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钱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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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怎样着手写呢？不妨先看近人写的，作初学入门。再正式看旧历史，看得多了，逐渐自己有了见解，再着手写。你也写一本，我也写一本，写的人多，公平意见也可从此产生，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他们不可能随便做翻案文章，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定论，要翻也翻不多。举其大者，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腊，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这也已是一定论。但我们中国呢？春秋战国时代是好是坏，谁也可以随便说。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所以有多数意见可凭。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只做一个旁观者，只凭少数人甚至是独家的判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见，有定论了。若果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多了，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国人之共见，当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
标 题： 第二讲 如何研究政治史
今天是第二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上次是讲的普通史，以下各讲为专门史。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所见的自更深细，更透彻了。政治与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成一系统，非一件件临时杂凑而来。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国史书中最大两分类两结集，为治史者知识上所必备。为何讲制度的书，必称为“通”？这因中国正史照惯例是分代编纂的，即所谓断代史，如《汉书》、《晋书》、《隋书》、《唐书》等。如将断代史连贯起来逐年合并叙述，则变为编年史，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此通字寓有编年通贯之意。但历史上的事件可以编年通贯，也可断代划分。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汉代，汉代结束，接着有魏晋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国历史上之时代划分，此在第一讲已讲过。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则自古迄今，却另有其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在此一贯中，有因有革，其所变革处虽不少，但亦多因袭前代仍旧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我们研读中国史，普通是先读编年史，再分期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实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专讲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记》中称“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等。到《汉书》改称“志”，《汉书》共有“十志”，都属讲制度方面的。以后历代正史中多数有“志”，或有“书”，这些志与书，因其讲的是制度方面，比较专门，普通读历史的往往忽略过，不仔细去研究。不如《资治通鉴》这一类专讲人事方面的历史，大家能读。其实我们要学历史，政治制度方面这一项，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说过，一个人不读二通，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彼所谓二通者，一指《通鉴》，即编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献通考》，即指讲政治制度方面的专门史。这亦是说，要学历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二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封建政治结束，即为中国古代史之结束。此一分法，显然又与西方历史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两种政治制度之分别与存在。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见有此大划分。这亦证明我上讲所说，每一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同之处之一说法了。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因此研究中国史，该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国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县政治。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中国在西周初年，周公创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实这一套制度，本是连接着周公以前夏、商两代的历史传统而来。只是经周公一番创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实即是把全国政制纳归于统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各自分封其国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这已是自上而下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该称此时期为封建之统一。在西洋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则是在下面，不属上层的。罗马帝国崩溃了，各地乱哄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无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贵族，小贵族们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贵族。他们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样希望有一统一政权，但却无法实现。譬如筑宝塔，由平地筑起，却没有结顶。在他们那时期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一名称，则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楼阁，在人心想像中的一个影子组织而已。因此中西历史上之所谓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人来详细写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书。事实上在今天来写此书却不易，因关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历史书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经书中。今天我们大学开科设系，有史学，无经学。经学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项历史上重大的专门题目，竟难觅位胜任愉快的人来撰写。周室东迁，封建制度濒临崩溃，乃有五霸乘时而起。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为数不下两百。在当时，国与国间种种交涉来往，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礼文，在当时乃为霸业所凭。若无此种种礼，霸业亦无法出现。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有国际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谓的国际公法，来和春秋时代诸侯各国间种种交际来往的礼文作比较，写一书，名《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当时著过与此相类之书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书今俱亡佚难觅。客岁本人赴美讲学，途径旧金山，晤华侨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写此书，闻已积有成稿，惜未能一读其内容。窃以为此等比较研究，实非穿凿附会。在中国，实自有那时一套国际间共同遵守之礼法，以之与近代西方的国际公法乃至联合国宪章等相互对比，虽古今时代不同，然双方不妨各有短长优劣。好在《左传》全书俱在，人人可以把来作参证。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支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国时代还存在，中国之永为一统一国，此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三讲到此，有一问题须提出。即秦汉以下的中国，早非封建，而改行郡县制度了。但秦汉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订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统以后，封建制度彻底消灭，而周公孔子仍受当时人崇拜？此问题之解答，首当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传统性，政治制度则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们，接受西方学说影响，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无是处。而秦以下之政府，则只以“君主专制”四字目之。这因依照西方人说法，谓凡国体，可分为民主与君主。凡政体，可分为专制与立宪。于是谓世间政体不外三型：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民主立宪。但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归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无怪近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传统如此轻漠不关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恶痛疾的态度来对待国史呀。讲至此，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选修课，当时史学系学生多不愿修习此课。彼辈认为此刻已是民主时代，开这门课，对时代来讲没有意义。后来还是北大法学院同学，受了该院院长及政治系主任的忠告，劝他们说，你们学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国以往的，来作比较。因此他们倒有许多人来选修此课。开讲既久，文学院历史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