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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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一带分兵发动群众，我们采取了“分片包干”的办法，短短两个月，不但完成了筹款任务，而且在广大的农村中，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组织起了人民自己的政权、赤卫队和各种群众组织。在这同一期间，一、三、四纵队和赣南的地方武装，也在毛党代表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在宁都、万安、兴国、鄂都、信丰、南康、大庾等县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同年6月，当我们再次去闽西的时候，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在赣南各县的广大群众中有了深远的影响，革命根据地也有了新的发展。
第一部分第26节 刘伯承的回忆（3）
三
部队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由于毛党代表的英明领导。古田会议后，毛党代表非常重视部队对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不断地、适时地给予许多宝贵的指示。最使我难忘的是下面的两件事情：
记得我们二纵队在毛党代表亲自率领下向江西进军的途中，一天，部队在闽赣交界的一个庄子里休息，我有事到纵队部去。刚到那里不久，我们大队派向清流、宁化方向游击的一个排，便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的卢新铭部，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于是我便立刻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这时候，毛党代表却要我不要急。还说要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还是不打好。要我也参加。
毛党代表那种镇静自如的态度，立刻感染了我。坐下后，他要我把主张打的理由讲一讲。我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顶打。一打，保缴他的枪。”毛党代表听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分析，大意是：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是打了马上还要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他的分析既简单又明确，就像谈家常一样通俗易懂。最后，他又要我说说是打好还是不打好？打有利还是不打有利？
听了毛党代表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刚才考虑的太简单了。于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毛党代表又转身征求在座的其他同志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不打。
毛党代表又转向我，仍用商量的口吻说，大家都同意不打。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呢？
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仔细想了想，才回答，“我看应该掩护转移，继续前进。”
“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去布置吧！”
毛党代表微笑着作了决定。
毛党代表完全采用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且还要我参加会议一起讨论。这种高度的民主作风，不但启发我认识了缺点，而且使我学习了应该如何分析问题。通过这件事情，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以平等态度对待同志的深远意义。
1930年5月，我们二纵队开到寻邬。这时候，正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高潮时期。旧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还没有树立起来。特别是在管理教育方面，军阀主义的管教方法被反掉以后，一部分干部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表现得缩手缩脚，更多的人则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正在这个时候，毛党代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
毛党代表在这个报告里，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武装，与历史上所有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军队内部，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暂时缓和这个矛盾，迫使广大士兵为他们卖命，不得不采用欺骗、麻痹和镇压的手段。我们的军队则恰恰相反。我们是由许多有觉悟的劳动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不论干部、战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战士，都是阶级弟兄，因此，必须以革命军队的管教方法来代替旧军队的管教方法。接着毛党代表又把革命军队的管理教育方法归纳成七条，大意是：第一，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他指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那是旧军队的作风。只有深入群众，群众化了，才能和战士真正打成一片，战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里话告诉你，才敢大胆地向你提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问题和困难，适时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毛党代表强调指出，干部群众化，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他号召到会的全体干部，放下架子，深入到战士中去。第二，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毛党代表指出，这是测验每个革命干部有没有群众观点的标准。我们的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的疾苦，解决战士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部队真正成为一个充满着阶级友爱，充满着阶级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会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第三，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士的表率。毛党代表强调指出，这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执行纪律、服从命令的模范。“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制法违法，这是统治阶级的作风，必须坚决根除。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毛党代表再三告诫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广大群众中有英雄。他说：我们的战士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勇于创造的人。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群众的斗争经验、群众的创造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毛党代表谆谆地教导我们必须懂得革命要靠自觉，不能靠强迫命令。他反复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我们当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提高战士的革命自觉性，也就是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提高思想觉悟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说服教育。在必须以纪律制裁的时候，也要使被处分的人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切不教而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讲这个问题时，毛党代表特地给大家讲了三国时黄忠老将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毛党代表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任务讲明，战士们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专靠指派命令，不做宣传鼓动，就是执行了命令，也不会得到更大的成绩。第七，赏罚要分明。应赏必赏，该罚则罚。应赏不赏，应罚不罚，是赏罚不分明，有赏无罚，或者有罚无赏也是片面的，不对的。执行赏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群众公议，组织批准。这样，既能教育个人，又能教育全体。毛党代表讲得既通俗又易懂，而且简明、生动，听了以后长久难忘。毛党代表的这个报告，不仅对贯彻古田会议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指导着我军的建设，成为我军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在毛党代表的直接领导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他的分析既简单又明确，就像谈家常一样通俗易懂。最后，他又要我说说是打好还是不打好？打有利还是不打有利？
听了毛党代表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刚才考虑的太简单了。于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毛党代表又转身征求在座的其他同志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不打。
毛党代表又转向我，仍用商量的口吻说，大家都同意不打。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呢？
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仔细想了想，才回答，“我看应该掩护转移，继续前进。”
“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去布置吧！”
毛党代表微笑着作了决定。
毛党代表完全采用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且还要我参加会议一起讨论。这种高度的民主作风，不但启发我认识了缺点，而且使我学习了应该如何分析问题。通过这件事情，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以平等态度对待同志的深远意义。
第一部分第27节 刘伯承的回忆（4）
1930年5月，我们二纵队开到寻邬。这时候，正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高潮时期。旧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还没有树立起来。特别是在管理教育方面，军阀主义的管教方法被反掉以后，一部分干部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表现得缩手缩脚，更多的人则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正在这个时候，毛党代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
毛党代表在这个报告里，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武装，与历史上所有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军队内部，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暂时缓和这个矛盾，迫使广大士兵为他们卖命，不得不采用欺骗、麻痹和镇压的手段。我们的军队则恰恰相反。我们是由许多有觉悟的劳动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不论干部、战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战士，都是阶级弟兄，因此，必须以革命军队的管教方法来代替旧军队的管教方法。接着毛党代表又把革命军队的管理教育方法归纳成七条，大意是：第一，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他指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那是旧军队的作风。只有深入群众，群众化了，才能和战士真正打成一片，战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里话告诉你，才敢大胆地向你提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问题和困难，适时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毛党代表强调指出，干部群众化，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他号召到会的全体干部，放下架子，深入到战士中去。第二，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毛党代表指出，这是测验每个革命干部有没有群众观点的标准。我们的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的疾苦，解决战士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部队真正成为一个充满着阶级友爱，充满着阶级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会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第三，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士的表率。毛党代表强调指出，这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执行纪律、服从命令的模范。“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制法违法，这是统治阶级的作风，必须坚决根除。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毛党代表再三告诫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广大群众中有英雄。他说：我们的战士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勇于创造的人。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群众的斗争经验、群众的创造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毛党代表谆谆地教导我们必须懂得革命要靠自觉，不能靠强迫命令。他反复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我们当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提高战士的革命自觉性，也就是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提高思想觉悟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说服教育。在必须以纪律制裁的时候，也要使被处分的人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切不教而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讲这个问题时，毛党代表特地给大家讲了三国时黄忠老将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毛党代表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任务讲明，战士们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专靠指派命令，不做宣传鼓动，就是执行了命令，也不会得到更大的成绩。第七，赏罚要分明。应赏必赏，该罚则罚。应赏不赏，应罚不罚，是赏罚不分明，有赏无罚，或者有罚无赏也是片面的，不对的。执行赏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群众公议，组织批准。这样，既能教育个人，又能教育全体。毛党代表讲得既通俗又易懂，而且简明、生动，听了以后长久难忘。毛党代表的这个报告，不仅对贯彻古田会议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指导着我军的建设，成为我军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在毛党代表的直接领导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1935年1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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