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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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誓，如果他当选就要在第一任里实现预算平衡。

　　　　5年前美国经济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况，但华尔街度过了难关，随之而来的是历史上最有力的经济复兴，可这安慰不了谁。金融周期只有在回忆时才是清楚的。无人可以预知未来。市场上的任何变化都只有一次。70年代末最受人痛恨的是通货膨胀，所有物价都涨了13％。华尔街上的主要价格却只有两位数。内地还出现了卖假货的人，只有他们还能利用困难时期大发横财。

　　　　巴菲特卖黄金、钻石、艺术品、房地产、稀有金属、冷冻食品、加州希蒙得木豆，还为别人咨询如何度过难关。他的观点是：“别信书上的理论。”

　　　　就因为他反对股票代表国家经济状况的观点，他到处受嘲笑。在　1979年的一封信中巴菲特写道，他吃惊地发现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那年只把手头9％的钱花在股票上，再没有比这更胆小的事了。他们本该是“一群理论上说最该保持长期投资的人”。他忍不住加了一句：“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高兴。”

　　　　——他指的是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

　　　　没人不说股票便宜，可惜直到熊市过后，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还在等着“看清形势”。制造商哈诺瓦从市场中抽出了60％的资金，高级投资顾问维克特。梅隆解释说：“还有些问题不明朗。”詹尼。蒙哥马利斯科特的副经理汉兹。H。比尔也持这种观点：股价很低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进，将来的形势还取决于许多棘手的问题。

　　　　《商业周刊》做出了最让人揪心的预言，它1979年　8月的一期刊物的封面题目就是“股票完了”。文章很有创意，它仔细描述了股市的不景气。

　　　　因此，它说，人们应该投资于货币市场、快速食品或稀有印花，股票当然该让位了。股价太低了，迟迟不见回升就是股市死亡——不仅仅是不景气——的证明。

　　　　无论如何，美国经济必须承认股票永远死了这一事实——也许将来会恢复，可决不会太快。

　　　　巴菲特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同一周，他给杂志《福布斯》投了篇稿子，批评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过了时的明智：

　　　　将来的事没人知道，你们是在大家都看好时才花高价买进。不确实性其实一直伴随着长期投资者。

　　　　这篇文章反映出巴菲特更急于要正式解释这个行业，比他60年代的思想更深入、更先进。他说基金会的经理们都集中到了当时利率的9。5％的公司债券上了。原因很简单：股票没有息票，而且风险太大了，当时的情况更是如此。

　　　　巴菲特看到的不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当时的股票风险很低。他看的不只是股票本身，还得看企业的经济状况，然后再下结论。股票与债券一样也是企业资产的一部分。它其实也是有“息票”的——即企业的赢利——只是看不见自己。

　　　　比方说，道。琼斯指数中某家公司的账面价值增加了13％，一个很普通的数字，它的股票交易却达不到这个水平。巴菲特看到的股票就是“带13％息票的道。琼斯债券”——比一般的债券利率高得多。如果他是个谨慎的股东的话，股票始终会给他带来13％的收益。

　　　　即使在熊市中，巴菲特自己的股票仍在升值。现在伯克希尔的股票每股面值290美元，使巴菲特的账面价值增加了1亿4千万美元。有一件事人们觉得不解，巴菲特的工资只有5万美元，但他却从不到伯克希尔那儿要钱。

　　　　他连一股都不愿卖，说这漂亮东西太值钱了；他也不让公司分红。从他那蒸蒸日上的事业上刮点钱下来真是亵渎神灵。

　　　　由于要支撑两个家，他向奥马哈的一个经纪人查尔斯。海德诉苦说：“我的一切都与伯克希尔生死相关，我想再弄点外快。”

　　　　到70年代末，他个人买了一些股票。他对自己的钱要大方一些。比如在买特勒丁时，巴菲特投资股权，他孤注一掷，要么投资失败，要么当个杀手。

　　　　他的一位助理说，他还买了黄铜期货——一次真正的投机。

　　　　“钱来得这么容易真是让人害怕，”伯克希尔一位雇员说，“他分析了自己要买的股票，然后一下子钱就来了。”当一个朋友建议巴菲特试试房地产时，他笑着说：“现在股票这么好搞，我为什么要试房地产呢？”经纪人阿特。罗塞尔说：“巴菲特就像玩宾果游戏一样赚了300万。”

　　　　虽然现在富得流油，巴菲特的生活还是很简朴，至少在奥马哈是这样的。

　　　　他自己开车——一辆林肯车——到位于凯威特广场的某个套房去上班。他和另外5个人在那儿处理伯克希尔的业务。他主要的消遣也就是打桥牌，看经济读物，欣赏体育比赛，再就是与别人讨论演出。他和阿斯其德出去时通常都到格兰特去——巴菲特过去的同学开的不起眼的牛排店。

　　　　巴菲特的世界越来越大，朋友、公司、他的作品也不只限于奥马哈市。

　　　　1980年夏天他50岁生日时，苏茜在纽约的大主教俱乐部办了个舞会。（他40岁生日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度过的。）巴菲特从斯坦。利普西那儿拿了一大包爆米花，不停地往嘴里塞。在场的还有杰利。奥兰，他在彭内的朋友，中学同学唐。丹利，格雷厄姆—纽曼的副手沃尔特。施洛斯，桑迪。戈茨曼——关于收费桥梁的话就是他漏出去的，凯。格雷厄姆，卡罗尔。卢米斯和马歇尔。温伯格。巴菲特带了一份威尔森角子机的平衡表，那是他的第一次交易。情歌歌手苏茜为他唱了一支长歌。朋友们都祝贺他。最后的一个项目是吃芒格提供的烧烤。

　　　　在那个有木板饰墙的大房间里，大家都玩得很痛快。他们也都注意到巴菲特想写点什么。他穿着磨平了底的鞋子，梳着大背头，嘴巴微微前凸，看上去就像个教授。他的身材仍然很好，杂乱的眉头给他增添了点思想者的色彩。实际上这些快乐的人都为他而激动，甚至有点崇拜。不管谁拥有伯克希尔的股票——现在每股卖到375美元——都发财了。

　　　　第二年，巴菲特接到个悲伤的电话。他和芒格的好朋友，货币交易商里奇。戈林的妻子突然悲惨地去世了。巴菲特在奥马哈给在加州的戈林打了个电话。

　　　　“我受不了了。”戈林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巴菲特说，“我父亲去世时我也一样，就像被人揍了一样。”

　　　　停了一停他又说：“这么办吧，你带上你儿子飞到查理的小岛，我们一起在那儿住三四天吧。”

　　　　巴菲特和他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湖上见面了，就在芒格的船上。芒格带着他们坐摩托艇去钓鱼。当他转弯时，水从船舷涌了进来。戈林叫他小心点。

　　　　可是芒格视而不见，仍然加大了油门。没多久船就沉了。巴菲特被卡在底下。

　　　　强壮的戈林设法把他拉了上来。虽然他们都说不要紧，巴菲特还是不停地发抖。他差点淹死。芒格也从此多了个外号叫“芒格船长”。

　　　　戈林为巴菲特因他而把一切都放在一边十分感动。“他很有同情心，”

　　　　他说，“可是人们都没发现。这真是给我的一份厚礼——只有时间才会让他表现出来。”

　　　　由于戈林及其伙伴的帮助，巴菲特的信开始在华尔街发行了。银行家们把这些报告都复印下来，以连锁信的方式相互传阅。这是第一次有人跟着巴菲特走了。好笑的是他发现伯克希尔开始拥有一批“单股股东”，他们只买一股，为的只是想弄到这些报告。

　　　　芒格说巴菲特是不巧经营了一家公共公司——他要是在奥马哈开一家私人公司肯定会更开心。这话没使巴菲特对现状失去兴趣。他在写那些信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能抓住伯克希尔的某个方面——会计上的一件事或保险上的某个问题——写出篇专题文章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信就是公司问题的分析。一个人读通用马达公司的年度报告只能了解通用马达公司而看不到对哪个官员的偏见，即文章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就像《西伯里斯坦顿》上登的那种。巴菲特的文章讽刺的尽是性、贪婪、易错的人性还有他自己。

　　　　文章有哈佛商校的语言和普尔。里查德的年鉴的风格。好像它不是写给凯。格雷厄姆的，而是给全华尔街、全美国的人看的。

　　　　认识巴菲特的杰克。拜伦在读信时就有这种感觉。一个不认识巴菲特的年轻企业家里查德。亚茨刚觉得像过了一个“主显节”：“当我19岁时，”

　　　　他写道，“我得到了一份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这是主对我的恩赐。”

　　　　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只有他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和伯克希尔的运行。大亨有的是，写信的人更多，但只有这儿有个J。P。摩根写着嘲笑威尔。罗杰斯的话。他的文章妙语连珠，旁征博引，用了不少如帕斯卡尔、凯恩斯、梅。威斯特和约吉。贝拉关于文化的描述。文章给人的错觉就是以为他是个乡巴佬。

　　　　但这些只是佐料，调调文章的味道而已。重要的是他巧妙地提出一些复杂的问题并解释清楚。

　　　　80年代早期人人都发现有三件事总是发生。第一是巴菲特极担心发生通货膨胀，这是他父亲遗传给他的。他牢记列宁说过的话，“摧毁资本主义的方法就是摧毁它的货币”。他自己又补充说其实政治家有能力控制货币的发行。因此他认为不正常的通货膨胀总是让人提心吊胆。“价格和贞操一样，人们可以保持稳定的价格，但不能把它重新降下来。”其实他是担心通货膨胀会损坏长期债券，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但巴菲特的洞察力使他和许多热心读者把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他尤其欣赏他对保险业的保护。通货膨胀会减少债券的价值，而保险业的大部分资金都在债券上——这是过去的谨慎做法。巴菲特手上有承保人

　　　　急需投资于自己公司的资金，当债券损失上升时，巴菲特发现保险公司不愿像往常一样卖掉部分资产来还债，因为不管谁卖掉债券都会大受损失。他还发现承保人投资于债券的钱并不总是他们自己的。

　　　　买债券的大量资金来自投保人和申请保险者，（他们通常是流动的），其实这些钱只是暂时放在承保人那儿罢了。

　　　　承保人增加现金的方法之一就是接受更多的投保，巴菲特认为这只能导致保险公司尽可能扩大业务，使保险金降到不能赢利的地步，最终导致巨额损失。他在信中说明了这一点。伯克希尔自己只有一点长期债券，巴菲特说，买了它就等于要在30年内以同样的价格“卖钱”。在通货膨胀时期，这是自杀行为，就像确定了2010年的哈撒韦纱锭的价格一样。

　　　　可惜尽管人们明白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可是谁也防止不了。巴菲特痛苦地指出，他接管伯克希尔的时候它的股票的账面价值是半盎司黄金，15年来他想方设法使股价从原来的19。46美元上升到335。85美元，它还是只值半盎司黄金。

　　　　他采取的最好的办法是投资于那些能防止通货膨胀危害的公司，如通用食品和R。J。雷诺得工业公司。巴菲特说名牌消费品和如波斯特谷类食品和云丝顿香烟可以随着通货膨胀而提高价格。他还买农、矿产品的股票，如美国铝公司、克利弗朗克利弗钢铁公司、哈迪＆哈曼以及凯撒铝制品和化学品公司。但他提醒读者说，伯克希尔和任何人一样都没有治这个问题的良方。通货膨胀是巨大的“企业蛀虫”，它会“不管主人的死活，每天都抢先吞噬掉企业投资”。

　　　　在华尔街，通货膨胀引发了对企业资产的疯狂购买。公司也和人一样，心急火燎地要把钱换成别的什么，这导致了80年代早期的兼并狂潮。老名牌公司如德尔。蒙特、国内航空公司、七喜、史蒂贝克和热带产物都被高价购买。这迫使几百万富翁巴菲特在华尔街处于最可怕之一的危机时采取了一些未必管用的措施。

　　　　在他看来，企业经理的虚荣会使他们做一些愚蠢的交易。这些由于适者生存选举出来的经理个个精力充沛，可常常是“动物的脑子”。他们根据自己的块头来评估自己的实力，而巴菲特是用尺子来测量效益的。（他认为这是唯一明智的目标。）这些经理们不像巴菲特那样低价买下公司的一小部分，而喜欢花大价钱一下子把整个公司买下来。可是不用为他们担心，这些狂妄自大的经理们自信有本事付高价。

　　　　许多措施太像儿童故事里说的那样简单了，一个美丽的公主吻了他一下，那位被变成癞蛤蟆的英俊王子就变回来了。因此，他们也相信自己的天才之吻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这样的吻我们见多了，可奇迹一直没发生。

　　　　这段话是巴菲特在1981年的报告中写的，当时正是兼并狂潮时期。第二年，他忍不住要报复一下。许多经理正在发行股票来支付兼并。巴菲特对这种天真的技巧进行了无情的剖析。首先他发现兼并别人的经理们不仅买进，也在卖出。由于发行新股，所有稳定的股东占有公司的比例都减少了。为了掩盖这个事实，经理们用的是买方的语言：“A公司买下了B公司。”可是

　　　　“仔细想一想，话该这么说：”卖掉A的一部分来买B，‘话虽然难听，但确切多了“。

　　　　他们为什么要修饰措辞呢？多数股票，包括购买方自己的股价都很低。

　　　　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方是用无吸引力的货币来买东西，就像美国人在巴黎时，可美元贬值了。当他买下其他企业时，却在廉价出售自己公司的一部分。

　　　　巴菲特建议这些经理和董事们“思维敏锐一点”，问问自己是否愿以这种价格出售整个公司，如果不愿意，那为什么还要卖掉一部分呢？

　　　　经营上的小错误会慢慢积累成大错误的，而不是大胜利。　（拉斯维加斯就是靠财富转移建设起来的，那时人们也以为这种资本交易损失很小。）

　　　　最让巴菲特不安的是经理们是用股东的钱来扩建自己的王国——他们的首要义务应该是为股东服务。这样的经理“最好到政府部门任职去”。

　　　　巴菲特形象地把总裁们比作官僚。但生活中他与许多经理是很友好的，他跟他们一起进餐，因此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信中提他们的名字。可他还是与企业界的朋友们疏远了。（关于白领阶层犯罪，“用笔偷一大笔钱比用枪抢一点钱要安全得多”。）有人说巴菲特是个Dust　Bowl的进步论者，可他除了不是草原上的社会主义者外什么都是……社会主义者认为商人是资本主义，巴菲特恰恰相反。他攻击总裁们当资本家不足却偏偏很自负。

　　　　这是巴菲特谈得最多的话题。这在企业经理和股东之间是正常的。他认为，其他股东的企业经理压力很大。这是他在1980年说的。当时修改后的《联邦法》迫使伯克希尔让罗克福德银行独立。巴菲特算了一下，这家银行占伯克希尔资产的4％，于是他让股东们按比例选择持有公司或银行的股票，或者两种各占一些。这完全由他们的喜好决定。唯一无选择权的是他自己，他得接受别人选剩的所有股票，因为切蛋糕的人必须对剩下的那块感到满意。

　　　　本着同样的精神，1981年由查理。芒格提出构想，巴菲特设计了一个企业慈善计划。每100万元的股票——当时卖到了470美元——由股东选择一个慈善团体，伯克希尔捐献2美元。如果有人持有100股，他就能决定让谁接受200美元的礼物，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