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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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记者部同志回来绘声绘色的叙述之后，我们副刊办公室里边热闹起来。这不是现成的“官僚主义典型”吗？副刊理应“配合”。就由当时文艺部主任、诗人袁水拍写了一首讽刺诗，方成画了一幅漫画，我则写了一篇短杂文。迅速在5月10日一起见报，整个前三栏加花边，在版面上相当突出。
我们并无意火上加油，诗文的重点都是批评官僚主义作风。袁诗的题目是《官僚架子滚开》，末几行是“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腐朽作风，老爷气派，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一古脑儿都滚开，/不让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只因为由这个“事件”而起，自然就增加了火药气味，不过发表以后，倒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到了“六·八”社论一发表，“反右”号角吹起，形势急转直下。中国记协为此专门开了会，批判了有关记者。我们三人因为只是“配合”，并非当事人，蒙准免于到会接受批判，但也写了书面检查。在会议消息中也挂了一句某某等也交来书面检讨云云。
事过三十余年，这个“事件”的是非曲直，都成了明日黄花。前几年偶然同一位当时在场的老记者说及此事，都不禁哑然失笑。又听说左叶同志在十年动乱时期又受到迫害，真是接二连三地倒霉了。
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文革”中有人还去查这笔旧账，作为“一贯反党”的一个罪证，但是冷静想想，那篇短文也有不少毛病。对被批评者缺少与人为善的同志式态度，口气生硬，用词尖刻，作为杂文，都是不足为训的。旧社会有谚云：“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其实未必尽然。但是“一字登了报，九牛拔不出”，倒是常见。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戚戚于怀，很对不起这位老同志。
附记：1992年8月24日，新华社发了左叶同志因病于1992年7月4日不幸逝世的消息。消息说：“左叶同志1910年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的佃农家庭，1927年10月在遂川黄土畈加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1928年4月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左叶同志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和红军西征，经历了许多重要战斗和严峻的考验。抗日战争时期，左叶同志曾任八路军晋绥军区一二○师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左叶同志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四保临江、辽沈、平津、渡江、衡宝、广西和海南等重大战役的战斗。在著名的四平保卫战中，左叶同志作为主要指挥者之一，指挥部队以劣势兵力和装备，抗击国民党军达一个月之久，重创了敌军，创造了我军战史上的一个重要范例。左叶同志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不朽的战功，表现了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优秀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叶同志历任中南公安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四十五军副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助理，机关党委书记兼人事司司长，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农业部顾问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叶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他始终对党和党的事业坚定不移，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的路线”。“左叶同志在他66年的革命历程中，一贯顾全大局、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爱护同志、坚持群众路线、谦虚谨慎、严格要求子女，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谨录全文于上，以志对这位对党对人民有巨大功勋的老同志的深切哀悼。
老杂文家巴人的悲惨结局
巴人赞颂况钟那支“三起三落”的笔平反了一场冤狱，救了两位无辜青年男女的性命，那篇《况钟的笔》也鼓舞了许多杂文家拿起笔。而他自己却未能逃脱十年后那场浩劫，终于在一场大得不知多少倍的冤狱中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至今一想到《况钟的笔》，一看到昆剧《十五贯》，就要联想到这位老革命家、老杂文家的悲惨结局。
巴人年轻时就在他的家乡浙江参加“五四”烈火燃烧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就为党为人民作出杰出贡献。三十年代，在革命文学事业上又有许多建树，写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剧本，成为“左翼”文化战线一员冲锋陷阵的猛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成为“孤岛”，他奉命留在上海，做了许多幕后英雄的工作，比如承担为编辑出版第一套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撰写《鲁迅全集总目提要》。他凭借挂洋商招牌的爱国报纸副刊和进步刊物为阵地，创办提倡战斗性的《鲁迅风》杂志，写了大量杂文，揭露日伪阴谋，痛斥“落水”文人，批驳种种奇谈怪论，真有笔扫千军的气概。“皖南事变”后，他奉调离开“孤岛”，经香港去新加坡办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滞南洋。建国后曾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第一任大使。五十年代中期回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业余继续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他的一篇《论人情》，是针对当时文学作品“政治气味太浓”的通病而作，不料以后引来一阵批判，当作“文艺界修正主义代表”而遭到围攻。
巴人写杂文尽管是业余中的业余，但对报纸副刊来说，老杂文家的文章毕竟有带路和示范的作用。《况钟的笔》以后，巴人又陆续写了六七十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就有《脱胎换骨》、《关于删改》、《难言之隐》、《一反其道而行之》、《多和拖》、《上得下不得》、《消亡中的“哀鸣”》等。有的署“马前卒”、“克约”等笔名。这些杂文，接触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文字就不能像“孤岛”时期那样锋芒所指，鬼蜮心惊。他对当时实际工作和党群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缺点和弊病，本着对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剖析利害，痛陈得失，期望改正。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位老战士、共产党员真诚的心。 “反右派”风暴中，他也应报纸编辑部之约写了几篇“批判右派言论”的杂文，不免抓住片言只语，上纲上线。时势使然，是不必为尊者和贤者讳的。
十年风暴之前，他已经以“鼓吹人性论”罪名受到文艺理论界的批判，五十年代中的杂文，自然也受到株连。到了“文革”，这位历经坎坷而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革命战士，逃不脱临头大难，在饱受凌辱摧残、妻离子散之后，被遣返浙东奉化原籍，生活凄苦，无人照看，导致精神失常。1972年7月25日，由于脑血管严重病变，悲苦地离开他一生挚爱、为之献身的人世。逝世后七年，冤案得到昭雪，在北京八宝山为他举行追悼会。逝世后十四年，首届巴人学术讨论会在他的家乡宁波市举行。
前不久，我收到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欣荣同志寄来的两本新作《大众情人传——多视角下的巴人》、《巴人年谱》。这是两本很有分量的书，尤其前一本，读了以后，只觉得心头一阵阵难以抑止隐痛。他的两位老朋友说得好——柯灵说：“他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旧世界的同时烧毁了自己。”王元化说：“他的死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我们要永远哀悼他，也要永远记住这一惨痛教训。”掩书回想，那位满头花白鬓发、满口浙东乡音、满身正气的老战士形象又屹立在面前，深沉地诉说着民族的命运。
千古伤心文字狱（1）
——邓拓（1912…1966）逝世四十年祭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
——廖沫沙挽邓拓诗
一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上空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离世。那年他五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中年，就成为那场延续十年旷世大灾难的第一位殉难者。
整整一个春天，邓拓的心情都处在惶惑、愤懑以至震撼的状态中。从前一年冬天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刮起的狂风，越来越猛，明显地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着整个思想文化界和北京市委了，不是传来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所谓“独立王国”的严厉批评吗？他惶惑不解：北京市委就在中央身边，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怎么可能“水泼不进”？岂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着，公开点了他的名，拿他的一些杂文随笔开刀，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在《北京晚报》副刊的专栏《燕山夜话》和他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专栏《三家村札记》，那种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法，使他这个熟谙历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两代那些令人战栗的文字狱。昨天，报上又有一篇戚某的文章，竟无中生有地诬陷他是“叛徒”，更使他热血上涌，头晕目眩。冷静下来，他不禁认真思索：自己历史上两次被捕经过，组织上早已作结论。这个戚某有什么根据将“叛徒”的帽子强加在他头上？工作的错误可以批评，文章的毛病更可以议论，职务也可以免去，但是，人格不能受侮辱，共产党员的尊严不能受侵犯，“士可杀不可辱”，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崇高形象经常屹立在面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尊严，留下清白。
这天晚上，他决定给党留下最后一封信。在下笔以前，他先执拗地要妻子丁一岚带着子女先离开家一段时期，说“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让心情沉重的妻子先去安睡。然后展纸挥笔，向党倾诉，按自己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诬陷。
……文章的含意究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就在他用生命的最后一息虔诚地山呼万岁的时刻，作为那场大风暴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名义飞向全国，打开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字狱的大门。
十三年后，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 冤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决定下达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决不能再让林彪、“四人帮”这类的野心家、阴谋家逞凶肆虐，决不能再让“三家村”这样的冤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见1979年8月3日《北京日报》。）9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郑重为邓拓平反昭雪。那天，我奉报社领导人之命，起草一副挽联，记得上联是“闽海波涛，长城风雪，三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现象。延至当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新的形式、新的手法。邓拓就正好撞到这个枪口上。
二
邓拓五十年代在《人民日报》时期的主要助手、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邓拓逝世二十年时写过一篇《平生赢得豪情在》，开头一段介绍了邓拓的工作和品格：
邓拓同志知识渊博，熟悉社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不是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一个亲自动手主持编辑、写作和采访工作的实干家。他领导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干部循循善诱，平等商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个时期，报社几乎天天都受批评，我们常常出大小差错，但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尽量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对于来自某些方面的责难和干扰，他常常一人顶着，独自排解；他忍辱负重，胸怀宽广，处之泰然。他体弱多病，仍坚持带病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他手脚整天出汗，越用脑子，汗流得越多，几乎一个钟头就换一块湿毛巾。真可谓是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典范。在他领导下，报社工作人员如鱼得水，心情舒畅，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时《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心协力，全心全意办好报纸而努力。《人民日报》的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令人怀念的欣欣向荣时期。
千古伤心文字狱（2）
我就是在那个“最令人怀念的”时期踏进报社大门，迄今已有五十余年了。
1953年元旦才过两天，报社人事科通知我们四个刚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北京的人，说邓拓同志晚上要同我们谈工作。我们听了有点惊讶，几个普通编辑记者，只须人事科通知到分配的部门报到上班就是，何用总编辑亲自谈话？晚上，不免惴惴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邓拓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学者。他让我们坐下，开口就为年前因工作忙未能在我们到北京第二天就见面表示歉意，接着就用商量的口吻一一征询我们对工作岗位的意见。总编辑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这样初到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尤其感受到一阵暖意，把窗外的严寒忘得一干二净。这件小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想起当年同时去见总编辑的刘时平、钦本立、顾小岚三位，都已先后去世，不禁凄然。
我分配在文艺部（那时称文艺组）担任编辑，分工主管的副总编是林淡秋。五十年代初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前《华北日报》旧址，京城的平房大院，各部办公室分散，因而很少见到邓拓，不过常常从一些老同事口中听到对这位总编辑人品、风格和才华的赞美。他肩负重任，辛苦勤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与报社同事相处中，坦诚恳切，毫无领导架子，即使要公务员、通信员办点事，也总说“请你帮我”如何如何。报社从副总编辑到司机、公务员，一律称他“老邓”，少数刚来的称“邓拓同志”（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对领导人都以“老×”或同志相称，从来不称职位）。1954年盖了四层楼，编辑部办公室都集中在楼上，才有机会常见到他。有时在楼梯上相遇，他必定客气地打招呼问好，起初有些年轻同事不好意思，慢慢地也习以为常。有一回还闹过将两位身材矮胖的中年女同志名字弄错的小误会，成为善意的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