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02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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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宏猷：今天关于乡土诗的讨论已经超越了对乡土诗文本的讨论。而是直抵诗的本质和美的本质，以及我们精神核心内容。我认为，一是乡土诗还要呼唤民歌。乡土诗的根和源应该源于民歌，农民特有的语言与幽默，可能就是民歌。我所讲的呼唤民歌，并不仅仅指它的体裁，而且还有它的精神。二是乡土诗要呼唤爱情。过去的乡土诗，有很多是描写爱情、歌颂爱情的。抒情、爱情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三是乡土诗应呼唤长诗。要有对农民的苦难、乡土的思索和对农事描写的叙事诗。四是乡土诗应呼唤纯粹的乡土诗……
高 凯：城市是我必经之路，但乡村是我生命所在。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大多数中国人都
处在农村。乡村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乡土诗是中国最现代的诗歌的精神母土。“好的诗都有点乡土情结”，本次研讨会，聚集着全国相当部分的乡土诗人，展示着一个诗人的本分、一个诗人的良知、一个诗人的道德要求，显示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一种文化的追求。我坚守的操行和指向：我行我素，寸土不让……
狭义与广义的乡土
韦启文：关于乡土，从空间意义上理解，我以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生身之地是狭义的乡土，“地球村”则是广义的乡土，但不论狭义还是广义，乡土永远是诗人的根，是诗人灵魂栖居的地方。一首厚重的诗，一首有质量的诗，本质上都是属于乡土的。我们从农村出来，或与农村有过接触的，可能没有不写乡土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家都是乡土诗人。人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写一些乡土诗，很好的乡土诗，他也不一定是乡土诗人。我想我们的乡土诗也与其他诗一样，能不能角度更新一点，写得更深一点，更美一点。饶庆年的诗就很美，简直就是一幅中国画。要土一点，就是民族特色了。然后就是好读一点，与国际接轨，好读一点更好。这样我们的诗歌更会接近主旨。当然还是要回到人间烟火里来。谈到草根性，我认为还是有道理的，回到民间来，我们的乡土诗更会有读者，也会更好发展一点。
谢克强：我先讲一下湖北乡土诗的发展情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管用和、刘不朽是湖北乡土诗的代表，他们都是以江汉平原、鄂西山村风光，水墨画、芦笛曲乡村牧歌式的创作背景。管用和的诗漂亮优美，刘不朽的诗沉着朴实，多一些泥土气息。七八十年代，到刘益善的《我忆念的山村》、饶庆年的《山雀子嗓醒的江南》，湖北乡土诗进入一个新阶段，更多的是关注农民的命运。刘益善的诗以质朴见长，有质感；饶庆年的诗以清丽见长，具情韵。乡土诗是湖北新时期创作的特色，八十年代，湖北诗人数量、诗歌作品在全国还是有相当地位的，如熊召政、陈应松、梁必文、谷未黄等这一大批，他们的乡土诗都创造了可观的成绩。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生活在前进、矛盾在裂变、乡村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这一变化，湖北的乡土诗存在一种困惑和苦恼……进入新世纪后，湖北的乡土诗呈现良好的态势……从八十年代之后，以民族性、乡土性、现代性见长，开始有了自己鲜明的创作个性……
我认为，诗首先要强调特质，回到诗的原点、起点。不打动人、不抒情那还要诗歌干什么呢？诗要像诗，要感动人。中国人的审美有自己的需求，诗应该是多种的、包容的、五颜六色的。
林 染：刚才谈到诗的抒情问题，我认为值得讨论，因为太抒情的诗，很多年轻人不太愿意读。有一句“世界在改变，我也在跟着改变”，是政治家讲的话，我认为可以思考，也是对的。这几年，湖北青年一代的诗我是比较喜欢的。田禾的诗，我认为在产生质变，相当不错。我认为诗人写诗凭感觉，不需要太理性，否则太多理性就不行了。唐诗中王之涣的诗非常清新、意境遥远、语言朴实，但我们不能说他不具备现代性，因为这些诗是有永久生命的东西。
江 非：在中国说到乡土诗，我认为，用汉语写出的与中国文化当代思维有关的诗歌，就叫中国的乡土诗。它的乡土性就是说诗人在素材上偏爱了天空、大地、日月与自然的事物。民族性就是他们在写诗的时候怀着对母语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敬畏。它的现代性，我认为是对诗歌的一种改良，和对当下时代的关注。
管用和：我们的乡土诗一方面要反映农民的疾苦，另一方面，我们的乡村也是美的。我看了走近非洲，他们苦，但是他们还是唱歌跳舞。一个民族如果总是流泪，这个民族就会灭亡。所以我们的乡土诗，应该还是让人看到美，看到希望，能鼓舞人。我觉得乡土诗不管怎么说它是客观存在的。有广义的、有狭隘的。
李秀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根系于乡村土地，现在的乡土诗不单纯是表现田园风光，还富有强烈的现代韵味，有新颖的创作手法，从他们的诗中体现了深沉、富有张力的美学风格。大家谈到诗歌标准，实际上就是社会价值的问题。在沈阳，有个主持人问我，现在诗歌是不是不景气。我觉得这句话问得太随意，景气不景气，我觉得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经济价值，我觉得是有点低，但是从社会价值来看，我觉得是在上升。
由乡土出发的超越
李小雨：不写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土地，恐怕是很难了解中国的。所以乡土诗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诗人在写土地、耕牛等，虽然在写乡土，但我认为诗人在寻找本真的东西。我认为乡土应该是一种心态，一种开放的观念。不应该过分拘泥于狭隘的乡土观念。不论是什么诗，都是一种人性的开掘，都是给所有的读者看的。因为它首先是诗。对乡土诗的发展，我觉得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八十年代初期的乡土诗，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一致的，都是一种歌唱式的，向上的，充满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后来发展到寻根文学……后来，经过九十年代诗歌的沉默，反思、平静，到现在，我觉得侧重于对中国命运的描写，和在这块土地上农民生存的关照。现在有一批更新的诗人涌现出来，现阶段的乡土诗歌，更多的是从平静中看到深刻，从叙述中看到转折，从透明中看到本性，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写法。不像过去那种形而上的，向下看的。这是一种变化，也是现代青年诗人的一种潮流。这种变化使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
杨匡满：应当向不同流派的诗歌学习，在艺术上是这样，在科学上也是这样。20年前，朦胧诗在进行一场大辩论的时候，我说过，很多老诗人应当向我们年轻的朦胧诗人学习，我们年轻的朦胧诗人也不要把老诗人当老古董。诗歌毕竟是从传统这样一条路走过来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边缘学科的问题。往往很多有成就的科学都是从边缘科学出来的。我有时想，我们的诗人眼光应该宽阔一点，不光要向不同的流派学习，也要向不同的文学样式学习。诗是一切文学的基础，没有诗的修养，谈不上文学。诗又不光是我们走向文学的一个起点，甚至是走向纯洁灵魂的一种方式。我们诗里可以有很多东西。
田 禾：诗人站在现代的立场上，用现代的眼光透视现代生活，反映现代的乡村，用现代的、富有动感的语言传达诗歌意象，充满对现实民众的注视以及对精神终极的关怀。江一郎、江非等一些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就是如此。他们的成功在于对现实生活的发现能力与出色的表达能力，对语言的创造能力，个人的创作风格与个性，以及表达了对人世的诘问和对生命的关怀。我认为，现代乡土诗不应该有地域的限制与题材的限制，诗人应该有一种新的乡土理念，地域的广阔性才有创作题材的广泛性，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乡土诗歌创作的多样性。
子 川：我想说的，第一个是坐标问题。坐标位置不一样，家乡的概念就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湖北谈到家乡，那么就是江苏；如果我在国外，那么家乡就是中国。对于要讨论的题目我倾向于用“中国当代乡土诗歌研讨”的坐标来讨论。我觉得中国的诗歌文体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我认为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个就是吸取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营养；另一个就是吸取了西方翻译诗歌的精神。而作为一个文体，在这两种路途之间还有一个鸿沟，也就是我们通常会见到一些年
轻诗人跟岁数大一点的诗人可能在诗歌的美学观念上有所差异。换一个角度来说，新诗的门槛其实比旧诗的门槛更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诗的难度更大。
李少君：每个地方都有很优秀的诗人，在他所处的地域或地方，他受到很大的尊重。但把他放在一个全国的范围，大家就不大知道。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诗的标准问题。以前，《诗刊》曾经发起过关于诗歌标准的讨论，当时我不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现在我觉得蛮重要。新诗到目前，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旧体诗的标准大家都比较认同，李白大家公认，杜甫、苏东坡，他在他当时的时代，地位就非常确定了，像我们当代的诗人基本上没办法在他活着的时候把他的地位确定下来，过段时间又会把谁翻出来。我们经常说，“五四”以来文学有一个断裂。胡适提出写新诗的时候，真正的标准出现了，就把原来的标准全都不要了。
乡土诗，回到本真的困惑
刘福春：我觉得应该注意四点：一个是乡土诗可能把我们个人写作的多样性简单化；二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现在，我们好多好多诗歌离我们乡土真的是越来越远了。我在韩国时，非常喜欢他们的一句话，叫“身土不二”，就是身体和土地是不能分开的。第三，和旧体诗相比，新诗的门槛比较低，旧体诗要先懂平仄才能进入，而新诗没有这样一个准人证。另外，我这几年在谈到诗歌时喜欢用一个词，就是“不亲切”。现在读好多诗，让我感觉跟我没关系。这是我们写作中面临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缺少分量。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纪诗歌的写作配不上这个世纪中国深受的灾难。我还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缺少一种感激的精神，感激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感激农民。我们是不是能学会有一点谦卑；第四个问题是处境。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农村意味着贫困，好不容易摆脱了，以后在精神上又觉得缺了一些什么东西。不再是我们简单的回忆、迷恋，而是一种我们无法达到的东西，我们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摆脱，摆脱了又觉得珍贵。
卢卫平：我读到以前的很多乡土诗大都是无病呻吟之作，大都是对乡下人廉价的，甚至一文不值的所谓同情。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乡下人，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倾家荡产走到城市里来。他们闻不到泥土的芳香，包括丰收了都闻不到，感受不到那种丰收的芳香和喜悦。很多诗人把乡土、乡村作为自己所谓的精神家园，这是一句彻头彻尾的假话，一句很虚伪的话。一个诗人，无论是写什么题材，无论你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他的精神家园只能是在远方。这个远方在哪里，我不知道，需要我，需要一个诗人一辈子去寻找。
张执浩：我们用一个词叫采气，大地之气。乡土诗携带着泥土的颜色，泥土的气味，它才是沉甸甸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参与，把自己彻底地与这个时代直接渗透进去，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真实。很多诗歌之所以难以打动人，和读者隔膜很大，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把自己渗透进去。一种隔靴搔痒式的写作，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写作。我们这代作家是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确实接受了很多外国的作品，甚至对传统心态的反抗。我在想，一个作家应该勇敢的把自己拿人到传统中，并迎接传统的血脉。
老 刀：我想到是乡土诗的乡土性、民族性最后都要归置于现代性。反过来，现代性可以代表乡土性和民族性。诗歌的现代性就是与时俱进。当一个人真诚地在纸上擦出了他的血痕、泪痕，他这首诗肯定具有当代性，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代。
雷平阳：在我们云南的汉族村寨都有一个望乡台，这里面有一些望乡的情结。自己的城市跟自己的记忆也没多大关系，有的时候你找不到欢乐，找不到小时候的一个塔，找不到那种人间烟火味的东西。我的写作不是什么乡土，慢慢转向的不是自己的亲人，自己曾经生活的乡村，而是底层人，底层人的命运，而不是自己单纯的那条回乡的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条快乐的回乡路，我们的回乡路好像都背负着沉重的乡愁，不知所往。我更关注那些底层的，让我感到疼痛的，需要我为他们代言的那些人的命运。
诗，要回到诗本身
林 莽：诗应该回到诗本身。首先诗的命名不应该是诗人来做的，是评论家来做的。但是我们很多诗人热衷于命名，因为这种命名能带来一种声誉，所以很多人对此非常感兴趣。一个诗人能否写出好诗，关键在有没有把生命的感觉体现出来。我从江一郎、江非、田禾、雷平阳他们的诗歌中感受到了，他们写的不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诗歌，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写作。雷平阳那种边地乡土的气息，江一郎那种平和的、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感受，田禾那种粗犷的、用生命呼唤故乡的情感，老刀对乡土、对父爱的那种回顾和热爱，江非那种自然的歌唱、怜悯、同情和关怀，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发自生命的。他们也是有文化性的，他们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从九十年代的沉寂到新世纪之初，中国的诗歌出现了一种新的形态，许多年轻人站出来了，他们的诗歌超越了过去的虚假的和表面化的吟唱，找到了自己的东西。他们语言是考究的、认真的，他们在用生命歌唱。作为诗人，虽然不能像评论家那样细致地分析和把握创作理论，但对文化的追求是应该非常清晰的。要知道自己的诗歌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知道中国的诗歌在世界上处在什么位置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张同吾：乡土性、民族性这些概念都是带有模糊性的，诗歌作为流动的美学，也是在发展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继承与传统也是多年来的一种话题，人的认识层面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层面上。我想我们讨论的基点还应该是一种狭义的乡土诗？乡土诗源远流长，有自己的文本和发展体系，有它的美学源流。那么在今天，怎样看待乡土诗发展，它积累了多少诗学和美学经验？怎样走向宽广未来？诗人的天职，诗人的责任是用诗人的眼睛来看生活，看世界的，在这样一种现代城市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时代，发展的方向，对过去乡村田园生活的回忆，恐怕会更加强烈，我们就处在这样一种二律悖反之中，实际上诗人认知人与自然、认知人与社会、认知人与历史、认知人与自我，又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王燕生：第一句，假如别人给我们头上戴上一顶帽子的时候，需要保持某种警惕，因为帽子上面可能有光环，帽子下面也可能有阴影。比如五六十年代，我们是给一批写诗的人戴过帽子的，什么农民诗人、工人诗人。我的观点，所谓的这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