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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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3）


　　五
　　1960年冬天，乔木寄来一封信，大意是说经济困难时期，物资匮乏，群众生活水平有所降低，不少党员和干部情绪低沉，这种时候，副刊有责任鼓励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提倡乐观积极的精神，帮助人们拥有丰富、健康的精神生活，但也不要说大话，说空话。他具体建议组织一些读书笔记，提倡多读书，多读古今中外的好书，从中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能增长知识，提高文化素养。
　　这个主意很好，也很适时。那时候我们正在为副刊如何既能办得有声有色又减少假话空话而大费心思。乔木的建议打开了编辑的思路，于是就有了一篇邓拓写的《从借书谈起》（刊于1961年1月23日）。约请当时已离开报社领导岗位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同志写第一篇，也是乔木提出的。邓拓给副刊写杂文随笔一类稿件，从不署真名（他在1957年发表引起许多人注目的《废弃庸人政治》，署名为卜无忌），这篇文章仍用一个假名。乔木审阅小样时，除了作文字修改外，还提出请作者署上真名，用意大约是为增加分量扩大影响吧。邓拓尽管不甚情愿，也只好勉强同意。
　　这篇短文从袁枚的一篇《黄生借书说》谈起。随园主人因一位黄姓青年来借书而引发一番议论，叙述家境贫困的书生读书之难。帝王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为了帮助读者弄清原文寓意，我们在刊出袁枚原文同时，又请陈友琴先生用白话文译意，连同邓拓文章一起见报。邓拓还发挥了一点意思，乔木在改样上又加以补充：“袁枚的文章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意义，因为它说明了一个真理：占有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事实往往相反，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胜利定然是属于那些条件优越的人吗？困难一定会把有志者压倒吗？不！为了优越的条件而自满，而骄傲，最终只能引导到失败。胜利是永远属于那些在困难面前不但不低头、反而发愤图强的人们的”。这一段从黄生借书这件小事引出当时很有针对性的微言大义，可以说是邓、胡二位共同阐发的。他们的心意，在一张改样上沟通了。
　　1963年春夏之交，《新湖南报》上的两条新闻，触发了乔木的思绪。那些年他虽然忙于文字工作，但绝大多数是为中央起草文件、审订《毛泽东选集》四卷的文字和注释，审改《人民日报》重要的社论和评论，自己执笔写文章而且公开发表的事几乎绝无仅有。6月下旬，我突然收到他寄来的两篇杂文：《湖南农村中的一条新闻》、《湖南农村的又一新闻》，署名都是“白水”——他似乎从来未曾用过这个笔名，以后也未见再用。
　　两篇一千多字的杂文，讲了湖南农村的两件新事。一件是一位农村干部母亲死了，用开追悼会代替做道场，党支部和党员带头改变旧的风俗习惯；另一件是一家农户失火，民兵干部组织全体民兵利用农事空隙义务为他修了新屋。两件事情都不大，却都闪耀着一种新思想、新观念的可贵的光辉——共产主义的光辉。乔木敏锐地抓住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精神生活中新的萌芽，及时加以表彰。前一件事，他指出“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值得在全国所有的农村和城镇中提倡”。他说：“党支部书记不可能主持每一个追悼会，但是党的支部的确必须努力改革人民群众有关丧葬婚嫁等等风俗习惯，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扫除形形色色的垃圾，消灭形形色色的细菌，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生长起来。”后一件事本是民兵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做好事。但因为是义务劳动，又值批评和纠正了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之后，乔木不得不花点心思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思想精神的关系上多说几句，以澄清人们可能产生的误解，因而这篇文章的字数就比前一篇长了些，近两千字。
　　邓拓的那篇《从借书谈起》打了头炮，以后就陆续发表类似的稿件，附上原文。文章大多引古喻今，借题发挥，或阐明调查研究之重要，或表彰克服环境困难之毅力，或揭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之危害，或剖析防止片面性之必要，等等。乔木又亲自动手写杂文，因而那几年的副刊，虽然免不了要受到“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大风潮的波及，不如五十年代中期那样有声有色，但从杂文来说，还是很有点气势，也常出现些高质量的作品。1962年又有夏衍、廖沫沙、吴晗、唐、孟超等五位老作家共同开辟的《长短录》杂文随笔专栏，带动了一大批谈思想修养、革命精神、道德品质、文化知识的好文章，在读者中得到良好的反应。
　　然而，好景不长。“左”的思潮日益猖獗，副刊也就渐渐面目全非。待到“文革”恶风从天而降，上述文章全都被扣上“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吓人帽子，最轻的也是“贩卖封资修黑货”。那时乔木自己也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无从充当副刊的保护神了。
　　六
　　1966年12月下旬某一天，报社大楼忽然人声鼎沸，刮起“揪斗胡乔木”的暴风。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报社大楼，十多年来乔木不知来过多少次，这一回却是以囚犯身份出现在礼堂讲台上。揪斗大会声势很是浩大，吴冷西、胡绩伟等报社主要领导人，自然无一例外地分列左右上台陪斗，我们这一批部门的“当权派”，也都列队站在台前，低头面对会场。
　　乔木那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旧棉大衣罩在身上，本来就瘦弱的身躯显得更加憔悴，好像正在生一场大病。但是他的神情却还是一如平日那样从容镇静。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大声呵责，忽而要他交代“胆敢篡改伟大领袖光辉著作的罪行”，忽而要他交代“庐山会议上的反党阴谋”，他一概都是轻声细语地回答并无此事，或者说一句“这事涉及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便多说”。态度从容，不卑不亢。“造反派”勒令吴冷西、胡绩伟揭发交代时，吴胡二位也都一言不发，或者轻描淡写敷衍几句了事。造反好汉们无可奈何，只好鼓动全场高呼几句“不许胡乔木狡辩”、“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之类的口号，草草收场。等乔木被押上车送走，我们这些陪斗者也就分散回家。这次批斗大会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以后十年，消息沉沉，这位曾经当过毛泽东主席秘书的“党内大秀才”是死是活，是遭受磨难还是得到保护，都无从知晓。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时，曾经听说他曾在“政策研究室”工作，后来又无下文。直到粉碎“四人帮”的下一年，在看一次演出时，忽然发现乔木就坐在我前一排，体质看起来不如过去，神情却依然那样安静从容。这使我感到欣然。交谈中，他听说我仍在报社，又编副刊，就微笑着点点头。那时副刊有个名称叫《战地》。他忽然问：“‘战地’两个字是谁写的？”我答：“用的是毛主席‘战地黄花分外香’那句诗里的手迹。”他“哦”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又说：“其实也不一定用‘战地’两个字，还可以想个好一点的”。我回来同部里同志商量，也都觉得“战地”二字不妥，有“文革”味，决定取消。过了一段日子，改名《大地》，一直用到现在。


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4）


　　新时期开始，乔木先是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又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中央其他一些机构的负责人，成为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人物，到报社来的次数少了，报社领导也还不时传来他对报纸的指示。他仍然时常关注副刊，如果看到副刊上某些稿件有差错，或是他认为有“问题”，仍然如过去一样，来信或来电话指出。有时口气也很严峻，每到这种时候，我作为文艺部负责人，只能像以往那样，写封信去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免得有关部门再追查作者和编者。多年来，他对副刊的要求、建议和批评，有些具体意见，也还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是平心而论，他的高瞻远瞩、胸怀大局而又认真细心、一丝不苟，他对作者（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宽容态度，都给了我们许多教益。（八十年代中他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尊，竟然越过文化部党组织亲自到老作家吴祖光家中登门“劝告”吴退党因而传遍文化界事，是绝无仅有而又极不正常的一次。）经他审改的大样小样，闪烁着他的睿智和文采，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周扬、夏衍等少数同志外，还很少见到。从此以后，恐怕都将成为广陵绝响了。
　　七
　　郭老当年有诗赞誉陈毅元帅：“百战天南一柱身，将军本色是诗人。”我觉得似乎也可以套用送给乔木。他是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史学家，然而，“先生本色是诗人”，或者说，他具有不少诗人的本色。他少年时代在扬州中学（江苏省立八中）就以才华出众博得神童的美誉，初中时由于写了一篇《送高二同学赴杭州参观序》被教师嘉奖而闻名全校。考入清华大学虽然攻读物理系，但对文学却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造诣。只是长年的革命斗争、政治活动、党务工作和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使他没有多少余暇显露诗人的才华。直到六十年代以后，才偶尔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诗词。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两篇杂文（以及差不多那一时期他用“赤子”署名的几则国际题材的杂文）都还是有感于时事而发的文章，他的诗词就纯属抒怀遣兴之作了。1964年底，他寄来十六首词（刊登于1965年元旦），是他最早公开而集中发表的诗词作品。虽是旧形式，却都是新内容，按当时说法，都是“重大题材”。如写国庆十五周年，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等等。七首《水龙吟》，更是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畅写中国革命业绩和国际斗争形势，运用的却仍然都是文学语言，比喻的也仍然是诗词典故，并非写成政治诗、口号诗。比如：“星星火种东传，燎原此日光霄壤。”“边寨惊烽，萧墙掣电，岁寒知友。”“举头西北浮云，回黄转绿知多少。当年瑶圃，穴穿狐鼠，可怜芳草。”“涸辙今看枯鲋，定谁知明朝鲂。膏肓病重，新汤旧药，怎堪多煮？恨别弓惊，吞声树倒，相呼旧侣。”这类词句，不仅铸辞炼字，极有讲究，而且古为今用，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境。他写旧体诗词，不像郭沫若、陈毅诸位那样随意挥洒，兴到落笔，无拘无束，而是严谨地按照传统的格律和规范，很少不是循规蹈矩的。因而这组词一发表，就引起文坛注目，许多人似乎第一次认识了诗人胡乔木，而对他十几年前写过的《悼望舒》散文的印象可能已经淡忘了。
　　那年9月，他又寄来《诗词二十六首》（刊登于1965年9月29日《人民日报》）。这一次数量更多，题材范围更广，也就让读者更多地领略感受到诗人的襟怀和情愫。作者不止是娴熟地运用古典形式和传统语汇来表达一个革命者的喜怒哀乐，更善于酿造一种全新的意境。其中不少词作，如《念奴娇》四首（重读雷锋日记）、《采桑子》四首（反“愁”）、《生查子》四首（家书）等，用语自然，清新脱俗，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那年秋天我在京郊房山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就曾抄录一首《生查子》送给一位立志回乡务农的中学生：“牡丹富贵王，弹指凋尘土。岂是少扶持？不耐风和雨。如此嫩和娇，何足名花数？稻麦不争春，粒粒酬辛苦。”
　　八十年代初期，乔木又陆续寄来一些新诗。他写新诗，也是严格按照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们倡导的格律诗形式，而且很注意音节。有一次更在附记中特意写明：“近年写了几首新诗——按现代派的观点全算不上诗，至少算不上新诗——每句都是四拍的（每拍两三个字，有时把“的”放在下一拍的起头，拿容易念上句做标准），觉得比较顺手。惟有这里的第三首每句五拍，算是例外。我并不反对其他的体裁，而且也想试试，如果能试成的话。”
　　新诗如今风起云涌，流派林立。有人说现在写诗的比读诗的还要多，我没有统计，没有发言权。但我不知道现在如乔木那样严肃而又严格地对待自己诗作的人，还有多少位呢？他一贯认真阅读报纸大样小样，一遍遍地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作风，过去在我们编辑部是尽人皆知的。他寄自己的诗文来，必定清楚地表明仅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同寄还送审稿件截然不同。附信上总是谦虚地称它们是习作，用与不用由编辑部决定。1982年7月1日发表的《有所思》四首律诗，在6月中寄来时，信上说明是为七十岁生日而作。这四首诗也可以看作他一生的回顾，“旧辙常惭输折槛，横流敢谢促行舟？”“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等句，寄意深邃，感慨遥深，能够使人窥见作者心底的一些波澜。如果按过去处理乔木诗文稿件的惯例，一般都是安排在副刊或者文学作品版上。但这组诗作寄来时，我正因手术后在杭州养病，经手的同志可能认为题目比较大，似乎不宜发在副刊上，结果“七一”那天在第二版见报。我估计不是作者本意，因为他写的是“七十述怀”而不是“七一述怀”。等我从杭州回到北京，已经事过境迁，也无从向他说明原委，终成遗憾。


与李辉谈周扬（1）


　　1993年8月10日
　　李：你从五十年代至今，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还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些工作，对周扬一定有比较多比较深的了解。
　　我在1953年初从上海调到北京《人民日报》文艺部，由于工作需要，曾经被派去列席文化部部务会，大概有两三年。多数部务会是由沈雁冰部长和作为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的周扬主持，这就有机会同他们常见面。更多的是作为文艺部编辑人员，到他那里去讨论文艺宣传选题，审阅社论，接触更多些。
　　李：周扬最初给你的印象如何？
　　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才华横溢，水平很高。在文艺界的一些大会上，他经常不拿讲稿，只拿一张小纸条，上面写几个字，就可以滔滔不绝，一气讲三四个小时，越讲越精彩。一般是前几个方面讲理论问题，常有精彩的阐述和新的观点。
　　李：五十年代时他的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那时他对待干部比较宽容，比较符合政策。五十年代初，“左”的思潮总的说还不那么严重。在文化部部务会上谈到工作中的毛病，他对下面干部并不严厉。譬如故宫发生失窃事件，郑振铎痛心疾首，周扬则对故宫的工作人员表示理解，说那是坐冷板凳的工作，新同志没有经验，不必追究个人的责任。在发展文化事业上，下面的文艺工作者反映地方官员横加干涉之类的事，他多数时候支持文艺工作者，反对粗暴干涉，官僚主义作风，尤其非常痛恨污蔑迫害艺人的事。他还要我们写述评在报上批评这些情况。
　　李：就是说那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还是比较顺心的。
　　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形象是高大的，作为一个人的人品，他很有吸引力，有魅力。听他的报告，人们作为一种乐趣，一种享受。西方的、古典的、近现代的、马列主义的，他都熟悉。听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干部说起，他在工作上是非常放手和信任下边同志的。
　　李：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和中宣部的文艺领导工作是怎样协调的？
　　当时的《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