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十记-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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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当时中国与印尼之间所需谈判的技术性问题很多，而且相当复杂，一一解决起来，需要许多时间。
我们考虑到，印尼是东盟国家的老大，在东盟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取早日同印尼复交，不仅可带动另外两个东盟国家新加坡和文莱同中国建交，有利于进一步打开我们同东盟国家的关系，还可以有效遏制台湾当局竭力推行的“弹性外交”，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为此，我们对两国复交中技术性问题的谈判，采取“坚持原则，适当灵活”的方针，对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大体商定原则后留待复交后继续商谈。
经过数轮会谈，双方在几个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签署了会谈纪要。会谈气氛友好，进展顺利。由于会谈前我们对问题理解准确，所提的预案富有建设性，对方感到了我们的诚意，使有关复交的技术性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1990年3月和5月，双方专家小组又在北京和香港就印尼所欠债务数额和偿还方式举行了多次会谈，通过核查和协商，最终达成协议。
至此，两国复交进程中的全部技术性问题的谈判顺利结束。
第四章 东京的“葬礼外交”云开日出
1990年7月1日； 阿拉塔斯外长应我的邀请来华访问。这是自1967年10月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以后，印尼外长首次访华。
江泽民总书记在接见他时说，笼罩在两国上空长达23年之久的乌云过去了，晴天已经来临。
访问期间，我同阿拉塔斯举行了两轮会谈。在代表团抵达当日的下午，根据印尼方建议， 两国外长就复交问题还先进行了一次“单独会谈”。
阿拉塔斯开门见山地说，去年2月东京会晤后，经过几次技术性会谈，有关两国复交的 问题都已解决。关于复交的时间和方式，苏哈托总统指示，在今年内合适的时间完成。阿拉塔斯强调，鉴于两国50年代已建立外交关系，现在不是建交，而是复交，就是重开大使馆。因此，方式可以简单些，以互换照会的形式进行，当然，仪式可以隆重些，以强调其重要性。他说，苏哈托总统有意邀请李鹏总理访问印尼，复交可以在这次访问中宣布。访问时间可在 8月17日印尼独立日之前，也可在今年其他双方方便的时间。
阿拉塔斯还说，考虑到外界对他此次访华十分重视，双方有必要签署一项公报，内容包括两国关系正常化日期、互派大使和李鹏总理访问印尼等内容，同时还可发表一项新闻公报。他向我提交了复交公报和新闻公报文本，供中方考虑。我当即表示，同意以互换照会的方式来实现复交，赞赏苏哈托总统把复交和高层访问结合起来的建议。
紧接着，双方举行了第一轮正式会谈，会谈的重点却是柬埔寨问题。
阿拉塔斯说，印尼和中国都致力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雅加达曾几次是关于柬埔寨问题非正式会晤的地点，试图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寻求一个大致的框架。因在停火方式、由谁主持国际监督机构、过渡时期政权和越南移民等问题上，与会各方没能达成一致意见而陷入困境，如今不得不休会。但雅加达的这些会晤，导致了巴黎国际会议的召开。他认为，去年巴黎会议的基本精神，是柬埔寨问题必须得到全面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厨师都来做同一道菜，有关各方又提出不同的新方案，结果使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失去了势头和方向。他强调，停火必须同全面解决联系在一起，要警惕部分解决的危险。他希望中国继续做西哈努克、宋双、乔森潘三派的工作，劝说各方下定决心，面对核心问题，接受公正、合理的妥协。
我说，我们对印尼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在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中国和印尼有很多共识。我们赞成印尼关于柬埔寨问题必须全面解决的立场。任何部分解决，都不可能使这一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相反，还将留下很多后遗症。我表示，中国将尽力做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的工作，希望柬埔寨问题能在巴黎会议的框架内获得全面解决。
第二天，我们举行了第二轮正式会谈。这次是就两国复交问题进行磋商，并十分顺利地达成了几点一致：（一）双方决定于1990年8月8日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同意互派大使，并为对方大使馆的重新开设提供方便。（二）李鹏总理将在两国复交之际于1990年8月6日至9日对印尼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三）关于台湾问题，中方赞赏印尼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这对中国是一个敏感问题，有必要达成内部谅解。如需要进一步讨论，中方可于7月之前派小组赴印尼磋商，就此达成内部谅解备忘录，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时签署。（四）鉴于阿拉塔斯希望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时双方签署贸易协定，中方向印尼方提交了协定草案供对方研究。（五）双方商定7月3日签署复交公报，并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
阿拉塔斯表示，印尼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相信能找出适当的文字加以表述，并同意中方派小组就内部谅解备忘录进行磋商。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阿拉塔斯与在雅加达的穆迪奥诺不断通电话，保持联系。这表明复交谈判是在苏哈托直接遥控下进行的。
7月3日下午6时，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举行了中国、印尼两国复交公报和关于解决印尼所欠中国债务问题协定的签字仪式。上百名记者涌到现场，采访了这一重要事件。
整个签字仪式不过十多分钟，可这包含着双方多年来的艰苦努力。中国、印尼关系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签字仪式后，我和阿拉塔斯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我首先宣布，1950年建立、以后又中断23年之久的中国和印尼的外交关系将于1990年8月8日恢复。两国人民长久以来的共同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强调，亚太地区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关系正常化，必然会对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这件大事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是由于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我相信，不久以后李鹏总理对印尼的访问，将使得复交后的两国关系充满新的活力。
阿拉塔斯接着说，今天我们所取得的重大进展，预示着两国关系将开始新的一页，两国复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而且将对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重大贡献。他还说，我们这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李鹏总理即将对印尼的访问将是历史性的，一定会把两国关系推向高峰。
接着，我们分别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有记者问，新加坡方面曾表示，只有等中国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以后，才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现在中国和印尼已经复交，中国方面是否已着手同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的工作？我回答说，中国方面和新加坡方面，目前都在着手准备这一工作。
在回答印尼同中国复交之后两国间经济合作问题时，阿拉塔斯说，在1985年，印尼和中国就建立了直接贸易往来，从那以后，两国贸易关系得到了显著发展。现在关系恢复之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准备拟定新的贸易协定，双方都已经为此做了准备。印尼和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不仅限于贸易领域，复交之后，在别的领域的交往也必然会有发展。已经得到发展的贸易，当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还有记者问，印尼与台湾有着广泛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印尼和中国之间是否已确定了某些原则和规定来处理此类事务。阿拉塔斯说，同其他东盟国家不同，印尼在50年代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是基于坚定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基础上，甚至在两国关系中断时，也没有改变。印尼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以及关系暂时中断期间，印尼都同台湾有着经济和贸易关系，但印尼一直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印尼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和印尼的复交，在国际上，特别在东盟国家中，引起了良好反响。新加坡外交部于7月4日发表声明，欢迎中国和印尼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重申，一旦中国和印尼实现关系正常化，新加坡将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泰国外交部表示，中国与印尼复交，将有助于东盟与中国之间各方面关系更趋完善和全面发展，并将使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尤其是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更趋一致。菲律宾等国官方及舆论也纷纷发表谈话或评论，欢迎中国与印尼复交。
在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的推动下，我国于1990年10月和1991年9月，先后同新加坡和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我国实现了同东盟成员国全部建立外交关系。1991年7月，东盟首次邀请我出席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并与东盟六国外长磋商；1994年7月，东盟接纳中国参加“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1997年底，我们与东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于2010年建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双方还签署了或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等文件。我国同东盟国家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五章 通往汉城 初赴汉城
我第一次去汉城是1991年11月，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当时，我们刚刚完成加入这个组织的手续，是第一次出席会议。按照惯例，亚太经合组织每年举行一次全会，各成员代表团由外交、经贸双部长率团，我和当时担任外经贸部部长的李岚清一起率团赴汉城与会。
中国外长在汉城出现，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自1945 年二战结束以来，中国和韩国之间就没有任何官方往来，更不用提朝鲜战争期间的激烈对抗。尽管今天国内随处可见韩国游客，中国公民也可以自由去汉城旅游，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来说，韩国仍是“禁区”，几乎没有多少人去过那里。
11月12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的民航包机飞往汉城，在金浦机场降落。那时，中韩没有外交关系，更没有航班飞机。我们的包机没有在韩国停留，立即返回北京，等会议结束时，再来接代表团回国。
我们在机场受到韩方的欢迎。韩方安排代表团从飞机上下来直接上汽车，陪同我们一起驶往市区。原来，韩方考虑到中国外长第一次来韩国，担心记者多了影响机场秩序，没有让韩国和外国记者到机场采访。
实际上，各国媒体记者当时就守候在中国代表团准备下榻的汉城最大的新罗饭店，严阵以待，期待捕捉到任何意味着中韩关系可能突破的信息和迹象。
当我们到达新罗饭店时，刚进大堂，就被早已等在那里的记者围了一个水泄不通。灯光闪烁，摄像机瞄准，长长短短的话筒一起伸过来，只见摄影记者在抢镜头，电视记者在录像，文字记者七嘴八舌地提问题。记得，其中还有几位台湾女记者，一个劲儿地高声抢话。记者们最关心的不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问题，而是中韩关系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当时，人声嘈杂，乱成一片，既听不清提问，也根本无法回答问题。我向记者们表示感谢，对他们说，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随即在韩方人员的引导下，勉强挤进了电梯。不想，记者们有办法，一直追到我们住的楼层，堵在套间的门口，让我们根本无法进出。看到这种情况，韩方接待人员就把我们住的楼层封锁了起来，由专职警卫日夜把守，维持秩序，以防发生问题，同时也保证我们能正常出入。
这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开得很顺利，韩国外长李相玉和各成员外长，在会上次第发言，都用准确的语言对三个新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北、香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表示了欢迎。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感谢各成员的支持。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北和香港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亚太经济合作进程的重要发展。我还对韩国作为东道主为实现这一安排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在会议期间，韩方信守了承诺，包括总统欢迎宴会在内，都没有安排在汉城的台湾“大使”参加任何活动。
第五章 通往汉城 亚太经合组织
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是费了一番周折的。
成立亚太经合组织的构想，最初是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1989年初访问汉城时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同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开始，澳大利亚方面很希望中国给予支持，为此曾派特使专程访华。然而，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就改变了态度。中国没有参加当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和次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但是，亚太经济合作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市场广阔，和亚太地区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经济又保持着高速、强劲、持续的增长。亚太经合组织的各成员都认识到，必须邀请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在其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所通过的联合声明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
“部长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香港三个经济体不论是就其现行经济活动，还是就其对本地区今后繁荣而言，均对亚太地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三个经济体参加今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是合适的；部长们同意应继续与三方进行磋商以便达成三方和亚太经合组织现有成员均能同意的安排，使三方在汉城会议上尽早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正在同中国商谈复交的印尼，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首先向我们通报了有关情况。随后，将担任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东道主的韩国，开始派人与中国进行私下磋商。
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之所以比较复杂，主要是要处理好台湾、香港同时加入的名称和地位问题。
亚太经合组织与联合国等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同，其成员都称为经济体，是讨论经济问题的论坛，开会时也不悬挂成员的国旗、国徽等标志，所以，香港和台湾可以作为经济体加入。
我们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台湾和香港作为地区经济加入。
为了在汉城会议前解决中国加入的问题，韩国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当时韩国虽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但是它已经考虑到，在东亚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架构变化的前景下，与中国建交有利于韩国。因此，利用东道主的便利条件，积极推动解决中国入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