要么从系里借,或者更加可能的是得自己去买一台。你属于哪种情况?”    
    “我妈妈买的。”    
    “好了,就是这样。塞莉用的那台是用我的研究经费买的。再说,我每天都要与塞莉见面;我们一起讨论她的工作进度,我建议采用某种技术,提醒她注意重要的参考资料。我的实验室里面还有其他许多人在研究类似的问题,塞莉不断地与他们一起交流。这种情况是人文学科里所没有的。我打赌你连续几个星期也不见你的论文导师一面。”    
    “我为什么要见她?我实际上是独自一个人在研究。”    
    “当然你是一个人在研究,“阿德利反唇相讥。“你无需学习新的技术、新的实验方法……你只需要能够阅读,使用一台文字处理机就可以了。莉亚,很抱歉,我可能有点过分,可我这么说完全是出于自卫。在实验科学里,既有师生、师徒关系,又有同事关系。一般认为,教授作为作者之一是很正当的事情。事实上,在这个领域里的人——包括塞莱斯蒂娜在内——都认为我是资深作者。”    
    “资深作者未必是在作者署名中排在最前面的那一个,虽然有些资深的研究人员非常强烈地觉得他们的名字必须永远出现在最前面。其他人总是按照字母顺序来排列署名——”    
    “特别是他们的名字在字母表中排在比较前面,比方说是‘A’或‘C’的时候!”斯塔福出语惊人,塞莱斯蒂娜吓了一大跳。    
    “杰里,你这么说不公平!琼与学生一起发表文章的时候,总是把名字放在最后面。”    
    “嗯,我们实验室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他咕噜着,“我们始终是按照字母排列的。”这是在康托研究小组里唯一争论比较多的话题。实验室流传着一些流言蜚语,说从来没有什么叫艾伦(Allen)或者布朗(Brown)的人与康托共事 。曾经有一个从布拉格来的人,名叫切尔尼(Czerny),那是大家记忆之中,唯一一个与康托的名字按英文字母排列最接近的人名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去年道格·卡特菲尔德(DougCatfield)来了以后。    
    “我向你们承认一件事,但是请保证不要说出去。”琼·阿德利已经平静下来,脸上泛起了和解的笑容。“斯塔福博士,你关于按照姓名字母来排列的说法很有见地。当我还在布朗大学读四年级时,我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野心大得几乎让人很不愉快,我很关注我的名字最终会在哪里出现。当然,我当时还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我当时甚至还没有决定到哪里去读研究生。有一天,我宣布我要把名字从琼·亚德利(JeanYardley)改成为琼·阿德利(JeanArdley)。我父亲简直气炸了。真的是这样!”    
    “你真的改了?”斯塔福结结巴巴地问。    
    “是的。我到法院去,合法地更改了姓氏。我告诉法官:‘最好当第一,自从史前时代以来一直如此。’他没有问我怎么知道的,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我这么做完全没有必要。最终,我继续留在布朗大学。所有的人都敦促我到别的地方去,你们知道在美国科学界是怎么回事:我们非常害怕近亲繁殖,总是建议学生到其他地方去接受研究生教育。可我当时想要找一个女性作榜样,可美国只有几所大学有有机化学女教授,而布朗大学就有一位:凯特琳·巴克(CaitlinBarker),所以我选择了她。”    
    “幸好你改了名字,”斯塔福说,“否则的话,你的论文就变成了巴克与亚德利了。”    
    “你错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其实我叫亚德利也没关系。你瞧,巴克教授总是把她的名字放在最后面。从此我也一直这样。我认为,把年轻的合作者和学生的名字放在前面是一种很好的姿态,表明了你对他们的鼓励——甚至是赞许。因此在PNAS上出现的名字将会是普赖斯和阿德利。”    
    莉亚在沙发的角落里插话说:“多谢你告诉我这一切。可你为什么不能自己把论文送到那家杂志去呢?”    
    “PNAS是唯一一家你不能这么做的杂志。要想在那里发表论文,你必须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或者,可以这么说,找一位院士,他愿意代表你递送,并且担保其内容。”    
    “你不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你在开玩笑吗?”    
    “为什么这么说?女人不能当院士?”


第二部分第15节 特殊的晚宴(4)

    琼·阿德利耸耸肩膀。“噢,她们是允许当院士的。目前,在1610名院士中有50位女性。其中有一位在化学部。我打赌这50名妇女全都是绝经期后的。”她说了一半就止住了。“这是个很无聊的玩笑,我不该这么说的。那些男人也全都年事已高——平均年龄应该是60岁了。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院士的。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不要孩子的理由之一。我要成为最年轻的国家科学院女院士。然后我将把我们自己的论文递送到PNAS去。否则的话,我为什么要忍受这种势利呢?”    
    莉亚露齿一笑。“因为,骨子里面你也是一个势利之徒。”    
    “对极了!但是难道我们不全都是这样的吗?”    
    斯塔福仍然坐在桌边,两只手臂交叉在一起,下巴搁在手臂上。他一直非常专注地听着,一笑也不笑。“你认为什么能够使你进入国家科学院?”    
    阿德利用讥讽的口吻回答:“噢,几个咽侧体抑制素,一两种成功的病毒组合,一次证明这种想法在实践中切实可行的演示……几枚奖章和大奖……作许多邀请报告……发表大量文章……然后找到两个国家科学院院士,最好是地位显赫的院士,写我的提名信并且签上他们的大名。”    
    莉亚继续问:“琼,为什么国家科学院的女性这么少?”    
    “为什么化学部的171名院士中只有1位女院士,其理由——”    
    “你看来很清楚确切的数字,”斯塔福评论说。    
    “我想计算成功的可能性,”她转向莉亚。“迄今为止,在一流大学里只有很少数女性获得化学方面的终身职位。哈佛大学没有,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耶鲁大学没有,斯坦福大学有一位。而院士都是从那里选出来的。没有爱达荷或者肯塔基来的院士。”    
    “我没有想到在化学方面的女性如此之少,”莉亚沉思道。“这肯定与我所在的领域截然不同。”    
    “我并不是说化学界的女性非常少:只是在最高层才很少。如今招进来的研究生几乎有四分之一是女性。我的研究小组里就有三名。莉亚,谈谈你们那里的情况。今天晚上,好像尽我一个人说了,简直可以说是在讲课了。你答应告诉我关于对话主义的。”    
    “这很公平。我一直在想我的批评工具里面哪样工具最合适你。”    
    斯塔福站立起来。“请原谅,我很疲倦了。我想上床睡觉去了。”    
    “你是说你不想了解对话主义?”阿德利的声音听上去很惊讶。    
    “我已经听莉亚解释过后设论述和巴赫汀的对话主义了,还有什么性别符号学、隐喻、转喻等等。”斯塔福听上去略微有一点歇斯底里。“这是住在这里难以推辞的额外好处之一。”他经过沙发的时候,用肘轻轻推了莉亚一下。    
    “小心!”莉亚说,一把抓住他的衣袖。“坐下。你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这会对你有好处的。实际上,它会对你们全都有所裨益的。准备好了没有?”    
    “好吧,”斯塔福说,嘲弄地呻吟了一声。“尽量爽快些。后设论述有一种趋势,快成为最长论述了。”他坐在休闲椅的扶手上,用手指梳理塞莱斯蒂娜的短发。    
    “呆在这里,”她动情地瞥了他一眼,“规矩一点。”    
    莉亚平息下来。“请允许我对你的话作一个解构。”    
    “先是说巴赫汀的对话主义,现在怎么谈‘解构主义’了?”    
    “嘘,嘘,阿德利教授,你没有听说过巴赫汀(MikhailBakhtin),这位著名的俄国人吧,”斯塔福故意把“俄”字读得很夸张。“文学理论家,对话主义之父。当今的学术界杰出人物中的大热门。哎呀,阿德利教授,我一定让你很惊讶吧。塞莉和我全都知道他。在这间房间里面,巴赫汀的名字我们每天至少听见两次。”    
    莉亚宽容地看了他一眼。“不好意思,杰里。这次我要说的是个法国人,德里达(Derrida)。不过,这个想法的由来无关紧要。阿德利教授,”她继续以一种与斯塔福同样诙谐的风格说,“既然你已经听了20秒钟的巴赫汀,那我就用5秒钟的时间来说明一下解构主义:揭开说话的人所使用的语言中被掩饰或者‘被抑制’的意思。”莉亚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问号。“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在讲课,让我来解析你们这几位科学家整个晚上的谈话。”她看着她的三位听众,逐一看着他们,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琼,开始的时候,在解说你们的昆虫研究、资深作者的问题,以及你为什么认为一个化学教授把名字加在一篇论文上很合适的时候,你总是说‘我们’。”    
    “那我该怎么说?”    
    “为什么不可以用第一人称单数‘我’呢?”    
    “但是我们——”她立即打住,缩了回去。“在科学界从来不这么说。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在科学论文或者在演讲里,不要那样做。哪怕没有任何合作者,”    
    “可谁是那个‘我们’?你在对谁说话?是某个想像中的科学团体?还是尊贵的由校长或者政客或者编辑组成的‘我们’?我怀疑事情是否真的就那么简单。在我看来,那个‘我们’实质上是根据听众而定的。如果是一次演讲,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听众,从你的合作者——比方说塞莱斯蒂娜·普赖斯和你的学生,到专业上地位与你相等的同行。对于塞莱斯蒂娜来说,你想在所有人的面前表明你对她的成就和贡献的肯定和赞扬。可是在有权势或者有广泛影响的大人物面前,在那个有一天将会提名你为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人面前,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他应该知道你才是那位真正的资深作者。我敢说,对于他来说,这个‘我们’就意味着一些别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的确切意思是,‘不管怎么说,你我都知道那其实是我的想法。’——”    
    “等一等,莉亚,你这么说不公平。”    
    莉亚举起手来。“别急,琼,不要把它当成你个人的事。假设这真是一堂课,现在‘我们’实际上真的是表示‘我们’。不同的听众会如何诠释你所说的‘我们’呢?当然,在写作的时候更加困难:你根本不了解读者的身份。它始终在变化。那个‘我们’就相当有趣了:如何理解它,就取决于听众对你的研究的投入,以及你花了多少工夫让他们投入了。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没有?”    
    塞莱斯蒂娜始终保持沉默,她的眼睛像在网球比赛中那样在她的教授和莉亚之间来回移动。琼·阿德利最后终于打破沉默。“其实,那只是说说而已。在现实世界里是不一样的。我们全都知道我们所说的意思。”她皱着眉头。“告诉我,是什么促使你下决心进入文学批评领域的?”    
    “这可不是什么心血来潮的事。在奥伯林大学读二年级时,我把专业从英国文学转到了女权主义研究。我父亲大发雷霆。他说:‘你将来靠什么养活自己?这个专业比英国文学还要糟糕。’”    
    “你怎么说的?”    
    莉亚耸耸肩膀。“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他这实际上是一门关于权力关系的学问。目前,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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