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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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红色的
红军走过的路
镶嵌在褐色的大地上
走进去
一步一步地
走向历史的深处
寻找生命之轻
——代题记
第一个人物高敬亭
公元1975年11月15日，中南海。
一封特殊的来信传到了游泳池。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躺在病榻上，静静地听着秘书把信读完，眼中涌出泪花，那年他八十二岁。历史已经过去很遥远了，但那些纷纭错杂的往事依旧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到那位被错杀的将军在时隔三十六年之后，依然没有正名，怎么能把错写的历史传给后人呢？
……
延安。滔滔延河水，巍巍宝塔山。
抗战的号角吹醒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
窑洞。那么富有民族特色的延安窑洞。毛主席真忙啊，又是一夜无眠。改编八路军；整编新四军，项英、陈毅都出山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他想编为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他忽然想起了鄂豫皖，那可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块革命根据地啊。那里走出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还会有红军吗？
“报告主席，郑位三同志来了。”
郑位三，原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毛主席称他为“小列宁”。
“报告主席，有消息了。”
“呵呵，坐下谈，坐下谈。”
郑位三说：“红二十八军一直战斗在大别山上。我们在找他，他也一直在找我们啦！有一个起义参加我军的原国民党十一路军的小排长叫姜术堂找到了红二十五军，送来了他们给中央的报告。”
毛主席听了喜出望外，他似乎看到那密林深处红缨枪，大别山上红旗扬，像星星似火焰闪烁在革命领袖的面前。
毛主席展开了这封几经辗转，风雨揉搓的大别山来信，信写得不长，但情真意切：中共中央：
兹有位海述宏四位同志给我一封指示信，我于9月7号收到了，我接到这封信就欢天喜地详读一番，但对客气套言一概不叙，主要我将这里的情形——简单报告前来：
（一）自红四方面军向外开展以后，二十五军亦于1934年退出了鄂豫皖的苏区，那么就算是干干净净的脱离了上级，孤孤单单在这一片广大的被破坏了的苏区内东爬西奔地领导一股坚忍的同志，向敌人决一死战。可是，自二十五军走了以后，这老区内只剩下东一点西一点地方的零碎武装，一般群众，被敌人统治势力压迫下受了不小的残害。
（二）对于一切地方工作布置，在未接到中央文件和这次信以前的几年到现在，我们的便衣队散布在这三省边区“赤”“白”之间；不过非常零细的，大约要占二十多县的范围。固然是叫他代表的执行苏维埃的政纲法令，但成绩却异常不够。说到正式武装部队，直到1935年春季才集合一部分力量，正式成立二十八军，其数量不满一千人，但在任务上给了敌人很大的打击，也得到了很相当的胜利。可是，这几年经过敌人的几次围剿以及追剿、堵剿长期的斗争，我们亦是采取持久战术，积极的游击行动以对付敌人，大的损失也未受到。
（三）自脱离上级这几年的当中，我曾派了很多的交通来找上级的关系，恳求指示，但未得到回音，而且每次受绝望损失的结果。同时，据这次来信上说，上级派很多的到我处，并带有许多文件，我全无收到，但不知其中到底是何阻隔。
……。（略）
（九）经过长期的战争，到现在，干部完全缺乏，对于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均受极端困难的。
（十）对于党的组织，只是下层零细组织，上层未有建立具体机关，遂以我一人，一面充当二十八军军政委，一面应付地方各工作的一切的。
……。以上情形及一切问题，祈上级急急的派一主要负责同志前来，以作主张一切，是为至盼。
此致
党礼
高敬亭
何耀榜
9月9日
毛泽东看完姜术堂送来的信后，激动地从办公桌前站起来，伸手拢一拢茂密的长发，对坐在一旁头上直冒汗的“小列宁”郑位三说：“呵呵，位三同志哟，从报告看，他们同敌人的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啰！”
毛主席指示：延安立即派人上大别山！
程启文、张体学在红二十五军时，曾在高敬亭手下工作过，深得高敬亭信任，因而成了派往红二十八军的最佳人选。毛泽东很快召见了他们。
当时毛泽东住在一座用砖石砌成的窑洞里，窑洞的左边是秘书办公室，右边是毛泽东的卧室，会见是在窑洞中间的会客厅里进行的。毛泽东穿一身旧灰色军装，裤子上打着两块补丁，看上去特别招眼。他在屋子里边踱步边指示程启文和张体学先行一步去找高敬亭。对于如何开展工作，毛泽东想得很细，他深知高敬亭资格比较老，又长期脱离中央的领导，在许多事情上可能会固执己见。
“你们找到高敬亭之后，切忌不要唱什么高调，对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要让他们自己去认识和总结。”毛泽东望着坐在那里的郑位三、肖望东、程启文和张体学，专门强调说，“千万不要用延安批判张国焘那一套去套他们，各地有各地的情况，不能用一个模式去套，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大家都说明白了。毛泽东说：“那就赶快行动。”
1935年2月1日，在金寨县抱儿山附近，一支八百人的红军队伍出现了。他们的军服脏且破烂，大多数人都带着伤。经过长途转战，使他们个个显得神色疲惫。领头的一位指挥员瘦高个，面色严峻，微皱浓眉，眼角的皱纹显示着他饱经沧桑的历程。这就是当时的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七十五师政委高敬亭。
那一年他才二十八岁。
1907年8月他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家店。因家境贫寒，像“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给地主家杀猪。在革命队伍里有人给他起个“屠夫”的绰号。
革命使他焕发出新生，也付出过血的代价。父亲及妻子被反动地主杀死。在鄂豫皖苏区里，他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七十五师政委等重要职务。
高敬亭尽管年纪不大，却已经是位资深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但对他又不无犹豫。残酷的对敌斗争和严峻的党内斗争，使这位农民出身的高级领导人的性格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烙印：办事利落，善于快刀斩乱麻；疾恶如仇，对部下严格得不近人情；但他又热爱战士，很能听取战士们的意见。战士们既怕他，却又爱戴他。1934年9月，他受鄂豫皖省委派遣，到皖西北根据地任道委书记，领导皖西北斗争。这时正是红二十五军为保卫根据地和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刻，由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他和鄂豫皖省委失去联系。1934年底，敌人进攻加剧，高敬亭寡不敌众，于是率领皖西北主力红二一八团及地方游击队杀出一条血路冲出皖西北，一直杀到原红二十五军根据地金寨县抱儿山下。但红二十五军到哪儿去了呢？下一步将怎么办呢？高敬亭心乱如麻。他命令经过一夜急行军的战士们就地休息，不要惊动尚未苏醒的村庄。
这时，哨兵忽然报告：有一支数百人的红军向这里开来，声称是来寻找皖西北红军的。但好像不是红二十五军的主力。
是谁呢？莫非是被敌人打散的二十五军？高敬亭心里涌起一阵不祥预兆，同时也涌起会师的欢乐……
等到两军激动地会师后，才知道，原来是鄂东北少共书记方永乐和鄂东北独立团政委徐成基率领的部队。他们是奉省委命令杀出重围，前来寻找他的。方永乐告诉高敬亭，红二十五军奉党中央命令北上抗日去了。鄂豫皖省委决定留下他坚持大别山武装斗争。高敬亭望着茂密的大别山峡谷丛林和被敌人破坏的虚无人烟的残垣断壁、村庄、街道，泪如雨下。
1935年2月3日，也正是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高敬亭率领部队转移到太湖县凉亭拗，在那里，他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宣布成立红二十八军，下辖红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共一千余人。他任红二十八军政委，无军长，方永乐任八十二师政委。
没有鞭炮，战士们鸣枪报喜；寂静的山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除夕夜，响起了红二十八军清脆嘹亮的枪声；大别山上重又飘起一面赤色的战旗。
红二十八军成立时，敌人正从西北、东北、正南合围而来，高敬亭立即率领部队突破敌人的堵截，率全军至舒城白果树。在那里，高敬亭得知反共老手、国民党安徽省代省长余谊密带着护兵回潜山王庄老家过年。他立即集合各营营长说：“这是个好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触敌人一下，让敌人知道大别山的红军是消灭不了的！红二十八军是不好惹的！”当即命令部队连夜疾驰向王庄隐蔽前进，奇袭王庄，处决余谊密。
这是一个庄严宣告：大别山的红军没有被消灭。这是给蒋介石当头一棒，大骂敌十一军总指挥刘恩茂“娘希匹，混帐、饭桶”，并责令鄂豫皖“剿共”总指挥梁冠英迅速消灭红二十八军。梁冠英立即部署敌十三个师共六十一个正规团加上地方反动武装共计二十五万余人，分三个防区，对不足两千人的红二十八军发动了所谓“五个月清剿”。
红二十八军在敌人重重包围下孤军奋战，艰苦异常。没有一天不遭到敌人的“追剿”、“包剿”。整天行军、突围、爬高山、钻老林。战士们衣服破得像鱼网一样，每天都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更令人心焦的是枪弹越来越少。这时红二十八军损失极大。红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熊大海、手枪团副团长蔡泽礼先后牺牲。
1935年2月16日，高敬亭在舒城县驼岭白果树召开干部会议。检查总结部队进入皖西以后的工作，指出了前阶段单纯依靠主力部队，忽视小部队开辟根据地作用，消耗得不到补充，伤员得不到安置，决定成立中共皖西特委，同时组建红二四六团，由徐成基任特委书记兼红二四六团政委，统一领导皖西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谋求在舒城、潜山、英山、霍山、太湖一带创建游击根据地。统一领导皖西各便衣队。主力部队则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白果树会议后，高敬亭根据制定的方针，在潜山县桃岭歼敌二十五路军九十五旅的一九Ｏ团两个营。这场战斗彻底改变了红二十八军被动局面。而徐成基领导的地方武装也如火如条地发展起来了。
徐成基奉高敬亭之命组织了八十个便衣队，在二十二个县建立了广泛的游击区和秘密根据地。岳西鹞落坪则是特委所在地和红军可靠的后勤部。便衣队是鄂豫皖红军的一个重大创举，是高敬亭领导大别山游击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他们一般由十人左右组成，分布在广大农村。白天隐蔽，晚上到群众家里做工作。高敬亭亲自给便衣队规定任务：宣传群众；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掩护红军伤病员；筹粮筹款；严惩坏人；扰敌、牵制敌人；搞侦察、送情报。便衣队实际上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是秘密苏维埃。凡是有便衣队活动的地方，那里的联保主任或民团团长都表面上为敌人效劳，实际按便衣队意图办事。便衣队建立的游击根据地，成了主力红军的巩固而坚实的后方。
在残酷的斗争中，高敬亭形成了一整套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方针，使自己军事指挥艺术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如“四打四不打”的原则和伪装战术；以及杀“回马枪”。后发制人、用“口袋术”出奇制胜、避强击弱的作战等原则。
1936年3月，高敬亭又提出了“敌上山、我下山、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方针，确定我军今后主要以营为单位分散深入敌后。于是，我军兵分两路纵横四十余县，南临长江，北越淮河，影响遍及江南。三年游击战中，高敬亭指挥不足二千余人的部队，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最多时达六十八个团，最少时也有三十个团的兵力，成建制地歼敌十八个整营零十五个整连，共约五万余人，自身发展三千一百余人。
毛泽东对此大为赞赏，但也很是担心。高敬亭在许多方面太感情用事，有时不听上级招呼。最严重的是1934年底到1937年中，高在军队和地方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肃反，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缺点错误同政治混为一谈，把正常的党内批评、部队伤亡过多、甚至于丢一个枪零件、写错一句标语口号都要无限上纲，以反革命罪论处。最让毛泽东担心的是高敬亭心眼太小，手下容不得人，哪位领导的威望超过了他，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便被排挤甚至杀害。师政委方永乐、手枪团长余雄、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鄂东北地委书记陈守信、豫东南特委书记张家胜等一批党和军队的优秀人才，都受到迫害，其中四人被害死。红二十八军被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时，毛泽东先是从延安派郑位三、肖望东两位同志去协调工作，继之又派林英坚、葛志荣、文明地等三十多名干部去帮助整训部队。
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
1938年2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四支队开赴安徽抗日前线。到1938年底，四支队发展近万人。
而就在此刻，高敬亭却按兵不动了。
当他率军从大别山开赴抗日战场并连战皆捷时，却发现国民党第五路军（桂系）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高敬亭立即致电军部，要求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原因之一是自己长期战斗在大别山，对大别山相当熟悉和留恋；之二是意识到大别山作为战略要地的重要性。
应该说他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大别山关应南北，南濒长江，北临淮河，自有其兵家重要地的条件。更何况四支队士生土长于大别山，在此建立根据地是得心应手的。
白崇禧充分意识到了大别山的重要，所以令第五路军全面进军大别山。而王明领导的长江局、中共安徽省工委却派出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提出“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口号，并斥责高敬亭“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
高敬亭当然对此产生抵抗情绪。长江局撤销后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领导江北的抗日统一战线。他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指出其后果之一是没有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并致电中央，请派一支队到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可惜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桂系已在大别山立稳了脚跟，这是高敬亭死后的事情。
桂系彻底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是1939年1月，恰在此时，国民党又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桂系军队一面拖欠和克扣四支队薪饷，限制四支队发展，一面大肆扩充反动武装，与四支队争夺皖东地区。这样，四支队就限于桂系及日寇夹击的被动局面。斗争形势发生了彻底变化。正确的方针应该是立即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央也指示刘少奇，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分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而高敬亭此刻仍然留恋大别山，迟缓东进，这就由正确变为了错误。
与此同时，高敬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