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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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稿时指出：在私商的联营中，公私联营、私资联营和私资联合下乡采购，这三种私商联营的形式均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对我们是有利的，应予支持；而对有意与国营、合作社商业对抗的私商联营，与国营、合作社商业争夺市场的私商联营，则应予以反对，并与之进行合法斗争。
1952年3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话时指出：我们要从经济观点，向大的远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向着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的。只要不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要教育改造工商业者，中间还要特别重视工业，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这于国家是有利的。
当毛泽东得知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后，中小工商业的发展有困难时，他提出了三条合理解决办法：（一）中小工商业可以走向“联营”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从业务的联合逐渐地趋向资金的联合，从此成为“公司”的方式。（二）从中小工商业的产生来说，大都依靠大工商业而来，尤其是小工厂依靠大工厂而产生。但在情势变化以后，尤其是经过这次三反五反运动，大的对于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挈的作用。政府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这是无可奈何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款，加工定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例如加工定货，大工厂在监督指导之下，酌量一方需求情况，一方接受能力与合理的酬报，分配给予这些小工厂；小商店则由大商店尤其是公营百货公司之类，将货品依照合理的价格，批发给他们经营，从此小工商业得以恢复活动。当然，实行时还需商定出种种适当办法来，这是“大带小”方式，也许是中小工商业今后的一条道路。（三）在条件具备之下，中小工商业改变为合作社，当然也是一条道路。这几条道路，究竟哪一条适宜，也许此外还有适宜的道路，都要看实际情况来斟酌采用。毛泽东指出的解决私营中小工商业出路的这三种办法，为以后提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理出了思路，这三种办法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维持中小工商业的生产，使私营中小工商业继续存在下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以适应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1952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这个指示决定国营贸易企业在1953年全部实行经济核算制——笔者注）中，根据当时公私关系的紧张形势，失业人员大量增加，许多中小工商业者、家庭商店及摊贩，已在埋怨我们的情况，他提出：为“使中小工业家、手工业者和农村家庭副业的产品找到较多的销路，不使他们发生困难”，“在零售方面，公私商业的比重，就全国平均数来说，目前仍应按今年六月中央财政会议所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如有增减，应报中央批准。”毛泽东要求在当前阶段，注意维持私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
1953年1月2日，毛泽东在当时商业部正、副部长曾山、姚依林给毛泽东等同志写的信的批语中，肯定了来信中提出的国营商业在销售上要尽可能多卖钱，但又要注意不致把私商挤垮等做法的正确性。
同年5月，毛泽东又就私营工商业问题提出：“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密切注意工商业的情况，了解工商业者的态度，利用、支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并为随后而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在这段时间内，我国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所发展。
第五部分第135节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2）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在总路线提出后进行的。
在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写的《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上，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手稿指出：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指出：“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1951年6月28日，毛泽东在胡乔木6月27日的来信上的批语中说：“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已完全不同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营企业。因此，不能以国民党时代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否则就是错误的。
在7月9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讲得更加明确、系统，他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1953年7月20日，毛泽东在对全国总工会党组7月14日报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作的修改中指出，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必须贯彻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里所说的改造还不是指取消资本家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那种最后的改造步骤。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即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带了若干（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社会主义性质的。”这种带有若干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目前并不是一切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做到了这一步，还没有，还需要几年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
毛泽东认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方式，已经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几种形式，这几种形式都是切实可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和平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较为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既要反对遥遥无期，又要反对急躁冒进。
1953年9月4日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围绕一个总目的，这就是要达到：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正确地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过程中，稳步地完成过渡时期建设和改造我们国家的伟大任务，即是说，我们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须要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只要我们大家了解，做法适当，我们是有信心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的。”毛泽东还指出：要鼓励和指导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而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邀约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参加了座谈。毛泽东对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这次谈话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3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给黄炎培写信，对黄炎培3月1日在上海工商界讲话的讲稿提出自己的看法。黄在讲稿中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医学术语来比喻工商界在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没有什么痛苦，对此，毛泽东提出：“‘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毛泽东同时给周恩来和李维汉写信，告诉复黄炎培信函事，并补充说，“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可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适宜。这两段话，表明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困难和问题给予了足够的估计，并以务实的态度处置这个问题，不给民族资产阶级以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毛泽东不断给予正确指导。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
在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分析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1949年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不好呢？还是拖到15年、18年，用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这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法子好呢？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这样是比较好。这两个方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样一个方法，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采取了与对地主、官僚资本主义不同的政策，和平地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毛泽东还指出：要照顾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不要将他们挤垮，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毛泽东对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种特定的解释，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各种不同的形式，那就是国家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在多种复杂形式下的经济联盟，而不是一种独特的所有制形式。
第五部分第136节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3）
建国初期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们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了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是可以教育的，其成员是可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这是由于：
第一，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有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也有拥护共同纲领的一面，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从民主革命时期起就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就结成过联盟。
因此，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用和平的方式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就具有客观的和现实的可能性。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毛泽东即肯定了整个工商界的基本情况是好的，是向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的。
这种对民族资产阶级总体情况的估计是必要的。如果缺乏一个基本的估计，那么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抑或是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就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失去信心，就会不利于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改造。
毛泽东在分析私营工商业者情况的时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都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做了好事的，有益于国计民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各国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民主共和国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力发展都有作用。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也有唯物论，不是历来都是唯心论。因此，希望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要有惧怕的心理。
在谈到“两个联盟”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当然，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也不是没有斗争的，有些人反对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不承认资产阶级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对此，毛泽东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党的对资产阶级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还批驳了一个自称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中否定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反对党的和平赎买政策的主张，认为这是以“左”的面貌来反对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是一种挑衅，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工人阶级的。
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保护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次，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曾就赎买问题说，我们很重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有700万人。他们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