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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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致电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项英认为毛泽东这个指示很重要，在组织东南分局、军分会的成员学习后，立即转发给各支队，并要负有进军苏南敌后任务的第一、第二支队认真研究执行。是年6月，陈毅，张鼎丞率第一、第二支队先后挺进到苏南和苏皖边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随着第一、第二、第四支队向大江南北敌后挺进，并取得蒋家河口、韦岗，新丰等战斗的胜利，从而使新四军实施了战略展开，初创了苏南、皖中抗日根据地，扩大了影响和声威。1938年6月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前，日军感到其后方安全，从常州、镇江、南京、当涂到芜湖一带，只驻扎两个联队，当新四军进入江南后，积极打敌人，破坏敌人交通，迫敌增兵防卫，到1938年底，江南驻防的敌人已增加到两个半到3个师团。这就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
毛泽东上述关心、指导新四军的创建和初创时期取得的成就，都已镌刻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丰碑上。它为开展华中敌后抗战，为新四军尔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辅一）
第二部分第47节 胡乔木回忆皖南事变（1）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与日本、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两国三方”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鉴于前一阶段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抗战的不同态度，日本政府对国民党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日军作战的主攻方向由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转向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这种改变，国民党政府面对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其政策的重点也由对外转向了对内，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共武装摩擦事件。
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以或隐或显、时伏时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大敌当前，八路军、新四军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击日本侵略军；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又不能不进行斗争。困难不在于要不要进行这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好，使抵御内患之争不至于损害抗击外侮之敌，以这种斗争来维护共同抗敌之局面。毛主席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在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又领导全党打退了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的这次严重的政治军事斗争，对抗战期间的政局和战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端于1940年10月19日的何、白“皓电”。这一天（19日在电报上以韵目代日，简称“皓”），蒋介石集团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限令驻守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由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这是对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产党的通牒，揭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场史剧的序幕。
第二次反共高潮距第一次反共高潮仅半年时间。为什么蒋介石对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如此迫不及待地发动进攻？这与当时国际形势在一个方面的急剧变动有一定关系。
1940年6月，德军攻陷巴黎，法国贝当政府投降。9月，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缔结军事同盟条约，急谋结束中日战争，使日本从中国战场抽身，得以侵略南太平洋英美等国的殖民地。为此，德国再次出面调停，劝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日本进一步开展诱降活动。这个时期，英美政府也改变了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日本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政策，积极拉拢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以求遏制日本的南进。为了拉蒋，英国表示重开滇缅公路，美国宣布给予大量贷款。另外，苏联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继续给予国民党政府以军事和经济援助。国际上三大力量这样或拉、或诱、或援的结果，使蒋介石感到身价陡增，忘乎所以，好像历史给了他一个“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难得机会。
毛主席分析这一形势，指出：“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一个月来英美与德日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后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独立战争，加入德日意同盟，变为贝当政府。前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独立战争，拒绝贝当政府，变为戴高乐政府，加入英美同盟。目前这一斗争将到白热化”。毛主席剖析蒋介石的心态说：“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做戴高乐的。一个月来他已利用德意日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并要英美自己用卡车送进来，目前是蒋介石最得意的时候。”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除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其有恃无恐外，还因为他们在苏北制造的反新四军摩擦中吃了亏，急切地要进行报复。自1939年1月国民党在它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具体方针后，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寻机打击、削弱、直至消灭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了，不甘心；1940年6月下旬到10月上旬又在苏北挑起武装冲突。在他们看来，苏北的地理位置介于华北与华中之间，是八路军与新四军联系的枢纽，占据苏北，可以阻止八路军与新四军会合。在苏北，国民党的韩德勤部有十六万之众，新四军陈毅部只有七千人。蒋介石让韩德勤发动苏北战争，满以为会一举成功，没有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仅9月底到10月初的黄桥一战，就被歼两个师一万一千多人。苏北战争以韩德勤的惨败告终。周恩来同志谈到这段历史说：“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报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10月中旬，蒋介石集团发出何、白“皓电”是决心要对华中地区的我党抗日武装力量给以致命一击。在“皓电”发出的同时，国民党军司令部向顾祝同、汤恩伯、韩德勤等部发出了围攻新四军的密令。10月24日，恩来同志向延安报告重庆方面的消息说：“蒋之宴会，何之报告，白之反共，汤恩伯、李铁军与马鸿逵等纷纷来渝，江南北部队亦在调动，对于华北进步报章之限制，对舆论反共之动员，对凡有共党左倾嫌疑者加紧监视和逮捕，均证明反共高潮是正在着着上升。”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蒋介石发动反共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前一次规模较小，在国内产生的震动不大。这一次何、白“皓电”是以中央政府命令的形式发出的，气焰嚣张，势头猛烈，对社会各界震动甚大。无论中共的朋友或是中间派人士都为中共的前途担忧。替中共谋划对策者有之，为中共设法调停者有之，要中共发动反内战者也有之。但更多地还是劝中共作出让步。11月1日，恩来同志电告中央说：“现在各方都已感觉形势严重”，“大家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这须请中央以决策速告”。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毛主席表现出了大政治家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风度。他对形势发展的各种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了冷静的分析，提出了我党打退国民党进攻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毛主席首先分析了国民党的内外关系。他认为：从世界形势看，蒋介石集团“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从国内看，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在军政、财经、文化、人心方面一概不稳固，其危机是空前的。毛主席说：统治阶级内部是分裂的，在资产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分裂的，在地主阶级中开明绅士与大地主是分裂的，在大资产阶级中英美派与亲日派是分裂的，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是不巩固的。这个总的特点决定了国民党领导集团要结成蒋、桂、何联盟，实行反共的统一战线，进行既要抗日又要反共的两面战争。这个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中心战略是攻势防御，即以攻势之手段达到防御之目的，决非全面战略攻势。这是蒋介石政策的实质。
第二部分第48节 胡乔木回忆皖南事变（2）
毛主席尽管认为蒋介石还没采取全面反共的战略攻势，但面对严峻形势仍然确定我们党的方针要以应付最黑暗的局面为工作的出发点。他指出时局发展有维持现状、坏转、好转三个前途。所谓好转，只是对反共放松一些，对抗战加紧一点。但好转前途很少了，维持现状可能还拖一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办法。目前“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作出发点。”毛主席还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开会研究蒋介石可能对我军采取的军事进攻行动。中央最初认为，蒋介石可能对我军实施两步进攻计划：第一步将我军驱逐到陇海线以北，构筑多层纵深封锁线；第二步配合日军夹击消灭我军。11月1日，毛主席电告恩来同志，说明了中央提出的可供选择的两个方案，征询意见。这两个方案的第一方案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只在反共军进犯我根据地时反击之，我军不主动打入彼后方。若采用此方案，我军布置仍以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为主，而以反对反共进攻为辅。其利是政治上我方占上风，其害是将来军事危险很大，不能用实力制止投降。第二方案，是政治上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八路军五十万人中至少抽调精兵二十万分数路打入彼后方。若采此案，由于人民不了解情况，则政治上不利，但军事上能制先机，不被封死，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
经过对两案的反复比较，特别是从政治上权衡利弊，中央最后决定采用第一方案，对蒋介石集团实行“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毛主席解释中央的这一方针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一切作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汤（恩伯）、李（品仙）东进是吓，命令撤销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办事处也是吓。蒋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之事。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我除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毛主席还明确指出：我们“缓和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以面子，硬可以给他以恐惧”。“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上面是中央研究的对策。如何公开答复何、白“皓电”呢？尽管指导方针已经明确，基本对策已经确定，毛主席对发表对外宣言仍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他几次起草，拟好又停，曾经准备过非常强硬的“炸弹宣言”，转念又放弃了。这不单单是要反复权衡利弊，思考对策是否周全，还因为要看看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待日苏关系的发展。11月3日，毛主席致电恩来同志说：“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故须紧张的应付之”。宣言“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直到11月6日，毛主席才拟好后来被称为“佳电”的初稿。经过中央反复讨论和与各中央局负责人磋商后，在11月9日发表了“佳电”（韵目代日，“佳”为9日）。陈云同志说过，毛主席最后写的“佳电”文字，写了一夜，改了几遍，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到天亮，看看可以了才去休息。
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委婉而又坚决地据实驳斥了“皓电”的反共诬蔑的无理要求，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反共投降的阴谋；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佳电”是我党的严正宣言，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用恳切之词，吐肺腑之言，是一篇针藏绵里，刚寓柔中，情理交融，回肠荡气的杰作。大后方的民主人士无不为中共“佳电”的既坚持大节又委曲求全的态度所感动。
根据“佳电”，我党在皖南取让步政策（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江北），在华中取自卫政策（保卫皖东和苏北，坚决打击一切来犯者），在全面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以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延长国共合作抗日的时间。这充分表明了我党相忍为国，维护团结的真诚愿望。
但是，国民党当局把我之委曲求全、局部让步政策视为软弱可欺，于12月8日发出“齐电”，要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的部队全部开赴黄河以北。9日，蒋介石签发手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翌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在此前后，国民党加紧了对华中、皖南部队进攻的军事部署和舆论准备。他们急调二十九个师约二十至三十万人向大江南北新四军驻地附近集结，在皖南布置了袋形围歼新四军的“防堵计划”，并签发了“解决”皖南新四军的作战方案。他们密令宣传机关放出空气，要求政府严明“军纪国法”，以坚决手段惩戒一切“不服从命令之部队”。这样，国共两党之关系空前恶化，政治情势危殆万分，皖南的军事冲突已如箭在弦上。
面对作为最后通牒的“齐电”和国民党军队的围歼部署，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积极备战，我江南孤军迅即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