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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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并逐步形成的。
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提出了这一思想，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早在1927年7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曾指出，农民自卫军应该“上山”，“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科学论断。8月上旬，毛泽东在给中央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中，提出要在湘南组织1个师的军队，占据5、6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是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领导农民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但是，这一农民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在当时不被人们所认识。由于人们缺乏根据地观念，加之国民党军和新军阀的不断对革命根据地的“进剿”和“会剿”，弱小的红军和根据地能不能够存在？产生了疑虑。不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井冈山斗争乃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毛泽东为此在1928年10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同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详细地分析和论述了红色政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指出由于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并可继续发展。
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为割据地区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对根据地周围的敌人，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即对力量比较强的敌人采取守势，对力量较弱的敌人采取攻势。在统治阶级政权破裂的时期可以比较地冒进，在其政权稳定时期则要逐渐地推进。不论在任何时期，都要注意在根据地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政策，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样，就进一步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30年初，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提出：必须要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和用“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批评了希望用轻便流动游击扩大政治影响，和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就把“工农武装割据”同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即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粟裕曾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设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三者结合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这一光辉思想的形成，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这些纪律，曾经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它对于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提高我军战斗力，均具有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适应日益残酷的斗争需要，毛泽东吸取了工农革命军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工农革命军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为此，毛泽东早在红军初创时期，就要求部队对待群众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不打人，不骂人。1927年10月，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到1928年1月，又提出了六项注意。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将六项注意增加了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也就是现在全军所施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毛泽东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他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做出新的概括。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攻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掉头南下，在1928年1月4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早在1927年10月下旬将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走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进城后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将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如对于“损坏东西要赔”这一条，毛泽东解释时讲了一个补缸的故事，说新缸虽然没有旧缸光滑，但是，有总比没有要好，赔一只新缸给群众，总是用得着的。1929年，红4军进军赣南、闽西，毛泽东在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这两条。他解释“不搜俘虏腰包”这一条时向大家说，中国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国民党军队里为官的，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大家都说中国是穷人多，当官的是富人多。毛泽东接着说，对啊！因此，我们要宣传自己人不要打自己人，要他们回家乡去打土豪分田地。六项注意加上这两条，就形成了八项注意。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洗澡避女人”改为“不调戏妇女”；“不搜俘虏腰包”改为“不虐待俘虏”。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在他们刚接触工农革命军时，并不知道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同对待旧军队和土匪那样对待工农革命军。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己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
由于工农革命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老百姓彻底改变了对工农革命军的看法，并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工农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当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更是我军在现代条件下发展壮大的源泉，是我军光荣传统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革命根据她的创建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我党领导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它位于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亦称中央苏区。
1929年1月中旬，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于2月9日到达瑞金以北大柏地、隘前地区，红4军将尾追我军之赣敌两个团歼灭于大柏地，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此后，红4军挥师北上，在吉安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会合。这时，红5军主力已从井冈山向外线转移，赣敌2个旅分路逼近东固。我军转向赣闽边界地区游击，3月14日，我军攻克长汀，歼敌7000余人。红4军前委根据蒋桂战争已揭开序幕，向党中央提出：红4、5军和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应“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的战略计划。
4月1日，红4军在瑞金与红5军会合。红4军前委在雩都扩大会议上，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地区，发展湘赣边苏区，红4军主力和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在瑞金、雩都、赣州、兴国、宁都、吉安、永丰、乐安等县，消灭地主武装，发动和组织群众。红4军先后攻占兴国、宁都，建立了兴国、雩都、宁都等县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使赣南苏区初步建立起来。
5月，蒋桂战争基本结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调集兵力，企图围歼红4军于赣南地区。红4军为避开敌进攻锋芒，第二次挺进闽西，发展游击战争，创建苏区。23日，攻占龙岩，俘敌200余人，歼敌2个营。26日进占永定。在6月中旬，红4军第三次攻克龙岩，歼敌第1混成旅2000余人。
在红4军连续胜利的鼓舞下，闽西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各县、区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下旬，红4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就红4军党内长期存在的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的不同认识进行讨论，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4军主要领导岗位。红4军在闽西的胜利，使敌人受到很大威胁，蒋介石命令赣闽粤三省正规军对红4军和闽西苏区进行“会剿”。这时，红4军前委由于对敌情估计过分严重，遂决定以第1、4纵队就地坚持斗争，军部率第2、3纵队出击闽中，后到赣浙皖边界游击。8月下旬，红4军返回闽西苏区。这样，红4军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的第一次“会剿”。为巩固扩大苏区，红4军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攻克上杭，歼敌2000余人。之后，又相继攻占武平、永定。在上杭，红4军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建军原则问题，仍无结果。
10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4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据此，红4军除留第4纵队于闽西外，主力到东江作战。11月下旬，转至闽西长汀。
1929年10月22日，红4军前委收到党中央9月28日的指示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指出在红4军中应“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12月底，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的古田召开，会议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4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11人为委员。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中国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29年5月中旬，红4军离开赣南转战闽西后，敌军对赣西南的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等苏区，实施“进剿”和“清乡”。赣西、南特委领导红军采取“打圈子”的游击战术，利用我良好的群众条件，打击分散之敌。9月至10月，红军和游击队有了很大发展，第2、4团的实力已发展到2000人、1100余支枪；第3纵队与敌起义的1个骑兵连合编为独立第3团；白沙、东固、吉泰、兴万、兴泰、永丰等游击队，合编为赣西游击第1大队；安福、吉安、峡江边界游击队，合编为新的赣西游击第2大队；此外，赣西又组织了农民赤卫军第1至9纵队；赣南也组织游击第21至29纵队。11月15日，吉安八乡靖卫团100余人枪，在总指挥罗炳辉（共产党员）率领下起义，编入独立第4团。
1930年1月，赣西特委遵照中央指示，将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赣西游击第2大队和湘赣苏区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军第6军（不久改为红3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赣西赤卫军各纵队开始把武装骨干编成特务队，后一部编为红军第20军，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赣南游击队第21至29纵队，也得到很大发展，后来编为红军第22军，陈毅任军长，邱达三任政治委员。1930年1月，赣闽粤三省敌军集中14个团，对闽西苏区进行第二次“会剿”。前委和毛泽东率第2纵队在小池阻击敌人；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第1、3、4纵队从古田向连城开进，筹措给养。由于我军的游击作战，不断给敌以打击，加之福建敌人发生内讧，敌人对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又告破产。
3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邓子恢为主席。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闽西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将5个团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12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此时，赣西南地区革命武装力量大为增强，吉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