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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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基本国情的分析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页）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毛主席阐明了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应采取的方针，既反“左”，又反右，处处闪烁着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为如何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绘制了一幅清晰的蓝图。它的基本点是：
1．革命胜利后，我们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起决定作用，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2．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纲领，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利用、限制和改造是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总方针。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对内节制资本，对外统制贸易，是新中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4．必须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5．实现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的时间，毛主席曾多次估计大约需要15年到20年，即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些时间。
毛主席的报告，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是衷心拥护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后来在发展农村互助合作等问题上，却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究竟原因在哪？经过多年的思考，我觉得起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根本思想上说，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标志着党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中有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建国后，我们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后来党内认识上有些分歧，跟对毛主席这一战略思想的理解不深有关。另一方面，由于胜利的提前到来，部分农民在得到土地后，为了解决发展生产中的困难，已不满足于变工队、互助组的方式，而开始要求组织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毛主席积极支持了农民中的集体生产积极性，这是正确的，但现在看来他当时对农民中的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的确有所忽视，后来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步骤也搞得有些急了。这些，都是革命实践中难于避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革命也不是按某个“先哲”拟定的方案进行的，只能通过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党的领袖人物，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能指明历史发展的趋势，就很了不起了。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讲不足，不是说三道四，而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些，把今天要办的事情办得更好。
第四部分第107节 薄一波回忆建国初期（2）
我们党在1948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倡议。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商讨组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权。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里，我想记述三个问题。
1．毛主席对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构思。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的同时，就开始考虑和酝酿如何组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权了。在1948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就把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构成形式即国体和政体揭示出来了。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国体和政体？1949年1月底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时，毛主席曾告诉他：这是由中国的经济条件（我理解可能是指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还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还需要利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积极性，因而在政治上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作者注）、政治条件（国民党完全丧失威信，共产党领导军队，取得领导权）、革命条件（广大群众由下至上的彻底革命）、群众条件（议会制度在中国彻底丧失威信，从袁世凯、曹锟直到蒋介石的国大均失败了），以及采用这种形式最利于与民主人士合作（既能保障我党领导权，又能联合一切民主力量）诸因素所决定的。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点明，他和恩来同志参加政府，他任总主席，恩来同志任内阁总理。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论文中，又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高度上对此作了精辟论述，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1476、1480页）毛主席的这些思想，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共同纲领》的通过，又成为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大宪章。人们把“四项基本原则”称作立国之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两条原则，40年前就载入了《共同纲领》。这说明，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党和人民选择的通过人民共和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2．《共同纲领》中何以未写社会主义？
多年来，一些党史工作者对《共同纲领》未写社会主义而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理解。据我所知，其所以不写，既不是一时疏忽，也不完全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如有人说是为了麻痹资产阶级等），而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经过中央慎重考虑作出的决策。也就是说，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这从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1949年8月26日，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指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得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就是说，纲领是带有时间性、有变动的。它是行动纲领，是为着规范当时的行动而规定的；它不同于《宣言》，不是描绘新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图画。
9月21日，少奇同志代表我们党在政协开幕式上致词时指出，《共同纲领》是“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它包括了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4页）
9月22日，恩来同志作《共同纲领（草案）》说明时指出：总纲之所以没有明确地把新民主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发展前途写出来，是因为考虑到：“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惟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8页）稍后，他还讲过，不写入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因为今天的条件还不成熟，今天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有它的历史任务，过早提出来会乱了资产阶级的阵脚。1952年6月，他又进一步指出，当时不定入，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
我记得，没有写入《共同纲领》的，还有“不劳动者不得食”。因为这个原则是表明人人都应有工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当时还做不到。
3．确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1949年初，党中央和毛主席考虑联合政府的组成时，曾设想过在联合政府中，中共与进步分子合为2/3，中间与右翼占1/3。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从稳步地实现民族的昌盛和国家的富强的战略高度，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7页）在进北平的途中，毛主席又交待周恩来同志：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我们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请看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再看政务院的人事安排：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其中郭沫若兼任两个正职），具体任职如下：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梁希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史良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上述民主人士中，后来个别同志恢复了共产党党籍，有少数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者注）
作出这样的安排，充分地显示了我们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励精图治，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赞扬，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第四部分第108节 薄一波回忆建国初期（3）
记得在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我曾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针对着一些同志认为对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安排高位是否右倾的想法，几次在华北局干部会上指出：毛主席常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排。我还说过，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前几天不是就从香港飞来12架飞机吗？这是对革命有利的。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麻烦说”、“捣乱说”、“吃饭说”，要反对关门主义。1949年11月13日，针对交通部党组个别领导成员在与党外人士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我曾以中财委分党组的名义作过批示：（1）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这不是句空话，共产党员应保证这句话不折不扣地实现。不论上级、同级、下级都应尽到自己职份内的责任，不能因为党内已有决定而不去就商党外人士。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不应做硬性决定，除检查自己意见有无不妥外，还应耐心说服党外人士始能作决定。（2）一切重要决定，须请应该参加的党外人士（如部长、副部长等）共同讨论。这决不只是形式问题，而是应该取得他们的实际同意，使他们真正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许多事情需要党组事先商量，需要有党的明确领导。但这决不是说，一切事先商量好了，然后拿出去通过了事。相反，有些事党内可以不事先商量，直接提到会上讨论。如同中财委的委务会议那样，大事亦可讨论，党内意见亦不必尽同，反而更活泼些。（3）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均应让党外人士知道。如电报、公文，上级来的指示，下级送的报告，都要送给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这样，每天在做些什么事情，他都知道。（4）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慎重考虑，能用者尽量予以录用。
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