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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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学中，我们能够谈论某种有机体的生活史，因为有机体部分地受过去事件的制约。如果这种事件重复发生，它们对于有经验的有机体，就失去了新颖性，而带有习惯的色彩。然而这正是为什么重复事件的经验不是原来事件的经验之故——为什么重复的经验是新的。所以，被观察事件的重复可能相当于观察者产生了新的经验。由于重复形成了新的习惯，因而产生了新的习惯条件。所以，我们对同一个有机体重复某一实验的全部条件——内部的和外部的——不可能十分相似而使我们能够谈论真正的重复。即使环境条件的完全重复也是与有机体中的新条件相结合的，因为有机体从经验中学习了。按照历史决定论看来，这也适用于社会，因为社会也有经验：它也有它的历史。社会只能缓慢地以它的历史（部分）重复中学习，但无可怀疑，从它部分地以它的过去为条件来说，它的确学习了。否则，传统和对传统的忠诚和怨恨、信任和不信任，就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所以，在社会历史中真正的重复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对出现性质全新的东西有思想准备。历史是会重复的——但决不是在同样的水平上，如果所说的事件具有历史重要性，如果这些事件对社会有着持久的影响，就更是如此。
在物理学所描虚的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真正全新的东西。人们可以发明一部新发动机，但我们总可以把它作为原有要素的重新组合来加以分析，物理学中的新只是排列或组合的新。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社会的新则完全相反，如同生物学的新一样。是一种内在的新。它是真正的新，不能归结为组合的新。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同样的旧因素在新的排列中决非真正是同样的旧因素。在社会生活中，一切都不可能完全重复，而必然出现真正的新事物。历史决定论认为这一点对于考虑历史新阶段或新时期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每一个阶段或时期内在地不同于任何其他阶段或时期。
历史决定论声称，没有比出现真正的新时期更为伟大的时刻。我们对物理学新情况的解释是把它们视为原有因素的重新排列，但对于社会生活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却不能按照我们在物理学中这个习惯的路子来加以研究，即使普通的物理学方法可以适用于社会，但决不会适用于最重要的特点：社会划分为各个时期并出现新情况，一旦我们理解社会新事物的意义，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想法，即把通常的物理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学问题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发展问题。
社会的新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已看到，每一特定的社会事件，社会生活中每一件事，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新的。它可以和其他事件归入一类；它可能在某些方面类似那些事件；但它在某一个十分明显的方面总是独特的。就社会学解释而言，这导致了显然不同于物理学的情况。可以设想，通过时社会生活的分析，我们也许能够发现和直观地理解，任何特定的事件如何发生和为什么发生；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它的原因和结果——使它发生的那些力量和它对其他事件的影响。然而我们发现，我们不能提出普遍规律，不能用普通名词来描述这种因果联系。因为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现象，而我们所发现的特殊力量则能对这种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些力量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也许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境况中只出现一次，而不再出现。
4．复杂性
刚才概述的方法论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人们十分经常讨论的一个方面（这里不拟讨论）是某些独特的人物的社会作用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在物理学中我们处理的课题则简单得多；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用实验隔离方法人工地使问题简化。由于这种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学，我们面临双重的复杂性——不能进行人工隔离而产生的复杂性，以及下列事实造成的复杂性，即社会生活是以个人的精神生活即心理为条件的自然现象，而心理学又以生物学为条件，生物学又以化学和物理学为条件。社会学在学科系统中排在最后，这一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涉及社会生活的因素是极端复杂的。即使有不变的社会学齐一性，象物理学领域中的齐一性那样，但由于这两重复杂性，我们完全不可能发现它们。如果我们不能发现它们，那就没有什么必要认为它们依然存在。
5．预测的不精确性
在讨论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时将表明，历史决定论往往强调预测作为科学任务之一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历史决定论，即使我并不认为历史预言是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然而，历史决定论争辩说，社会预测必定是十分困难的，不仅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而且由于预测与被预测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引起的某种特殊的复杂性。
预测可影响被预测事件这种看法是十分古老的。传说中的俄狄普斯杀了他以前从未见过面的父亲，这是一个预言的直接结果，这个预言曾使他父亲把他抛弃。所以我建议把预测对被预测事件的影响（或者更一般他说，某条信息对该信息所涉及的境况的影响）称为“俄狄普斯效应”。这种影响或者会引起被预测的事件，或者会防止这种事伴的发生。
历史决定论者最近指出，这类影响可能与社会科学有关，它可能增加作出精确预测的困难，而有损于它们的客观性。他们说，假定社会科学能够如此发达，以致可以对任何社会事实和事件作出精确的科学预报；但是从这种假定会得出荒谬的结论，所以根据纯粹的逻辑理由就可以反驳这样假定。因为，如果新制订了这样一种科学的社会日历，并且为人所知（由于它在原则上能够由任何人重新发现，它不可能长期保密），它肯定会引起扰乱预测的行动。例如，假设人们预测股票行市三天看涨，然后看跌。显然与市场有联系的每个人都会在第三天抛售股票，这造成了当天股票行市下跌，从而否证了这个预测。简言之，精确而详尽的社会事件日历这种观念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精确而详尽的科学的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
6．客观性和评价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决定论在强调社会科学中预测的困难时所提出的论点，是基于预测对被预测事件的影响的分析。但是，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在某些条件下，这种影响可以对作出预测的观察者有重要的反作用。类似的考虑甚至在物理学中也是有的，在物理学中，每一次观察都基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能量交换，从而导致物理学预测中通常可以忽略的不确定性，即所谓“测不准原理”。
坚持这种不确定性是由于观察客体与观察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致；这是可能的，因为二者均属于同一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物质世界。正如玻尔指出的，物理学中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中，尤其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中有类似之处。但是科学家及其对象属于同一个较大的世界这一事实，在社会科学中是没有的，这导致社会科学中（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预测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有时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在社会科学中，我们面临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充分的而复杂的相互作用。觉察到一些可能产生某一未来事件的倾向，进而觉察到预测本身可能影响被预测事件，这很可能对预测的内容有反作用；并且这些反作用也许严重损害预测的客观性以及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一个预测就是一种与其它社会事件相互作用的社会事件，其中包括与它所预测的社会事件的相互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预测可以促使这个事件的发生；但不难看出，它也可以从其它的方面影响这个事件。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预测的事件。因为，如果没有预测该事件，也许它本来就根本不会发生。在其相反的极端情况下，对即将来临的事件的预测可导致防止该事件的发生（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家能够通过故意地或不经心地不去预测它，来使之发生，或引起它发生）。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显然会有许多中间情况。预测某件事的行动，以及不去作出预测的行动，都会有种种后果。
显然，社会科学家必须及时知道这些可能性，例如，一位社会科学家预测某件事，预知他的预测将引起它发生。或者他否认某种事件可以预期发生，从而阻碍它的发生。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也许都遵守科学客观性的原则，因为他的确说的都是实话。但是，尽管他说了实话，我们也不能说他遵守了科学客观性；因为在作出预报（预报某事件将实现）时，你可能是按照他个人的喜好来影响那些事件。
历史决定论者可能承认，这种情况多少是特意安排的，但是他将坚持认为，这种情况显然在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一章中都有。科学家的意见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几乎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境况，在这种境况中，我们不仅必须考虑意见的真实性，而且必须考虑它们对未来发展的实际影响。社会科学家也许正在努力发现真理；但同时他也必定总在对社会施加一定的影响。他的意见确实起作用这个事实本身就破坏了意见的客观性。
我们迄今一直认为社会科学家确实努力发现真理，并且纯粹为了发现真理；但是历史决定论者会指出，我们所描述的境况给我们的假定造成困难。因为只要偏爱和兴趣对科学理论和预测的内容有这种影响，则能否判定和避免偏见就很成问题。因此在社会科学中几乎没有类似我们在物理学中遇到的那种时真理的客观的和理想的探求，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必须预期在社会科学中尽量发现社会生活各种趋势；尽量发现各种立场和兴趣。人们可以提出疑问：历史决定论的这个论据是否导致极端的相对主义，以致认为社会科学中只有成功——政治上的成功——才是重要的，而客观性和真理的理想全都不能应用。
为了证明这些论点，历史决定论者可以指出，只要社会发展中某一个时期具有某种固有倾向，我们就可期望发现能影响这种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科学起着助产士的作用，帮助产生新的社会时期：但是在保守派手里，它同样能用来为阻碍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服务。
这种观点可能给人们提出，如果参照各种社会学说和学派与它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普通存在的预测和旨趣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时称为“历史主义”，而不应把它同我所说的“历史决定论”相混淆），或者参照它们与政治的、经济的或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时称为“知识的社会学”），就能够对这些学说和学派之间的区分给予分析和阐明。
7．整体主义
大多数历史决定论者相信，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还有更深刻的缘由。他们争辩说，正如所有“生物”科学，即涉及生命体的科学一样，社会学的研究不应采用原子主义的方式，而应采用现在称之为“整体主义的”方式。因为社会学的对象（社会集团），决不能被视为只是个人的集合体。社会集团，不仅仅是其成员的总和也不仅仅是在任何时刻在其任何成员之间存在着的个人关系的总和。甚至在三个成员组成的简单集团中，也容易看到这一点，由A和B组成的集团在性质上不同于由同样数目的成员B和C所组成的集团。这可以表明，人们说一个集团有它自己的历史，而它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它的历史（参阅上面第三节论“新颖性”），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集团失去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成员，它仍然能容易地保持其性质完整无损。甚至可以设想，即使一个集团的全部原先成员被其它成员所取代，它仍可以保持其许多原有的性质。但是，如果现在构成这个集团的这些成员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原先的集团，而是成立了一个新的集团，他们本可以建立一个十分不同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的个性对集团的历史和结构可能有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这个集团具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更不妨碍它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的影响。
所有社会集团都有它们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建构（institutions）、自己的仪式。历史决定论声称，如果我们要理解和解释集团的现在，并且如果我们要理解也许还要预知集团未来的发展，我们就必须研究集团的历史，研究它的传统和建构。
社会集团的整体性质（即这种集团决不能完全解释为它们成员的单纯集合），说明了历史决定论者关于物理学中的新事物（只是原有要素和因素的新组合或新排列）与社会生活中的新事物（不可归结为纯属新排列的那种真正的新事物）之间的区别。因为如果社会结构一般不能被解释为它们的各个部分或要素的组合，那末，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新的社会结构显然绝不可能。
另一方面，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自然结构可以解释为纯粹的“构象”，或仅仅是它们各部分及其几何构形的总和。以太阳系为例；虽然研究它的历史是有趣的，并且这种研究有助于说明它的目前状态，但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态与这个系统的历史无关。这个系统的结构，它的未来运动和发展，完全取决于其成员目前的构象。只要知道任何一个时刻其成员的相对位置、质量和动量，则就完全可以确定了该系统的未来运动。我们无需再知道哪一颗行星更老些，或哪一颗是从太阳系之外被带入该系统的。结构的历史虽然也许是有趣的，但对我们理解它的运动，它的机制以及它的未来发展却毫无帮助。显然，自然结构在这方面与任何社会结构迥然不同：即使我们对社会结构在某个时候的“构象”十分了解，但是如果对它的历史没有仔细的研究，则我们既也不能理解它，也不能预测它的未来。
这些考察有力地表明，历史决定论与所谓社会结构的生物学理论或有机理论（把社会和活机体类比来解释社会集团的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说整体主义的确具有一般生物现象的特征，而且在考察各种有机体的历史如何影响它们的行为时，整体主义方法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论证往往强调社会集团与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虽然它们不一定导致接受社会结构的生物学理论。同样，认为存在着某种集团精神（作为集团传统的载体）这个著名学说，虽然其本身不一定是历史决定论的一部分，但与整体主义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8．直觉悟性
迄今我们主要讨论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的方面，例如新颖性、复杂性、有机性、整体主义以及把历史划分为各个时期；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某些典型的物理学方法是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这些方面的。所以，认为在社会研究中采取一种对历史学较适用的方法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设法直觉地认识各种社会集团的历史，而这正是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观点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有时发展为与历史决定论关系密切的一种方法论学说，虽然这种学说并非总是同历史决定论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方法论学说认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反，社会科学的特有方法则是基于对社会现象的深入认识。人们通常强调下列的对立和对照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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