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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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好办。我们准备再次袭击黄陂站，一定想办法弄上几包好烟。”吴焕先又说，他已经派人侦察过了。黄陂站是个比较古老的集镇。地处信阳、罗山至汉口的大骥路之中，早先属黄陵县所管，曾在此设立过驿站，因为南来北往的客商较多，当地居民打的“草鞋”也经久耐穿。“好好。别忘了买几双好草鞋，等我病好以后，还要跟随部队行军……”沈泽民又说。
“这两样东西都可以到手！你要多加保重……”吴焕先倍加嘱咐。
“焕先，你说的那两个女人太可怜了，你安排她们到山里去看护红军伤员吧，也好有口饭吃。”
“这你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人至将死，不慈也善，我恐怕要死了。”
沈泽民第一次谈到死！这位充满着革命豪情的理想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政治家，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生命尽头为时不远了。
吴焕先含着泪水向他告别！
11月18日，吴焕先带领部队第二次打下黄陂站，歼灭民团两个中队，缴获一批物资。半月之内先后两次攻占黄陂站，对处于低谷中的红二十五军指战员是个很大的鼓舞。
当吴焕先拿着缴获的几包香烟和两双草鞋，又一次来到刘家湾看望省委书记的时候，屋子里已经空荡荡的，只剩下一盏残破的梓油灯。原来，在他们打下黄陂站之后，即11月20日，沈泽民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一岁。当时就用两扇门板当棺材，埋在了刘家湾子。是由郑位三亲自料理的丧事……
吴焕先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来到沈泽民的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献上几束青翠的松柏枝叶。秋风萧瑟，他步履沉重……
郑位三把一叠签有“沈泽民”字样的报告原稿递给了吴焕先。说：“沈胡子最后留下的这件遗物，他写完报告，伏在案上死的……”
“他没有留下什么话么？”
“他的话都写在报告里了。”
去世之前，他把五连指导员叫到跟前说：“呵呵，你这个脑袋哟差点儿搬家了。将来你还得给我跑一趟腿哟。”他还说“现在很想爱人和孩子……”“我们从来没听他说过。”
“他是个性格倔犟外柔内刚的人，私事他是从来不向人说的，临死之前才说，“一个人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爱，还能爱群众么。”
他老是念叨徐海东。他把唯一值钱的东西，一块怀表，托付五连指导员去寻找海东同志……
徐海东转折南溪
读红二十五军战史不能没有沈泽民、吴焕先、徐海东。他们之间有过矛盾，但更多的是友谊，这是用鲜血凝结的。沈泽民坚决执行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的损害使他追悔莫及。他死后葬在大别山。1963年4月15日才将他的遗骨移葬红安县革命烈士陵园。但沈泽民的人格力量，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尚品质却深深地影响了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徐海东。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他们怀抱一个坚强信念，率领大别山儿女，踏上追寻党中央的征途。吴焕先在征途上壮烈殉职；徐海东终于迎来了革命曙光。当他听说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甘肃天水即将到达陕北的特大喜讯，激动无比，亲自挑选十八名大个子战士组织担架队和警卫迎接毛主席。
毛泽东不忘徐海东的深情。当他得知徐海东累倒在抗日战场上的时候，亲自发去一封非同寻常的电报：“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躺在担架上热泪盈眶。
但是，1933年的冬天，徐海东和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却被省委误会了。
10月2日夜，部队通过潢麻公路，两队被敌人分割，徐海东和吴焕先失掉了联络，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连，那时他是被一副担架抬着，其他全部是非战斗人员，天已经快亮了，行李担子一大串，冲过去已不可能了，只好退到旁边的一座山上。
这个山有座“齐天大圣”的庙宇，当地老百姓叫它“猴子山”。上山后，天刚亮，敌人就发现了他们，约有一个旅的兵力围攻上来。徐海东下了担架，命令特务连守住山头，让号兵吹调动号，他估计，这一突然遭遇，一定还有没过去的部队。
军号伴着密集的枪声在群山中响着。过了一会儿，山下答号了。原来红二二○团的一营和另外两个连队也掉了队，敌人弄不清虚实，不敢妄动。“猴子山”上集合半天，才收容了六个连队。当然靠这六个连队是冲不过公路的，唯一的办法是折回皖西。
吃的粮食本来就困难，现在又仓促转移，更是无处筹备。每天部队只能抓些秋南瓜充饥。部队在西河进行了轻装，又把勤杂人员编成两个多连队，昼夜行进，在丁家埠会合了红八十二师和皖西北道委。郭述申见到徐海东很高兴，这是他们第二次途中相遇。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移，时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率一个团掩护主力转移。敌军切断了他与主力红军联系，他果断率部撤回，途经金家铺碰到了郭述申，这才和皖西东路游击司令刘士奇一起组建红二十七军。在皖西转战一个多月里，天天和敌人打仗，从强敌如林的围追堵截中杀出一条血路，把部队和逃难群众两万余人带回老区。这次相遇也不例外，皖西北道委决定，组建新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政委郭述申，下辖红八十二师、八十四师，全军二千三百余人。原八十二师建制不变，师长刘得利，政治委员詹大列；八十四师由红二十五军未能西过潢麻公路的部队组成，师长黄给南，政治委员周化贤。
1933年冬，红二十八军政委郭述申患病，军长徐海东让担架队抬着他行军。由于敌人严密封锁，皖西北和省委失去一段联系，省委对此不满意。
经过敌人多次一围剿”的皖西苏区，这时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域。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在敌人“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人都让敌人杀了，卖了。
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几千青年妇女，运到河南卖了。许多家庭被灭绝了后代。在吕家大湾，部队发现一个新土堆，开始不知道埋的是什么，挖开一看，是一百七十多具被无辜惨杀的尸体。血的仇恨，激起了全体红军战士无比的愤怒。复仇的烈火，在战士胸中燃烧。
这时，敌人在皖西“进剿”、“驻剿”和“追剿”的部队，不下十个师近十万人。红军名曰一个军，实际上不过两千多人，而且粮缺弹少，又值寒冬。全军的行动方针是，避免与敌人决战，分散进行游击活动。八十二师坚持原地斗争，八十四师到赤南熊家河一带，一面游击，一面筹备给养。
红军游击到赤南，敌十二师、四十五师的一个旅和独立三十四旅又分路合击上来。我军跳出包围圈，连夜向外转移。经六安、简家畈、东西莲花山、八道河、椿树岙、母猪河一线进入湖北罗田县境的僧塔寺。甩掉敌人之后，又转口赤南熊家河一带。
红军战士肩膀上扛粮袋腰中别一把镰刀。白天隐蔽在山里，自己割草搭棚子；晚上就下山去“打粮”。有时奔跑一夜，也奔不上个“大户”，只能搞点米回来。“打粮”回到苏区，除了供给部队和伤病员，有时还救济穷苦的群众。苏区的群众更是不顾生命的危险，给红军送情报，掩护伤病员。有些受敌摧残严重的村庄，人虽然很少，但只要剩下一个人，他的心仍向着红军。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军民吃饭几乎彼此不分，老乡做好了米汤叫战士们去喝；战士们煮好了稀饭，请老乡一块喝。有的群众自己忍着饿，把仅有的一把米、一把菜，送给部队吃。有些群众被反动派抓去了，要他们领着找红军，有的领着敌人乱转，有的宁死也不说出红军的去向。红军和人民群众，就是这样相依为命。
红军大娘陶子荣，她是红军的卫生队长，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一天她带着十八名伤员向山上转移。怀中抱着尚未满月的小儿子，背上背着两岁多的大儿子。就在转移途中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疯狂地朝他们射击，子弹打在陶子荣和伤员们周围，山上的石头迸出了火花。
突然，陶子荣听得背上的孩子发出一声惨叫，赶紧扭头一看：大儿子面色惨白，鲜血直流。连叫几声，没有回音。她眼前一黑，差点晕倒。伤员们也都看清了，要和敌人拼命，她没有答应，解下儿子的尸体，抱起小儿子，领着伤员继续爬向高山密林。
陶子荣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她知道密林深处有一个秘密山洞。陶子荣将伤员领进洞里，一再嘱咐大家，“别吱声，千万别吱声。”
敌人的枪声和呼叫声越来越近，陶子荣怀抱中的小儿子却吓得大哭起来。
“把奶头塞进嘴里，他也不吃，真急死人啦！”
“敌人要是听到了，伤员们全完了。”
她只得狠心用力捂住儿子的小嘴。
如今已是八十多岁的陶大娘，说到这里老泪纵横。
十八名伤员保住了，陶子荣再也听不到儿子的哭声了……
在皖西北的大别山主脉，巍巍金刚台如一座巨碑，镌刻着苏区军民的血肉深情。
1932年秋，金家寨两万群众追随红军来到这里，被国民党军二十二个团四面包围。红二十七军只有四千多人枪。在八华里的长岗上，红军与敌人反复冲杀，毙伤敌七百余人，残暴的敌人放火烧山，红军拼死杀开血路，掩护一万多群众逃出火海。负责后卫的一营红军和四千多群众同时遇难。
一块普通的墓碑上记录着：红二十七军营长吴茂祥（二十四岁）、红二十五军医院女护士廖海星（十九岁）、战士黄从先（二十二岁）、独立团班长朱维绪（三十五岁）、杨仕全（二十三岁），还有十九岁的女宣传员程菊伢……
10月底，红二十八军向北游击。在商城的红门，一举歼灭了宋时科的独立三十四旅一个团，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和一部分棉大衣。借助这个胜利，又收容了一部分归队的伤病员，先后组织起两个多连，红八十四师得到了补充。不久，红八十二师从赤城过来，会合之后，时值冬天来了，大雪纷飞，过冬的衣服成了红军的问题。全军大部分人还穿着单衣。没有棉被，睡觉也是就地一歪。有时住上有人烟的村庄，弄到点稻草盖在身上，那算是很美的事了。可是，被敌人蹂躏多年的苏区，稻草也成了罕见之物。有的同志晚上冻得不行，只好起来跑跑跳跳，用这个办法来取暖。红军的供给部，这时的全部财产只有十三块钱。这几块钱，一来买不到几匹布，二来在敌人严密的控制下，也无法买到布。唯一的办法，还是靠打仗。
11月初，红二十八军和二路游击师配合作战。徐海东布下了一个口袋，等敌四十五师来钻。冲锋号响了！“哒哒哒”的机枪声；“劈里啪啦”的步枪声震荡山谷，敌人顿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敌四十五师师长戴民权的指挥所设在一个土地庙里，他听到枪声走出来站在土坡上，“叭”的一枪，被红军战士打掉一只耳朵。戴民权捂着耳朵跑了，敌人兵败如山倒，红军乘势杀向敌群，这一仗在石门口击溃敌人一个旅，歼灭一个团，毙伤俘敌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八百多支，迫击炮三门和大量军需物资。
12月底，战士仍然没有棉衣，徐海东打听到段集、吴桥有个布行，是土豪开的。于是便来了个“黄鹰抓小鸡”的战术，一下搞到六百多匹布和几百斤棉花。战士们情绪高极了，纷纷说：“现在该不愁穿了！”
愁还是愁。有了布，棉花太少。再能搞到些棉花多好啊！说来凑巧，赤城县委书记吴德峰同志来了。他说：“叶集有棉行，也是土豪开的。”
这个情报，真是“雪里送炭”。
叶集，是霍丘县西面的一个镇子，原驻守着国民党来时科的部队，不久以前被我军消灭了一个团，残部都调到霍丘整训去了。这时镇上只有四百多民团防守。我军连夜奔袭，歼灭了民团，搞了一千多斤棉花。又在市面上买了一部分，合计了一下每人能摊到一斤多棉花。一斤多棉花怎么够一套衣服的絮呢？经过大家研究，决定棉袄絮上薄薄的一层，棉裤腿和裤裆都不絮棉花。布有多余的，每人再发一副裹腿。
全军人人动手，你帮我，我教你，几天功夫，棉衣全部做成了。虽然长长短短，缝得不太美观，不过，像这样全军大换装，人人穿上新衣，打上新裹腿，还是头一次哩！
1934年2月初，经过一段时间的外线游击活动后，红二十八军再次返回葛藤山。这时敌人在皖西地区集中了四个师向红军合围。2月6日，红二十八军在火炮岭以南阴阳山一带与敌两个旅进行整天激战，战斗中，红八十二师师长刘得利负重伤光荣牺牲。
面对敌人围攻，红二十八军为避免与敌硬拼，遂跳出敌人合围，北上固始地区，尔后又南下转向金家寨。3月10日，到达金家寨西北固始以南狗迹岭、铁炉冲消灭了敌四十五师一个团零两个连后，敌人又调动两个师和两个旅，分四路向我熊家河进攻，企图报复。我军在前后塘、天桥与敌激战了一天，便主动转移，由金家寨以南渡过史河。刚刚进到古碑冲，得到情报：驻守金家寨的敌独立第五旅和伪县长率领民团围攻上来，徐海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以两个营正面阻击，主力转到侧后，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俘虏八百多名，缴了三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七百多支步枪。带队的伪县长也被打死了。敌旅长负重伤逃回。
敌人的援兵赶到，我军携带着胜利品转移了。要回转苏区，必须通过南溪和金家寨之间的两道封锁线。刚打了胜仗，部队两天两夜没休息了，又抬着伤员，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行军速度很慢。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南溪附近时，天快亮了。在马头山又打了个小仗，歼敌一个连，耽误了些时间。现在，要按照预定的计划到大埠口一带宿营，还要翻过烂泥湖的一架大山，路程有四十多里，是困难的。因此，便派出两个营警戒汤家汇和南溪的敌人，其他部队停下来休息做饭。
饭还没做熟，敌五十四师从南溪进攻上来了。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火力很强。徐海东和红八十二师师长梁从学、红八十四师师长黄给南研究了一下地形和敌人部署，决定先把敌人“调动”一下，然后歼灭它。
徐海东决定红八十四师一营坚守阵地阻击敌人，红八十二师一营二营向葛藤山西南簸石沟佯动，造成敌之错觉，吸引敌之主力。当敌以主力进攻簸石沟时，又令红八十二师留一个排的兵力，将敌主力紧紧吸住，其余的主力又顺着一条山沟隐蔽地撤下来。
敌人只看到我军两个营在山上运动，却没看见撒下来，便误认为葛藤山是我军的主要阵地，随将兵力、火力转向葛藤山。红八十二师主力协同红八十四师二、三营从东面迂回至敌人侧后，突然发起猛攻，簸石沟的一个排和葛藤山东南山脊的红八十四师一营也乘势出击，敌遭红军三面夹击，顿时混乱。激战又一个多小时，敌人两个团除跑掉一个营外，全部被歼。敌五十四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