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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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总司令部转移到了瑞金叶坪。这时进行组织调整，人员也充实多了。我从卫生所调到宣传队当宣传员。一个多月后，又要调我去总司令部无线电总队学习无线电（入学不久，以我们这训练班为基础，组建成军委无线电学校）。在即将离开生活了一年多的总司令部之前，我想去看看毛委员、朱总司令、贺子珍大姐和康克清大姐。在10月份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我到了毛委员的住处，是大会堂右侧一座楼房。我上楼走到毛委员的房门口见毛委员和贺大姐正在工休，我向他们行了军礼。贺大姐招呼我进屋里坐。进屋后，毛委员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我向毛委员报告了要离开总司令部去学无线电的情况。毛委员问，还有谁去。我说还有宣传队的刘士清。毛委员一面剥柚子，一面对我说：“小钱，要好好学习无线电，掌握技术。只要用心刻苦学习，是能学好的。学好后回来工作。”他又说：“无线电是我军的一项新的技术工作，有了它，就可以随时沟通各军团、各军、师之间的通信，可以用来侦察敌情，还可以收发新闻，用处可大呀！所以无线电比一般的技术工作更重要。”毛委员一面教育我好好学习，一面把剥好的柚子分给我吃。他说，这是院里柚子树上长的，刚摘下来，新鲜好吃。我一面吃柚子，一面环视屋里的陈设。屋里只有桌子，床铺和几把座椅，两个文件箱子。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一些书，文件，简朴极了。1980年我回到阔别了四十多年的瑞金参观，看见这个院子和这间屋子，还按原样摆设，我深深地沉浸在回忆里，无比地怀念毛主席和贺大姐。
第二部分第34节 钱江回忆长征（2）
1932年4月我在汀州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结束，先后分配到红三军军部、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粤赣军区搞服务工作。1933年6月调到瑞金军委二局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当时是曾希圣和钱壮飞分别在前后方担任正副局长。我听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对这项工作十分关心，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常到二局来。但是一直没有见到毛主席。原来在宁都会议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排挤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我们编入军委纵队即红星纵队的二大队。直到渡过湘江进入湘西后，才听说毛主席又过问红军的工作了。当毛主席知道了二局的情况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时，曾派人送来猪肉表示慰劳。我们当时对“左”倾错误领导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动及过湘江时遭受的严重损失不满，因此当毛主席派人送猪肉来慰劳时，心里想，毛主席又过问红军工作了，情况可能会好起来。直到遵义会议后，情况才起了根本变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渡赤水中的一些情况。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就经常向曾希圣局长了解二局工作的情况并给予指示。在江西时听刘伯承参谋长讲过，毛主席对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重大作用用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有了这项工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比是玻璃杯中“押宝”，看得清，押得准，赢得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的形势还十分严峻。蒋介石嫡系薛岳兵团8个师尾追我们进入贵州，王家烈的黔军虽然战斗力差，也还有5个团，北面川军刘湘命令潘文华在长江布防，此外还有滇军和湘军。我们1月19日从遵义出发，军委的意图是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四方面军来接应再共创川西革命根据地，因此首先要歼灭刘湘的若干部队才有可能渡江。1月27日总部进到土城，我军与川军郭勋祺旅打响了。当时我们对川军的电台还没有来得及严密的侦察控制，因此对川军兵力也还未完全弄清。战斗打了一天多，才弄清郭旅后面还有潘佐、廖泽两个旅。郭旅被击溃，但由于土城一带川敌兵力太集中，加上深沟石岩，不便迂回，故未能全歼；而合江、赤水、古蔺还有川军3个旅，再坚持下去，可能造成敌人对我南北夹击的形势，情况变化对我不利。弄清这些情况后，总部下令在29日凌晨一时左右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往古蔺地区前进另找战机。在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情况：28日下午正是我在值班，收到曾希圣局长转来的毛主席的一个手令，这是一张长方纸的字条，内容是令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三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我们立即执行毛主席指示，注意了解滇军情况。29日我们进抵古蔺地区后侦知永有川军范子英旅驻守，我军继续向扎西（威信）前进。2月5日我们进至石相子，这时对川滇两敌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了：川军有7个旅向古蔺、永跟进，滇军3个旅也已到达滇黔边境的镇雄、毕节并向扎西扑来，又有南北夹击之势。同时了解到蒋介石嫡系的8个师都在贵阳附近休整，遵义则只有王家烈5个团据守，最为薄弱，因此军委10日在扎西开会决定东进杀它个回马枪。我们于19日从太平渡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从24日到28日连克桐梓、娄山关，再次解放遵义。蒋介石派他的嫡系吴奇伟的五十九师和九十三师来救援，被我大部歼灭，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大家高兴极了。
蒋介石吃了败仗，3月2日飞重庆调集大军增援遵义，并且改长驱直入为长追稳打的方针，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那套办法，固守防堵，令周浑元军和吴奇伟一个师进到鲁班场筑碉堡固守，企图围歼我军在黔北。军委了解了敌人这个企图后，决定将计就计，使敌军北调。3月16日我们到仁怀后从茅台三渡赤水，向古蔺、永方向推进。蒋介石以为我们又要北渡长江了，因此也命令他的主力向北尾追，命令川军撤出遵义返转土城。而南面的乌江，他就没有设防。军委除令九军团在乌江北牵制敌人外，3月21日我军又突然南下，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日夜兼程，向南急进，顺利地通过周浑元在鲁班场一带设置的封锁线。我们于3月31日渡过了乌江。这时蒋介石发觉我军主力南下，离贵阳只有50余里，他与宋美龄、端纳都在贵阳，兵力空虚，于是急调滇军孙渡率3个旅驰援。蒋介石看到红军忽又东指，以为又要入湘，于是命令他的嫡系向石矸，镇远方向急进，命令滇军向贵定、瓮安方向前进。这些敌军调动，我们都能及时掌握。毛主席早说过，如果能把滇军调出云南就是胜利。于是红军于4月9日从贵阳、龙里间的大马路上穿过，迅速隐蔽地折向西南，经紫云、贞丰、兴仁等县，以每日行军七八十里至百十里的速度，昼夜兼程，进入云南，于4月27日到达曲靖地区，把蒋介石尾追的部队远远地甩开了。由于红军行军神速，沿途一些地方民团还未得到上级通报，因此竟把红军当作中央军来欢迎，过曲靖时我们军委纵队也被当作中央军欢迎过，真使我们暗暗好笑。红军的先头部队27日前在曲靖西北的公路上截获一辆由薛岳副官押运的汽车，车上装有西南地区五万分之一的套色军用地图和许多云南白药，这种地图和白药对当时红军来说，真是无价之宝。5月2日到达团街后北向金沙江前进，5日赶到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后在江边中屋山一个石岩洞中架起天线工作，毛主席和军委领导同志也在这个岩洞中进行指挥。记得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红三军团在洪门渡口都遇到了困难，毛主席等人十分焦急，立即命令都转到皎平渡口过江，一直到9日主力部队全部渡江完毕，才松一口气。从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由被动转为主动。四渡赤水的胜利的确是长征中的一个转折点。诚如后来萧华同志在长征组歌中歌颂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与在江西的三次反“围剿”和解放战争中在陕北的蘑菇战术一样，这些都是毛主席军事指挥中辉煌的一页。当然，当时军委二局的技术侦察工作使毛主席和军委领导及时了解敌情，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毛主席在长征结束后对我们说：你们是“好的二局”，“有了二局，长征就好比是打着灯笼走夜路”，这对我们是终身难忘的极大鼓舞。
第二部分第35节 钱江回忆长征（3）
长征渡过金沙江后，又经过会理、彝族地区，到安顺场，过大渡河，到泸定、天全。在中坝还遭到敌机轰炸，终于在6月17日过了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到了达维、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了。我们与四方面军搞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同志相处得很好。后来在毛儿盖地区住的时间较长，8月21日才从这里出发，按中央决定分了左右路军，军委二局随右路军北上。过草地，十分艰苦。8月27日出草地，经班佑到巴西。这是一个藏民村子，前敌总指挥部住在这里，二局住在村南的一所房子里。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随三军团驻在另一村，相距几里路。我们在巴西住了一段时间后，听到传说，张国焘不愿意北上。大家对此十分反感，私下议论，主张跟毛主席北上，不愿意南下再过草地。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领导我们工作的参谋长叶剑英忽然来到二局，通知曾希圣局长，说毛主席指示要二局随同中央立即北上，应秘密作好出发准备；同时要他和曹祥仁（当时是一科科长，解放后曾任我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和浙江省委书记，已故）、邹毕兆（当时是副科长，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国防工办主任。）三个同志立即到三军团驻地去，并且告诉留下的同志迅速准备，待命行动。他特别强调要绝对保守秘密。我们得到通知后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议论着，盼望着时间过得快些。当时日常行军准备是很熟练的，我们立即悄悄地把器材、文件和生活用品收拾好。10日凌晨，遵照预定计划大家迅速行动，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驻地，就地停止待命。这时才见到叶参谋长一个人牵了马从我们的来路走过来，见了我们就开玩笑说：“我开小差来！”（后来听说那晚上他的马未卸鞍，走的时候连警卫员也未告诉，是只身牵着马出来的。）我们也笑着向叶参谋长说：“我们是开大差来！”不久天大亮了，二局的队伍带到集合的地方，见到曾局长、曹祥仁、邹毕兆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们。不久彭老总来了，毛主席也来了。他们看到二局的同志很高兴，都笑着问好。毛主席当时对集合在那里的全体直属机关同志讲了话。他说：我们执行中央的决议，继续北上，张国焘不想北上，决意要南下到天全、芦山去，而且还企图阻挠我们北上。我们不得不带着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了。四方面军的同志跟张国焘走，不北上，我们不勉强他们。我们一、三军团先走，开辟一条北上的路，这是一条康庄大道。南下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是没有出路的，走下去是会碰壁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四方面军的同志会跟着我们开辟的这条道路来的。当时空气是很紧张的，但是毛主席镇定自若。说完后我们立即上路。11日到了俄界，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单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后来到了延安，中央开会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我才听说9月9日张国焘曾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党中央，是叶剑英把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才下决心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立即北上。原来我们二局的同志当时是处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是毛主席又一次使我们转危为安啊！
我们北上抵达俄界的当天晚上，发现在二局搞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最久的李力田同志丢了。他从巴西出发时就得了肺炎，一出发就是用担架抬着的，9月11日沿达拉沟行进时，河对面有人打黑枪，我们疏散开一个一个迅速跑步通过，估计就在那里出了事。当晚发现后即沿来路去找，没有结果。我们都非常痛惜。事后曾希圣局长向毛主席和军委首长作了汇报。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他说：我们要关心爱护每一个战士，生病的同志也要尽量带走，一个也丢不得。要知道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是骨干。现在多保存一个同志，将来会是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我们听了非常感动，毛主席是从整个革命的事业着想关心每一个普通战士的。
当毛主席知道二局还有其他病号时，在全军正处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下令调拨了一匹老黄马给我们。虽然这匹马背上已烂了个大洞，在关键时还可能助一臂之力。领导上当时把这匹老黄马分给我用，因为我在过彝族地区时就开始腹泻，一直好不了，在毛儿盖又误食了野菜毒菌，身体非常虚弱，但我仍坚持和大家一起行军，值班。9月14日离开俄界，沿白龙江前进到了麻牙，9月16日从麻牙出发经花园向车眼（离腊子口约十余公里）前进时，全走的是大山的半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不平，开始时我不忍心骑这匹老马，只把毯子放在它背上让它驮着跟我走。当日下午六七点钟，由于阴雨天黑得早，风雨交加，山路更难行。我受了冻，脚抽起筋来，膝关节不能打弯。往后全是下山路，山石有路坎那么高，到处又长满荆棘。我混身湿透，掉队了。前后没有一个人，这时已寸步难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心里想，别的不说，就在山上冻一夜，也活不成了。我年轻轻的只有20岁，难道就死在这大山里吗？正在绝望之时，听到后面忽拉忽拉的响声，回头一看，竟是我的老黄马走来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谢天谢地，来了救星，今天有你就有我，我非骑你不可了”。我费尽全身力气踹上路旁一个树桩，爬上马鞍，死死地趴在马鞍上，任凭老黄马驮着我下山。两旁的荆棘把脸和手、腿都刮破了，痛得钻心，但一切都顾不得了。下得山来，已是深夜了，我见到前面有灯光，想必是自己的队伍了。这时我想大声叫问红星二大队在哪里？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发不出声音来，在饲养员帮助下我费力地从老黄马身上下来，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休息了一会才挣扎着进了屋。几十年来我总是记着：是毛主席送来的老黄马救了我一命，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白龙江山区的这一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17日白天住在山下一个小村里休整，身体慢慢恢复过来，18日就过腊子口，进入汉人区，到甘肃境内的哈达铺了。出了山区，见到地里金黄色的庄稼，精神倍增，老黄马也上交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部队继续北行到了通渭，在西兰公路上打了敌人的汽车，缴获了一批物资，曾经分给我一块黑色礼服呢面料，我一直背到陕北在被服厂做了一件大衣。在通渭，毛主席通知二局，说他自己既有一匹马，又有一副担架，所以可以叫我们去一个病号坐他的担架。曾希圣局长根据二局病号的实际情况开始要我去。我当时骨瘦如柴，两眼像金鱼似的鼓起来，真是吓人。但我不肯去。因为我心里嘀咕，自己拉肚子裤子这样脏身上又长虱子，怎么能去坐主席的担架呢！我终于没有去，让雷永通同志去了。又走了半个多月，急行军过了六盘山，走到铁边城，快到吴起镇了。一天，毛主席骑了马从我后面走过来，我走到一旁让路。毛主席忽然停下来向着我说：“这不是钱昌鑫吗，你怎么病成这样子啊，是什么病呀？”我一见毛主席突然像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