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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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全文长达两万余字。沈泽民看后冒了一头冷汗，马上找到吴焕先说：“看看，我说不成了就是不成了。我们所说的‘飘忽的游击战略’，就是不适应大反攻的形势，问题果然就出在这一方面。当然，不是说我就比谁高明，而是党中央洞察一切，警告得及时，批评得及时。这个错误一经中央来信指出，我们就必须彻底纠正，坚决按照中央的指示执行！”
中央来信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接到省委2月21日的信后，使我们不得不再着重警戒你们现在所采取的‘飘忽的游击战略’。据信说‘敌人正在找我们的主力作战以求消灭我主力’，而我们并没有制定一定的反攻计划，仅用‘飘忽的游击战略’去对付，这引起了我们严重的不安！我们责成省委根据中央此次之军事指令，立刻定下有计划有步骤的作战计划，不要重犯以往的大错！”
来自党的最高司令部的指示，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铁的旨意！几句棉里藏针的用语措词，是那么严肃，又是那么尖锐，毫无商讨的余地。吴焕先那么一张善于演说鼓动的嘴巴，顿时也好像贴上了封条，一句都没有作声。他默默地皱起了眉头，似乎又在苦苦思索着什么……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彻底改变‘飘忽的游击战略’，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军事行动。不改变旧式的‘飘忽战法’，就不能适应反攻时期的形势任务！”沈泽民紧接着补充了这么两句。随后又呵呵笑道：“中央的军事指令，以及这个指示信，有如春风吹人，及时得很啰！你身为军长，可不能固执于保守的游击战争的策略。形势是行船遇顺风，就得赶快乘风使舵，破浪前进！”
吴焕先还是沉默不语。沈泽民似乎觉察到什么似的，不禁问道：“你怎么不肯讲话，凡事总得有个态度嘛……”
“有啥好讲的？我是打游击起家的，没有上过红色教授学院，政治理论水平很低，不如你这个大知识分子。我也讲不过你。”吴焕先冷不了地嘟囔了这么几句。
“惭愧，惭愧！我这个经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深造的知识分子，马列主义的各种本本是读了不少。但就军事方面来说一窍不通。呵呵，好在有中央指示嘛。”沈泽民有水平从不摆谱，很有自知之明。对吴焕先器重得有些偏爱。连忙又说：“好了，好了，等到省委开会的时候，你可以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大家共同商量研究。”
之后，省委就夺取七里坪的作战问题，在大畈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因为吴焕先持有两点具体意见，沈泽民也固执己见，俩人都吵得脸红脖子粗的，别人不好插言。其实，就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市的战略任务而言，吴焕先也没有提出过不同意见，或加以反对。当时，他也被那些狂热的政治口号迷惑住了，恨不得马上就夺回七里坪，完成“反攻时期”的头等作战任务！
说来可笑，那些不着实际的作战任务，一旦变作口号喊将起来，确实也很诱惑人心，能给人以极大的兴奋！特别是各级的政治委员们，把夺取这个那个喊得震天响，当作鼓动士气的精神力量。可他毕竟是军长，对于如何“夺取七里坪”的具体实施方案，却不得不认真以独立思考。作为军长，他只不过是从实际状况出发，讲了两点与众不同的具体意见：一是兵力不足，难以形成围攻之势；二是粮食困难，不能持久作战。
这两点不可忽视的实际问题，似乎也在省委的预料之中，不曾引起一点儿反响。对此，沈泽民也没有作一句解释，他只是把一份油印的“支部政治讨论会材料”，当面递给吴焕先说：“唔，你还没有看到我写的这个材料，认真地看一遍吧！”
这篇题为《潘家河的胜利》就提出了要赶快扩大红军，使工农群众像潮水一般涌到红军中去，补充扩大红二十五军，假如现在能够扩展到两万人，马上就可以夺回新集、七里坪、黄安县、金家寨等一切中心城市；要准备大批粮食，务必使群众明白，要想夺回中心城市，完全消灭敌人，巩固苏区和出出四次“围剿”以来的一口怨气，就一定要把粮食送给红军吃，省下锅里一把米给红军吃。吴焕先的两点意见，早就运筹于省委书记的头脑之中，及时写在文章里面，当作伟大政治任务提了出来。
谁知吴焕先看了以后又丢给了省委书记。他说：“你这个材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动员，恐怕解决不了多少实际困难。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各处的粮食被敌人抢夺一空，连老百姓也跟着部队，到白区打点粮吃……锅里哪能省下一把米？老百姓也是人，他们也要吃饭咧！”
“耸人听闻！你别低估了老百姓的拥护热情，以为群众动员不动。”沈泽民马上就坐不住了，把个小烟斗磕得梆梆响。随即又说：“潘家河战斗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农民群众，都自动为红军烧水做饭，送上前线。好多妇女端着白糖水，送给伤员喝……那种热烈的情绪，你都视而不见？好吧！我再念个最新的也是最实际的材料你听听！”这是一张4月24日编印的《鄂东北通讯》，他慷慨激昂地念了起来：
“红安三区各乡拥护粮食物资的统计：第七乡拥护红军大米四斗三升，谷二斗七升，杂粮六升，花生二石五斗，钱三十五串四百文。第八乡拥护红军大洋六块，钱二串文。第九乡拥护红军大米五斗，花生四石，个人自动拥护红军大米一斗。……总共拥护大米八石三斗八升，谷四石四斗六升，花生八石七十、豆子麦子五斗四升。……”
与会者有人交头接耳，私下议论：“不少不少。在此危难之时，群众的拥护热情，实在可佳，可佳！”
“可不是么。”沈泽民举起了小烟斗：“就凭群众的拥护支持，我们必定会夺回一切中心城市，完全能够恢复整个苏区。四次‘围剿’之前，党中央就曾发过指示：“冲破四次‘围剿’之结果，将是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吴焕先忍不住讲道：“第四次反‘围剿’之结果，就摆在我们省委面前，还喊些不切实际的乐观口号！就凭这一个区的十来石粮食，一个连队能均得多少，不够填两次牙缝！我们应当脚踏实地，面对现实……”
“我看你吴焕先实在成问题！谁不是两脚落地，匍伏在红色的土地上？就你面对现实，别人都是官僚政客！……”沈泽民火冒三丈，沉了一会，他还是压下了心头之火，就“面对现实”问题发表了几句议论。他说：“我们苏区的现实状况，当然是比较困难。所以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乃是因为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红四方面军之脱离苏区，还有省委领导方面的问题。因此，就不能使反四次‘围剿’斗争得到应有的结果，如同中央所指示的那种胜利结果！回想起四次‘围剿’以前……”稍许想了一会儿，他才又举起了小烟斗，说：“四次‘围剿’之前，省委曾认为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就成为一部分偏师，忽视了反四次‘围剿’的积极准备，对革命造成了不可补偿的损失。幸而经中央指示，得以及时纠正。这一严重的错误，主要是我沈泽民的错误，国焘同志对于这个估计也未加反对。一般地说，当时胜利的发狂倾向，乃是普遍的倾向。……”
“实际上还在继续发狂！”吴焕先不由得冒出这么一句，情绪也很冲动。
沈泽民立刻发起火来，把个小烟斗指到吴焕先的面前：“你说清楚，谁在继续发狂？以往的胜利发狂情绪，我是犯了不少，可……时至今日，我沈泽民还发狂得不够，继续发狂？”
“明摆着兵力不足，给养不够，还非要围攻七里坪不可！”吴焕先也挺恼火，气得满脸通红。
“夺回七里坪就是发狂？我又没叫你去攻打武汉！就当我有发狂情绪，我们的党中央……难道也在发狂不成？夺取七里坪的作战部署，省委与中央军事指令完全一致，党的智谋之士所见略同，非打下七里坪不成！”沈泽民虽说不懂军事，可他持有中央的尚方宝剑，态度也相当坚决强硬。他是省委书记，在没有成立省委军事委员会的情况下，他完全可以做出决定。省委其他几个成员，因为慑于中央的军事指令，都表示要坚决执行。吴焕先也只能履行其服从的权利。
“兵力不足，多少才足？给养不够，多少才够？这两点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别以为就你高明！你身为军长，在围攻七里坪的问题上，一味地强调困难，跟我讨价还价。……”沈泽民正在气头儿上，讲起话来也是很冲的，一点不留情面。这时，他不禁又脱口而出：
“你别以为省委在军事上没个中心人物，非你吴焕先不可！省委最近写给中央的报告；你也看过，就是要请求中央派个军事领导干部，如刘百成（刘伯承）之类的同志才好。刘百成，乃是我党著名的军事将领，百战百胜，百事百成！到时候，你别以为跟你过不去，给你难看
“谢天谢地，但愿如此！”吴焕先瞅着沈泽民的小烟斗说。
沈泽民又举起小烟斗问：“夺口七里坪，你们红二十五军成不成？如果不成的话，我就调动各地的游击队，还有苏维埃政府人员，一齐上阵围攻！”
“我服从省委的决定。省委坚持要打，我就坚决打！”吴焕先只能表示这个态度。
“好，我就要你这句话！”沈泽民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儿。马上又叼起他的小烟斗，吧嗒吧嗒地咂了几下，自感自叹地说：
“我说焕先同志，我们在座的省委成员，除了高敬亭以外，谁是真正的工农分子？我出身于书香门弟，小资产阶级家庭。你的出身成份又有多好？大小也是个地主呀！”
“地主是地主，听说早就破落了。”徐宝珊在一边跟郑位三嘀咕着。
郑位三说：“舍家革命，没有个不破落的下场！这也是当地主的一个特点。”
“家庭破落了，名声还在！”沈泽民接着又说，“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省委成员都要引起警惕，注意自己的立场问题。在此大举反攻时期，必须以战斗的进攻，夺取革命胜利。谁要犯下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张国焘就是一面镜子……”
张国焘是一面镜子，同时也变成一个包袱。拥有绝对权威的省委书记，他在照镜子的同时，被这沉重包袱压得好死！
七里坪之日
1931年1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大“围剿”被打破。同时，蒋介石对鄂豫皖“清乡”、“清剿”也未得逞。他又撤帅易将，任命刘镇华为“鄂豫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将刘镇华第十一路军六十四师、刘恩茂六十五师和肖之楚四十四师调至鄂豫边区。
刘镇华设总司令部于潢川，调兵遣将，增筑碉堡，运集粮弹，编练民团，鄂豫皖第五次“围剿”拉开序幕。
这个时期，中共临时中央博古（秦邦宪）掌权，王明去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摇控指挥。博古继续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主张，沈泽民唯命是从，一意孤行。刚刚复苏的红二十五军又要面临灭顶之灾！
鄂豫皖省委会议之后，红二十五军立即进入临战状态。政委戴季英、高敬亭分头到各师团进行战前政治动员。吴焕先召集廖荣坤、徐海东、姚家芳等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研究制定作战方案。他首先传达了中央的军事指令和省委决定，同样以“大举反攻”、“坚决进攻”、“夺回中心城市”这些响亮口号，强调此役之重要，随后话题才转入围攻七里坪之作战部署。无须介绍七里坪的地理位置，每个人心中都把它记得清楚明白。“黄麻起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仿佛就在昨天；红四方面军红旗猎猎，刀光闪闪的阅兵大会，好像就在眼前；七里坪大血战，肉搏拼杀，血染城墙还没有被雨水冲洗掉。
历史名镇七里坪，本来没有那么沉重。很多年前她只有三家小饭店，来往于六安、合肥、光山、信阳的客商在此投宿，故名“三家店”。上溯七里棚，沿河而下有七里路的平原，故又改称七里坪了。以后经商的人多了，南北盖了一条街，两边摆满小铺店。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命名“列宁街”；红军打胜仗了改名“长胜街”。
清朝末，王朝腐败，各地掀起反清浪潮，太平军进驻七里坪；清军谭军门奉命“追剿”，太平军撤出七里坪。谭军门看到这儿依山傍水是个好地方，驻下来不走了。谭军门为了防范太平军，下令在七里坪四周筑高墙，城墙高二丈，宽四尺，周长三华里，上面架土炮，放白龙枪，城坚利炮，太平军不敢再来，他们也不来了。
历史流过二百年。国民党不是清政府，红军也不是太平军。七里坪能不能打？没有人敢回答，中央军事指令让你打；省委书记系党政军一把手非要打，不打能行吗？
吴焕先指着一张地图说：敌人有七八个师的优势兵力，占领着根据地全部城镇和大部乡村，控制着所有的交通要道。敌十三师三个团六千余人，全部驻在七里坪。师部带一个团驻在枣林岗，镇内驻有两团兵力，工事也相当坚固。七里坪周围筑满了碉堡、围墙、壕沟，还设置一道道铁丝网……
“敌八十九师，还在黄安城里蹲着呢！”徐海东忍不住插了一句。
“对！”吴焕先接着说，“敌八十九师三个团，驻地七里坪以西华家河等地，他们也不会坐守旁观。我军的兵力配置，战斗方案，都得根据这些情况，马上确定下来……
徐海东说：“我认为当前不是夺取中心城市的时候，红军力量弱小，不能打阵地战。”姚家芳因为背着“第三党”的罪名，不说不能打，也不说能打，摆出一副听其自然的神态。廖荣坤虽然没有表态，倾向性是有的。他说：“大举反攻，夺回这个那个，都不过是上面的宣传话，不见棺材不掉泪……”
“你别再说了！”吴焕先猛地拍了桌子，怒气冲冲地站起来，给他一个“下马威”！
廖荣坤，1926年入党，麻城以北乘马岗人，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一把大刀曾伏虎的故事流传很广。王树声有个舅公叫了杭鱼，号称“麻城一只虎”，有田一百二十石。他依仗是王树声祖母的亲兄弟，指使狗腿子捣毁了罗家河村农协办公所，继续逼租逼债。王树声闻讯，一声怒喝：“就拿了枕鱼开刀！”夜半时分，两千多农民点起灯笼火把，扛起刀矛、鸟铳、锄头、扁担，涌向罗家河。在丁家大屋后门，廖荣坤身背大刀，肩扛长梯，带领十几个身背大刀的青年农友翻墙而入，把丁枕鱼从里屋拖出来。愤怒的农民你一拳他一脚，将其打个半死。第二天游街示众，送进县农协关押。从此王树声、廖荣坤走上木兰山，他俩都成为红军的猛将。
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廖荣坤，和政委王平章同敌人决死拼杀，从皖西转战而来，又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红七十三师师长。他不怕死，但他对攻打七里坪确有怨言。身为虎将的廖荣坤，哪里知道省委领导对其评价只不过“是个中农分子，政治知识较薄弱”，军事上虽然“较有把握，也是全从经验中得来，没有理论研究。”他当然是不了解这个内情，更不会想到随意发上几句牢骚，几天之后竟会造成杀身之祸！
徐海东也是一员虎将。他和廖荣坤一样，有话憋不住。就是冒死也要谏言。他说：“我军就三个师万把兵力，围城没有打援的，打援没有围城的，咋说都扒拉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