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肖像-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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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1936年。他随后在倒塌的房屋废墟中从围裙的花色辨认出自己的一个邻居，又挖出一只炸断的胳膊。这些给他留下了持续一生的对尸体、骨骸和葬礼的深深恐惧。他曾经为总统，为歌剧女王，为诺贝尔奖得主和新生儿拍摄过肖像。对于在临终关怀医院中工作，他感觉到的不仅仅是敬畏。


前言前言（4）

　　　　我出生于1965年，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死人。对于初次接触我也心怀忐忑。我最早的对死者肖像的记忆来源于漫画或电视：也许是汉莎航空公司被劫持的那架飞机的死去的机长，或是被“红军组织”（RAF）RAF：RoteArmeeFraktion的缩写，为1967年至1998年存在于联邦德国及统一在的德国的恐怖组织，曾经制造过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译者注）谋杀的汉斯？马丁？施莱亚1977年9月5日，“红军组织”绑架了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的董事长汉斯？马丁？施莱亚，以此要挟政府释放在押的该组织成员。1977年10月19日，汉斯？马丁？施莱亚被恐怖分子枪杀。（译者注）被藏在汽车后备箱里的蜷缩的尸体。总之不是我认识的人。最近的记忆则是我在一张日报头版看到的一张照片，上面是在特拉维夫一次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一个公共汽车司机，倒在方向盘上。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脸。　　　　
　　　　每天我们都能看到被谋杀的人的照片，看到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遇难者的照片，读到对他们的痛苦和死亡的精确到分钟的报道，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但是对于每天都在发生的日常的自然的死亡，我们确很少能看到什么报道或是照片。也许这是因为看到这些会让我们更容易联想到我们自己未来的终结？我们用所谓虔敬来避开这种不安。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展示死者的肖像是对他的尊严的侵犯。我们不这么认为：对于刚刚离世的人，我们注视他，难道不比掉开头，不看他最后的面容更尊重他的尊严？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么做并没有触犯远古的禁忌时，我们有了更多的勇气。这种对人的自然离世和正常死亡的避讳实际是新时代的产物。西方文化里的基督教艺术家就曾充满激情地描绘过苦痛的各种形态。所有的教堂里充斥着这样的作品：我们能想到的有那些被折磨致死的圣者，那些被雕成石像或是绘成油画的垂死的富人或是战功卓著的领袖。而中心的代表则是圣母怜子图（PIETA）意大利语，特指描绘圣母玛利亚哀痛地抱着基督尸体的画或雕刻。（译者注）：圣母玛利亚是怎样哀痛地看着躺在她怀里的主——她的儿子，被折磨得浑身血污，额头上汗迹斑驳，两颊和嘴唇蓝紫的耶稣基督。这一幕预示着最终的解脱。而引人注意的是，身体痛苦的征状——即人性的东西——是如何以一种病态的精确被描绘出来的。　　　　
　　　　瓦尔特？舍尔斯和贝阿塔？拉考塔同洛斯韦塔？帕朔莱克在一起。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随时想到自己的生命易逝是他们每天要作的精神功课，所以他们显然并不避讳对死者形象的描绘。直到上个世纪，人们还在时代名人的死亡肖像里寻找生命的痕迹，寻找痛苦和解脱的征兆，寻找对最后的问题的答案。在照相术起始的年代，多数垂死的人是躺在家里的床上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那时候，将一位摄影师请来为逝者照一张像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死者的家人往往将这张照片和死者的一束发丝一同保存在抽屉里以作纪念。而如果死者是很重要的人物，如教皇或国王，报纸还往往会将这样的照片登载在头版上。　　　　
　　　　我们发现，当牧师所作的“临终涂油礼”变成“病中涂油礼”之后，在大多数人不是在自己的家里而是在脱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环境的医院或护理院里等待最终时刻的来临时，这种禁忌才产生。今天，谁也不愿意被任何事提醒自己也是会死的，尤其不愿意通过直面将死的人想到自己的死亡。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却有另一种矛盾的、出人意料的经验：每一次在聚会时，当人们问及我们的工作时，话题在最短的时间内一下转变成了死亡。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份私人的经验要和大家共享：或是兄弟的辞世，或是母亲罹患癌症，另一些人则说起濒死的经验或是葬礼的习俗。我们原本担心自己会带来坟墓样死寂的气氛，看来这是毫无根据的。事实是：人们愿意去谈论这个话题。　　　　
　　　　临终关怀运动从开始出现起，就努力使死亡成为公众公开的话题。几乎每个临终关怀医院都可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些愿意陪伴将死的人到最后的时刻、分发咖啡和糕点或是看门的义工。在这样一个死亡频频光临的地方，没有人会觉得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和他辞世后为他拍照是不敬的或是变态的。正相反，在临终关怀医院和很多医院里，人们友好而开放地接受了我们的想法。那些习惯了人们对他们的工作心存恐惧的护理人员和医生们，帮助我们联系病人和他们的家人。


前言前言（5）

　　　　尽管如此，我们一开始并不肯定是否能找到愿意向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的死亡的访谈对象。所以当每一个我们找到的人都至少对我们的想法表示欢迎时，我们惊讶极了。当然有些人最终还是无法想象自己出现在这样一本书里。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同意我们去拜访他们，采访他们，并且在他们生时和死后为他们拍照。有时我们有种感觉，仿佛有的人只是在等待有谁能打开龙头，让他放出在心里堆积的那一切。有一位受访者说，很多来看他的人干脆对他的状态视而不见：“他们来到这儿，跟我大谈足球。”他说，他觉得这简直是种病态，“我想，嘿，你们还没搞明白吗？我要死了！”　　　　
　　　　对于有些并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怎样特别有意义的人来说，他们很希望自己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痕迹。有些人希望能留下一种证据：看这里，这是现实的我！另一些人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来支持临终关怀运动。再有一些人则只是盼望能有人对他们的命运感兴趣或是排遣无聊。　　　　
　　　　和某些被拍照的人，我们只是偶尔有联系，另一些人则赢得了我们的好感，我们和他们熟稔起来。很多人在这样特殊状态下的勇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常常觉得无法想象，自己在这样极端的生命状态下刚刚结识的这个人，可能不久的将来就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去看望他。而当这一天来临时，我们似乎还能听到他的声音。我们了解他的生命故事，我们往往也认识他最近的亲人。我们曾经一起欢笑，一起沉默。有时候我们尝试去安慰他们，或是去握住他们的手。最后的一次拍照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为某种告别礼。伴随着那种无所抱怨，所有曾经的希望和内心的争斗从此都结束了，而这种无所抱怨却往往让人难以承受。同时，看到死亡如何给一张面孔带来怎样的平静，是让人安慰的。很多人看上去真的很安祥。　　　　
　　　　对于瓦尔特？舍尔斯和我来说，我们的情感和这份工作一起在起伏。这一刻我们谨慎地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天为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作好更好的准备，然而下一秒钟，这种希望就可能随即转化为对死亡的恐惧。那些护理人员和医生们恐怕也是同样的感觉。与将死的人打交道可能成为一种正常的生活，但它绝不会成为例行公事。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的一位护士说：“你以为你会硬起心肠，但是正相反，你会变得软弱。”　　　　
　　　　在这本书的制作过程中，我们对死亡的设想变得具体了。自然我们对自己的死亡也想了很多，而这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生命的眼光。我们不愿错过任何一次相遇。


生命的肖像（一）海茵茨·穆勒　1（图）

穆勒生前的肖像　　　　

　　六个星期过去了，我本该死了海茵茨·穆勒　　71岁，生于1932年1月6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2年12月30日　　逝于2003年1月7日　　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柏林　　六个星期过去了，我本该死了　　当穆勒先生踏上他生命的最后一次旅行的时候，他随身带着的陪伴他的行李箱并不大。里面放着一件浴衣，一双橡胶拖鞋和他的洗漱用具，一张卷起来的柏林西站的航拍照片（穆勒先生一直在那里工作到80年代），一张镶在镜框里的猎獾狗的照片，一个小的短波收音机，一些休闲服——这些衣服现在他穿都已经嫌肥大了，但是何必再买新的呢。海茵茨？穆勒是为了死亡来到这里的。他并不觉得自己在这里会呆很久：“下周我就71岁了。不过到那时可能我也已经走了。”　　穆勒的皮肤颜色发黄，癌细胞已经从他的胰脏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开了。不过，肿瘤还是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让他处理自己的事情。在家里时，他夜里常常疼得喊出声来，他的妻子就会请来急救医生，可是急救医生也往往不知怎么办。在这里，穆勒先生能及时获得足够的吗啡，当他感到害怕或需要帮助时，总会有人在他身边。不过他还是希望自己一个人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刻：“不用非得为这事儿麻烦别人。”　　在除夕夜的前一天，他搬进了柏林新科隆区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的十五个单人房间中的第二个房间。他打开行李，把上街穿的一双棕色的皮鞋整齐地摆到架子上。他不会再穿这双鞋了。这一刻他看起来轻松了许多，几乎是彻底放松了。“我原本害怕我会死在医院的西班牙墙后面。你知道，这里的等候名单是很长的。”　　在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有些病人能待上几个月，有些人却只待了一天；平均下来是大约两个星期。海茵茨？穆勒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还剩下了多少时间。在一家医院里，医生在给他做出诊断那天告诉他，他还能活六个星期。现在五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做出如此精确的预言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不过这是经常的事。”佩特拉？安沃尔说。佩特拉？安沃尔是柏林“家庭关怀项目”的一位医生，这是一个由推行姑息镇痛疗法的医务工作者们组成的团队，他们在患者家中和临终关怀医院中照顾临终的病人。她缓解了穆勒的腹部绞痛和肿瘤转移引起的痛苦的呃逆。　　本来，穆勒还可以没有什么痛苦地多活一段时间。但是他头脑里的那个医院医生的诊断每一天都会替他撕掉一张日历。佩特拉？安沃尔医生说：“他在不自觉地为了他的死亡而努力。他几乎不吃什么，水喝得也不够。他更多的是心理问题而不是肿瘤。而这些是我无力涉及的。”　　起初的两天，海因茨？穆勒还在餐厅的长桌旁和大家一起就餐。他越过屋顶看着冬天的花园，研究邻居房间上的名牌，讲述他在铁路工作的一生，讲铁路如何从蒸汽机车变成了内燃机车。14岁那年，他从扳道工开始做起，后来做到列车员，调度。五星期前他最后一次坐火车去卡姆尼茨他妹妹那里。在那里他脸色蜡黄地下了火车。终点站到了。　　穆勒悲伤地说：“一个人这么快就垮下了，这是你必须接受的事实。我不久前还在园子里砍松树呢。”另一方面，死亡也并不是不期而至的。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穆勒一直在做各种统计，他把这个习惯也带到了自己的私生活里。“我是一个平常人。根据统计，平常人一般会活到74岁。”他计算说，“我已经计划了死亡，现在只是比计划提前了两年。”正因为如此，他拒绝接受化疗。“我已经给自己买了最后一片产业——在墓园里。我已经安排好了我的葬礼，从目录里找到了适合我的安葬方案。火化的不同方式有些很有意思的区别。”穆勒说到这里变得活跃起来：“在柏林，葬在宝穆舒伦路比在鲁尔雷本的费用高，到东德的麦森去就能省下170欧元。在波兰能省200，在捷克省250。用火车运过去，火化，下葬，所有的加起来只要很少的费用。我跟我老婆说：你就把我运到捷克去吧，我无所谓自己在哪里钻烟囱。”意指人死后灵魂可以穿墙而过。（译者注）


生命的肖像（一）海茵茨·穆勒　2（图）

穆勒去逝后的肖像　　　　

　　在战争中，海因茨？穆勒已经看见过很多人死去。“那都是些虔诚的人，直到最后都在祈祷，最终在巨大的痛苦中永远地沉睡不醒。”穆勒先生相信上帝和永生。在十四天前他就以为大限到了。那时他的心脏间歇性停止跳动：“一切一下子变得明亮友好，没有痛苦，我很高兴自己终于成功了。如果不是我妹妹摇我，可能我已经死了。”　　从那以后，他妹妹每天晚上在电话里给她读半个小时的童话故事。现在她从卡姆尼茨来看他，最后的看望。她哭着说：“他这种态度真是……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还总是安慰别人。”可是她的哥哥并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赞扬。有些人可能会四处乱跑，向周围所有的人哭诉。他跟这样的人完全不同。他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别人看见过自己的内心。我不是一个软蛋。我只希望一切能快点儿结束。如果一只狗得病治不好了，人们会给它打一针。而一个人得病治不好了，人们却让他挣扎。”　　在他生日的前一天，海因茨？穆勒沮丧地纪录下他活过了自己算出的死期。他悻悻地说：“六个星期过去了，我本该死了。”他小心地再次展开已经旧了的柏林西站的航拍照片：“看见那座红色的楼了吗？我以前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那天夜里，穆勒梦到了他过世的母亲。后来他从床上掉了下来，摔破了眉毛。现在他坐着也很难保持身体的平衡。他的身体像慢动作放映一样越来越向左倾，但是他还想说些什么：多年来他一直保存着一双便鞋。当时他母亲就是穿着这双鞋进的医院，后来她就死在那家医院里。“每年圣诞节前我都会把这双鞋拿出来擦擦。只是今年没有，因为我太虚弱了。”穆勒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耳语着，“我想她在等我。”　　后来从他的房间里传出狗叫声。穆勒太太把猎獾狗赛普带来了。小狗围绕在男主人脚前欢跳着。穆勒太太还带来了一本相册：穆勒先生在花园里的松树下，穆勒先生系着70年代风格的领带站在一辆擦得锃亮的雷诺车前，穆勒先生在为铁路服务周年庆祝会上，穆勒先生在匈牙利。穆勒翻看着他9岁到13岁时的照片，脸色惨白如纸，仿佛那已经不再是他了。要离开自己的狗，他很难过。　　他的肝脏现在大部分是转移的癌细胞，已经不再工作。他的身体在一周内耗尽了他的脂肪储存，已经开始毒害自身组织。因为毒素也积存在大脑里，穆勒的神志已经混乱。透过他蜡黄的脸色，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头骨的轮廓。　　在他生日的那天早上，海因茨？穆勒十分虚弱而不安。他请护士希格丽特和他一起祈祷。这让他安静了一会儿。而随后他爆发出一种让他妻子害怕的力量，他说：“我要走走。”他妻子无法让他呆在床上，他无目的地走了三步，腿就不听使唤了。护士希格丽特帮他重新躺到床上。“不会很久了。”她说。　　在他71岁生日过后一天的清晨八点钟，海因茨？穆勒平静地死去。他走时一个人，就像他希望的那样。在架子上整齐地摆着他那双棕色的皮鞋。


生命的肖像（一）艾莉·根特　1（图）

根特去逝后的肖像　　　　

　　我不想在您走开的时候死去艾莉·根特　　82岁，生于1919年8月4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2年12月31日　　逝于2003年1月11日　　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柏林　　我不想在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