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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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这个问题。　　　　
　　　　例如：1952年11月3日，他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1953年1月31日，他说：对资产阶级，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这些要解决。　　　　
　　　　1953年2月1日，他表示不同意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未完成，国营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从农业说，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人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他不急于正式提出，他感到还需要下去作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列车路过河北，邢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列车上。当张玉美向毛泽东汇报到邢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张玉美介绍了两个村庄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只一个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毛泽东十分兴奋，他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又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2月16日，毛泽东来到阔别25年之久的武汉。17日晚在同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负责人谈话中，毛泽东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19日，他又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了一次。他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这次视察共十三天。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2月27日晚9时，毛泽东就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毛泽东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区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了。


第五部分第123节　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3）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国财经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准备的，后来改由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大区、各省市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163人。　　　　
　　　　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　　　　
　　　　6月15日，全国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李维汉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了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修改成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写道：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几种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总路线作了明确的表述：“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讲话批评了“左”的偏向。他说：“对基建、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都发生急躁。‘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无止境无目标地进攻，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　　　　
　　　　讲话又批评了他认为是右的三个观点。　　　　
　　　　一个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存在激烈深刻的变动。“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走向就是没有到达。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他说，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安定中农，因为他们怕“冒尖”，怕“共产”。其实，这也是不对的。　　　　
　　　　批评了上述观点以后，毛泽东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提出“由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可以反“左”反“右”。　　　　
　　　　全国财经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发表这样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并且批评了被他认为是右的观点，这是非同寻常的。他的用意是要以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总路线上来。　　　　
　　　　此后，毛泽东就着重研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　　　　
　　　　7月，他在审阅财经会议领导小组的一个会议纪要时，写了一个批语，对“五反”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作了新的分析。他写道：“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7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批语的基本观点作了系统发挥。他说：　　　　
　　　　“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在1918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当时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没收）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五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　　　　
　　　　“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指所有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引者注）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唯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李立三同志说灵活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对的，但不完全。在我们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经济法则，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


第五部分第124节　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4）

　　　　“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必须指出，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企业已做到了这一步，还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什么条件？第一，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　　　　
　　　　这篇讲话，不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讲得比较完备，同时也涉及了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从新中国成立后三年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整篇讲话体现了“反‘左’反右，逐步过渡”的思想。　　　　
　　　　全国财经会议，由于高岗发难，节外生枝，致使会议一延再延，开了两个月。最后，终于排除了高岗的严重干扰，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党的高层领导中间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这是全国财经会议所取得的主要成绩。会议即将结束时，8月11日，周恩来作总结报告。这个报告是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它载入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会议结束以后，中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立即进行传达，在高中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开展了总路线的教育。　　　　
　　　　9月8日至11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举行第49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　　　　
　　　　会议的前一天，9月7日，毛泽东邀请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在颐年堂开会，向他们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他还谈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致设想：“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他批评了两种偏向，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他还提出：“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