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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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12节 张光宇回忆国共合作（3）
第二，参加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1925年七八月间，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家”戴季陶先后抛出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借以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
为了批判戴季陶主义，1925年9月，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决定和戴季陶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肖楚女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恽代英写了《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针锋相对地深刻地批判了戴季陶的反动理论。毛泽东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样撰写专题文章批判戴季陶的具体观点，但是他从本质上，概括而深刻地批判了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惟闻在北京的会议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戴季陶原准备参加西山会议，但又随即偷偷地逃走了——引者注）我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介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毛泽东关于中产阶级右翼提出的所谓“独立”的政治路线的论断，为以后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第三，参加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1926年3月，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篡夺军权的反革命信号。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主张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他说：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他向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建议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其党籍。他分析取得反击胜利的有利条件时说：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但是，毛泽东的正确建议遭到季山嘉的反对，毛泽东说：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却反对，他们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独立团不能坚持一个星期。季山嘉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为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接受，陈独秀主张退让，使蒋介石完全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后，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退出的共产党员达二百五十多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但陈独秀拒绝这一正确主张，因此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行。
1927年1月起，武汉地区逐渐开展了以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为中心内容的“提高党权运动”，而党权运动的最高峰就是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主张坚决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
首先，他反对蒋介石延期开会的阴谋。蒋介石对于提高党权、反对独裁为内容的三中全会是害怕的，所以借故一再拖延会期，进而达到使全会开不成的目的。蒋介石借故不前来开会，谭延在预备会上也主张改期举行。毛泽东在7日的预备会上明确指出：“大会则决定今日开，不能再展”。吴玉章、恽代英、彭泽民、于树德、徐谦等也主张大会如期召开，于是，决议仍按原定日期举行，10日正式开会。
其次，他主张限制蒋介石的权力。鉴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曾于1月3日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挑起了“迁都之争”的事实，为了防止当时仍留在南昌的蒋介石、张静江故伎重演，所以，在7日预备会上，毛泽东提议：“在大会期间，政治会议停止开会，如有重大事故发生，应付与主席团全权办理”。于树德表示赞同说：“以为当然，但事后对大会仍须报告”。会议主席说：“毛、于两同志提议付表决”。结果多数通过。
再次，他主张取消蒋介石操纵的黄埔同学会。在17日的会议上，他指出：“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志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递嬗，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吴玉章立即支持说：“毛同志提议不得设同学会，本席赞成”。当会议主席将此提议付表决时，全体通过。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使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反蒋斗争的会议。
蒋介石制造“赣州惨案”之后，3月15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会，毛泽东发表演说，指出：“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的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蒋运动，这是武汉政府时期反对国民党右派的高峰。
由上述可见，从反对老右派到反对新右派的长期斗争中，在几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站在正确意见一边，与许多共产党人一起，向右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遗憾的是，毛泽东等许多共产党人为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努力被断送了。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了，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惨痛失败。
第一部分第13节 张光宇回忆国共合作（4）
三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为了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
第一，统一战线必须具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基础。他指出，当时的国民党由于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以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是国共合作式的民族联盟，但是当时国民党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只给劳动人民很少的利益。由于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利诱，在1927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他指出，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政治基础。
第二，统一战线必须有革命武装作为中心革命力量。他指出，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使得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使革命陷于失败。当时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垮台了。
第三，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
第四，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在“八七”会议上批判了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的错误，他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又说：“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1924年至1927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说：“在1927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第五，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法宝，中国共产党必须善于运用这个法宝。他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他具体谈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意义时指出，由于国共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1927年两党分裂，造成了十年内战的局面。由于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
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表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张光宇：《毛泽东和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部分第14节 李锐回忆农民运动（1）
在初期革命活动中，毛泽东同志已开始注意如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1923年初，湖南党的地方组织已开始领导农民运动。
为了培养革命青年干部，毛泽东同志创办的自修大学于1922年9月设了补习班；在补习班国文课中特别讲授了依据湖南情况写的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详细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土地日渐集中和农民日益破产的原因，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起来斗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1923年初，在水口山矿区作工会工作的刘东轩、谢怀德两位同志被党派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白果开辟农民工作。这儿的农民在水口山作工的很多；农民们听到他们所讲的水口山罢工斗争的情形和工人俱乐部的作用，都非常兴奋。不久就成立了岳北农工会。这是湖南最早成立和最早与地主进行大斗争的一个农会组织。
白果这个地方是赵恒惕的家乡，田地大都是赵家及其亲故所有，农民所受剥削和虐待很重。在刘、谢两同志的宣传鼓动和串联下，岳北的农民们就暗地进行活动。经过半年的工作，采取工会组织的办法，以十家农户为一小组组织起来，举出十代表和百代表，再产生区的总代表。衡山这时已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1923年9月中旬在白果召开了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到会有周围几十里的一万多农民，选举刘东轩、谢怀德等七人为委员，刘、谢分任正副委员长。
据1924年1月3日“中国青年”十二期邓中夏同志“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所载：“大会当议决下列各案：（一）关于农民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二）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决议案；（三）关于农村教育之决议案；（四）关于农村妇女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并发表宣言如下：‘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呵！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来偷窃扒摸的呵！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之时，提起钱没有谷籴；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拖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呵！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艺做出来的货，哪里还值钱呵！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社会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
农会成立后，派代表四处宣传，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加入农会的很快增到十万人以上。在农会领导下，轰轰烈烈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口的斗争。原来谷价一元三斗，后压平为一元四斗。同时开始酝酿减租减息的斗争。以赵恒惕家为首的地主集团，急忙贿买衡山县署。县署于10月中旬派兵包围农会，上万的农民群众赶来援救，军队开枪，打死农民一人，受伤的很多，并将刘东轩、谢怀德等九个农会负责人捕去。这时正逢谭延、赵恒惕发生战争。谭军正占领衡山，刘、谢等九人得以释放。战争结束后，11月25日，赵恒惕再调军队一营，将农会的会址以及农会负责人和许多农民的房屋放火焚烧，并且打死四个农民，打伤的更多，农民被捕去七十多人。1926年北伐军刚到衡山时，曾举行过盛大的追悼岳北殉难农民的大会。
1925年春，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南，在他的家乡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一边养病，一边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和许多农民交往，了解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