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信片清末中国(第二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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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那从收拾权贵到收拾洋人的爷们气概，实在是太长中国人的脸面了，以至于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评论这段历史时，总是喜欢用“大捷”、“英勇”、“威风凛凛”这类长志气的词儿。实在也是因为如果没有义和团那声吼，中国的近代史就会成为民族全面的萎缩史。 但细说起来，义和团之所以在快被袁世凯斩尽杀绝后又能够鼎盛到踩街，和被慈禧的利用是分不开的。据说拳众在进京之前，慈禧检阅得高兴，还赏了两千两银子。而拳众则沿途排队，自称护驾慈禧由颐和园回宫。唉，中国草民之卑贱，即使刚硬到敢于奋起反抗权贵施暴，也经不住权贵的恩宠。多少年来都是如此。皇恩浩荡啊，瞧那群踩街的草民，有太后支持“尽杀洋人”，是那么自豪、那么自以为战无不胜。 而那赏银的太后，清了康、梁之后身边剩下的都是些只会病急乱投医的小人，昏君小人一起厮混得越发地无知，不仅真以念咒抵御枪炮、决不肯用枪炮代替钢叉大刀的义和团为侍，向全世界宣战，甚至还学了在宫中设坛念咒的劳什子。那结果只能是被八国联军如快刀削泥般地杀戮。吓破了胆的太后只有拿不能为自己挡住洋枪洋炮的草民当祭品以讨好洋人的屠刀。这般君主与草民的“团结”，岂止是民族的悲哀，简直是千古的笑柄。 想起当年喊着“大师兄，砍洋头，二师姐，杀官兽”那么豪迈的口号的义和团，竟也是一群用迷信来念咒抵御枪炮的愚民，就让人感到难堪。 百年前的洋人画张图，拿半懂不懂的事情浪漫一下也就罢了，倘若连我们自己也一味自夸不觉难堪，就真的很可耻了。
第三部分：传教士在中国闹义和团了（图）
皇帝不知道外国人已经宣战了 一个愚昧的皇帝，以为打开的是一壶喝得习以为常的琼浆，不曾想是被八国联军瞄准自己脑袋的枪炮，因而被吓得魂飞魄散。 这真是一个从愚昧自大走向屈辱衰败的经典故事，一个民族从愚昧自大走向屈辱衰败的大故事。很难有其他类似的故事经典得过它、大得过它。 这是个所有中国人都引以为耻的故事：一个长年酒足饭饱的大户人家的主人自觉很雍容大度地款待远道而来的朋友，就像曾经无数次地款待从穷乡僻壤来的穷亲戚那样不乏善意和倨傲。却不想这些远道客人不但并不弱小，而且富有而霸道。大户人家的主人却并不十分知情，或者说是不屑于计较。但大户人家中少数比较敏感的人却已经从对比中深感自家力量的不逮。于是他们想通过游说主人想法加强实力，却忘记了做主管事的不是主人，而是主人的母亲。主人的母亲被他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举动激怒了，于是下令收拾他们，甚至还想连同主人一并收拾。但这引起了另一些忠于主人的人的不满，于是他们恐吓主人的母亲说，假如收拾了主人，外来的强人会找麻烦。主人的母亲在怕恨交集之下，便生计利用家族内的排外势力来制约外来强人。不想这样做的结果是反而给了外来强人向大户人家寻衅的理由。主人的母亲终于忍无可忍，向外来强人宣战。没想到这宣战竟像是以花拳绣腿招来一顿完全无力抵抗的强凌暴打，再让外来强人为费了把力气而逼迫自己倾家荡产地赔偿人家…… 如今的中国人说慈禧的国际知识赶不上今天的小学生，说中国皇帝管不了事儿，其实都不过是表面的事实。假如慈禧在和帝国主义列强周旋中更加长袖善舞些，假如皇帝老儿比他妈更有能耐些，中国的事情就比已经发生的事情能好多少？昏庸腐败的慈禧是封建制度长出来的毒瘤。而这颗毒瘤又是长在了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中国国力上。1900年的中国就像一树熟透的果实，只能任凭列强强取豪夺。 这幅图上的中国皇帝被夸张地画成受到惊吓后露出的样子，难道还不能反映出强取豪夺的西方列强将中国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轻蔑？
第三部分：传教士在中国李鸿章大人（图）
坐在藤椅上的李鸿章大人，身上的奖章是洋大人发的吗？
第三部分：传教士在中国老佛爷说杀尽“远人”（图）
慈禧太后没想到允诺各国“远人”派三十名洋兵保护使馆，他们竟多来了三倍；也没想到允诺搭乘火车赴津的“远人”救援纵队竟有两千多人。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对全世界宣战，又是没想到中国打不过全世界。 说慈禧太后的愚昧昏庸为八国联军的侵略开了绿灯，已经是一个很厚道的指责了。 此后八国联军侵华，就不用再借助慈禧太后了。所谓的救援纵队占领天津后，反过头来就以三万四千的兵力合成八国联军及其司令部“都统衙门”。这时候的八国联军，已经强势到可以任意拆毁天津城墙，居然将东起山海关、南至渤海沿岸和天津大沽炮台的防御设施统统拆毁，并以近两万的兵力直取北京，逼得慈禧太后仓皇出逃。 再后来，八国联军把营地扎往新的地盘，将各国旗帜插上新的山头，便如囊中探物，再不用什么枪炮了。至于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出来的通道——从北京到天津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八国联军一直驻扎到1923年。
第三部分：传教士在中国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图）
据说，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只听赛金花一个中国人的话。
第三部分：传教士在中国清朝女人的小脚（图）
据说当时很多刚刚从欧洲到中国来的八国联军士兵都对清朝女人的小脚产生了兴趣，于是很多中国女人的脚就被这些士兵砍下来，当成战利品带回欧洲去了。
第三部分：传教士在中国年轻的剃头匠（图）
这个年轻的剃头匠可能是从乡下到城市来谋生的阿炳。阿炳剃头摊儿铜盆下的炉火始终不灭，农民等待节气的耐心使他不慌不忙地等待着顾客的光临。那个探头探脑看阿炳热闹的很可能是把菠萝削皮切成小块叫卖的阿毛。阿毛多夹了几筷子小菜挨了一耳光隔壁的阿炳听得清清楚楚，阿炳对这个来剃头的阿公格外殷勤因为他喜欢他的女儿阿毛也明明白白。慢慢地，他们有可能变成将满载货物的船只不分昼夜地穿梭运往的商人。但更可能，他们会剃头、卖菠萝，寻窥找乐地终老。但纵然把他们放在最不舒适的环境之中，他们也会用农民特有的方式适应环境，就好像他从小就生长在这个城市的旮旯一般。
第三部分：传教士在中国剃头挑子一头热（图）
中国的那句老话“剃头挑子一头热”在男人蓄长发的清末就已有了的。热的一头铁皮炉上放热水盆，冷的一头是理发者坐着理发的凳子。凳子下设几个抽屉，内置理发工具。剃头匠便是挑着这一头热、一头冷的担子走街串巷。 然而这幅图中最引人注意的不是清末有这么一个人们司空见惯的行当，而是剃头的和被剃头的之间的关系。图中那剃头匠赤膊站着伺候，被伺候的却衣着洁净、跷着二郎腿坐着享受，二者之间地位高下一目了然。直到今天，剃头匠变成了时髦的美发师，剃头挑子变成了霓虹灯炫目的美发厅，但坐着的和站着的、赤膊的和着衣的、伺候人的和被伺候的高下之分，却正如这幅照片一样一直定格在中国人的社会职业心理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第三部分：传教士在中国后记
我住在英国多年，每逢要出门时，认识的英国人都会说到了那儿寄明信片来呀，我也常常收到英国人从国外寄来的明信片。同英国人一起旅行时，他们到了旅馆住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亲友们写明信片，内容不外乎当地天气、路上如何、买到一双新鞋之类，每到一个地方就寄一大堆，这种习惯已经成了英国人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传统。除了英国，很多西方国家似乎也都有这个传统。 我是从小就喜欢集邮，太太蔡小丽也是从小喜欢集邮，但是我们的集邮活动纯属业余玩儿票，不能同真正的集邮家相比。我们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作为职业画家来到英国，这样就经常出去到世界各地办画展， 到了国外如果有时间就去逛逛集邮店，自然也就注意到了老明信片。尤其是中国的，有很多清朝的老明信片是我在国内时不曾见过的，只是有的价钱太高，但我只要见到喜欢的，不管账上还有没有钱，先买了再说，有时信用卡花超了，太太不免抱怨，所以哪里再有邮展或拍卖，就拉上太太一起去，于是她买的比我还多，见了好东西比我还不能控制，于是就买了不少。我去德国办展览的时候还碰到了一个当时侵华的八国联军军官的后人，那个德国老太太后来给我看她收藏多年的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照片印的明信片和瓦德西本人手书的明信片，还有一张大金钱豹皮是醇亲王载沣在1901年到德国因为义和团事件向德国赔礼道歉时送的礼物！老太太后来用这些东西同我交换了我画的一张哈哈大笑的和尚，我们两个人都很高兴。本书中所收录的明信片都是我们在这十余年里陆陆续续从世界各国各种不同的邮票店、拍卖行、邮展以及街边小摊儿中收集到的。 明信片上的照片与一般的老照片不同； 老照片的价值往往是后来才被人发现的，而明信片上的照片在当时就一定被认为是重要而有代表性的。只有非常典型的，表现了重要历史事实，记录了重要的历史场景，或者是带有重要历史人物等，具备了这些条件的照片才有可能被出版印为明信片。一般用于明信片的照片拍摄质量都比较好。 这些明信片上的照片都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拍的，其中不免带有当时外国人自以为是的观点和趣味，印刷商把这些照片印成明信片，放在北京的旅馆里卖给来到北京的外国人，外国人买来又贴上中国的大龙邮票从中国寄到遥远的西方。从北京寄出的明信片有时要先从天津上船转到上海，从上海又到新加坡，经日本到意大利，从意大利再装上火车发到欧洲各地，每转一次都要加一个戳，那个时候船走得很慢，有时可能还碰上天气不好，船不能开，所以从中国寄一张明信片到欧洲慢的时候要走上三个月。想想那是一百多年前了，这些明信片从那时又保存到了今天，经历了这个世界的多少风雨变迁，最后又回到了中国人手里，所以每次看看这些明信片都会觉得有很多感叹。 因为我和太太都是画家，开始注意明信片主要还是因为明信片上面的图片画面吸引了我们，后来慢慢地对其中的历史含义产生了兴趣。这些明信片最初本来都是买来自己玩的，但是积攒的多了，把它们按不同的场景、依照历史的顺序排列组合起来仔细地看进去，看到的却是一个悲悲怆怆的大清政府的雄浑落日，一个庞大的帝国一步步走向衰落和被外人欺负的史实，还有那时的无数壮丽风景和建筑如今已经灰飞烟没的令人心痛，这一切都不免让人产生深深的惋惜和无限感慨。这也就同时让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何不就按着清末历史发展的顺序把这些明信片组合编辑成册，用那时的图片来叙述那一段历史，也让更多的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朋友来一起感受这些历史的细节——这如同去清末走了一趟的历史细节。 于是我们从收藏中选出合适于出版的明信片，拿给我们的作家朋友陈玲看并且希望可以和她一起合作写这本书，陈玲以她一向爽快的风格一口答应。我们首先对整本书的框架、看问题的角度、整本书的风格等问题反复交换意见，又参考了大量国内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文章，对于那个具体的历史年代和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一致看法。我们就每一张明信片的画面进行分析研究，力求找出更多的历史内涵和原始信息，同时我还把一直以来的一些想法、感觉提供给陈玲，她用散文、随笔的方式写出的文章总是更好地或者说更恰到好处地说出了我的想法和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合作过程。 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使这本书成为现实，感谢中央美术学院的李建群教授为本书做了很多文字工作，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助理金丽丽小姐为本书所做的大量工作。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一定有许多不当之处，希望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王迦南 2003年秋于北京叙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