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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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副主席，徐海东为委员。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除下设总参谋部外，还先后设立了总政治部（1950年4月）、总后勤部（1950年6月）。罗荣桓任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萧华任副主任；杨立三任总后方勤务部部长。1950年9月4日，又成立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任部长。到1950年上半年，军委各总部领导机关全部建立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总参谋长徐向前当时患病，由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辖作战部（部长李涛）、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副部长刘志坚、邹大鹏、戴镜元）、通讯部（部长陈士榘）、人民武装部（部长张经武）、军事学校管理部（部长萧克）；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傅钟、萧华），辖组织部（部长萧华（兼）、副部长王宗槐）、宣传部、保卫部（部长杨奇清）；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贺诚、张令彬），辖军需部、财务部（部长周玉成）、军械部（副部长封永顺）、卫生部（部长贺诚（兼），副部长傅连障、姜齐贤），运输部（副部长刘显宜）和营房管理部。此外，1949年12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又成立民航局、气象局，并任命钟赤兵为民航局局长，涂长生为气象局局长，张乃台、卢鋈为气象局副局长；1950年11月5日，又成立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部，吕正操任司令员，栗培元、董永清任副参谋长。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于开国初期、百废待兴之时，到1954年9月以后，国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设立国防委员会，中共中央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重新设立军事委员会。其间，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除了领导继续追歼国民党残余军队和大规模剿匪反霸的斗争外，还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巩固和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维护东方与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这种组织形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组成人员不仅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而且吸收了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参与军队建设的领导工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初28人中，非共产党人士有7人。因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及西藏地区，与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接壤，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封建势力很强。退守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共有8个兵团37个军87个师，约45万余人，此外尚有地方保安部队和大批土杂武装，总计约90余万人。早在解放军渡江之前，蒋介石就派张群担任西南军政长官，经营该部队。1949年8月底，蒋介石又从台湾飞抵重庆，密谋固守西南，组织“西南防线”。蒋介石判断，人民解放军最大可能从陕西入川，于是，将防守重点置于川陕边。　
　　　　1949年1月和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做出了由第二野战军进军并经营西南的决定。同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明确规定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组成西南局，负责经营川、滇、黔、康四省。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针对国民党的战略企图和作战计划，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多次指示，“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中央军委决定，进军西南在战略上取大迂回、大包围方针，具体部署是：二野第4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由赣南经广东出广西，迂回白崇禧集团右侧背，协同四野主力将其歼于广西境内，尔后，出击云南；二野主力第3、5兵团待广州解放后，在第四野战军进行广西战役的同时，以大迂回动作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第18兵团、第7军及陕南军区部队，积极吸引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主力前出至重庆、沪州、宜宾之线，将胡宗南部向康、滇的退路切断后，即迅速进占川北，挺进成都，尔后协同第二野战军主力聚歼胡宗南集团，解放四川。中共中央军委还指出：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作为战斗方式的辅助。以求彻底而迅速地解决国民党军。　
　　　　1949年11月1日，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我第6兵团第16、第17、第18军及第3兵团第10军，在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率领下，分由湘西的邵阳和常德地区出动，以突然动作经芒江进入湘黔边境，至11月19日，先后占领波州、晃县、玉屏、都匀、独山、麻江、修文等地，逼进贵阳。13日，贵阳守敌第19兵团第89军逃向黔西、安顺方向，我军于15日解放贵阳。23日，在安顺西马官屯歼灭由黔东向西逃跑的第49军第249师1500余人。第10军于11月15日进思南，21日解放遵义，23日占桐梓，后向川南挺进。　
　　　　至此，解放军入黔部队，拦腰斩断了国民党军的“大西南防线”。　
　　　　1949年10月24日，我第3兵团（第11、第12军）和第47、第42、第50军、湖北两个独立师，由鄂西和湘西分路出发，胜利突破敌川鄂边防线，占领秀山、西阳、彭水等地，乘胜围歼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经数日激战，将宋、罗集团大部歼灭于南川以北山地，解放重庆外围之綦江、涪陵、江津等地，11月30日解放重庆。至此，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川湘鄂边防线”，基本歼灭了宋希濂集团第14兵团，解放了湘鄂西及乌江以东大片地区，打开了进军四川的门户。　
　　　　川东、川南地区解放后，从重庆逃到成都的蒋介石，一面令由重庆及其以北地区西撤的部队扼守岷江、沦江，正面迟滞解放军向成都前进；一面令胡宗南的3个兵团加速撤向成都地区。为了对胡宗南集团南北夹击，将其歼灭于成都地区。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18兵团向成都地区急速进军，正当解放军向成都地区迅猛挺进之际，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宣布起义，其余残敌更加混乱。解放军各路大军乘胜急进。至12月20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已前出至简阳、乐山、邙峡等地，从东、南、西三面逼近成都；第18兵团等迫击胡宗南集团的部队也进至成都附近。这样，数十万敌人已被解放军包围在成都附近地区。在我强大军事打击和政治声威震撼下，敌第16、第15、第20、第7和第18兵团被迫举行起义，余敌在解放军猛烈地围攻下迅速就歼。30日，解放军进入成都。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也宣告覆灭。此后，第二野战军又指挥其第4兵团和暂归其指挥的第四野战军第38军自广西入滇，歼灭了进攻昆明、控制滇越铁路的国民党军第8兵团。2月22日，以第二野战军机关为基础，同率第18兵团入川的西北军区机关一部合并组成的西南军区在重庆正式成立。随后，西南军区以其第14、第15、第62军各一部及滇桂黔边纵队，共13个团，发起西昌战役，围歼了国民党军西昌警备区贺国光所部1个多师，以及成都逃来的残余，共3万余人。到1950年4月，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除昌都地区外，全部解放。　
　　　　西南战役，第二野战军成功地运用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高度发扬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新区政策，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进军西南的战略任务。这次战役，历时160天，作战数百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8个兵团部、46个军部、130个师，连同地方团队、游杂武装，共93万余人（起义53万余人），解放了云、贵、川、康4省50余座县城，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盘踞西南，卷土重来的迷梦。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剿匪作战　　　　
　　　　当全国大陆即将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潜留下来了共约200万政治土匪、60万特务分子和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妄图以所谓“大陆游击”同人民解放军进行长期斗争。这些以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为头目，以惯匪、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散兵游勇为骨干，以地主恶霸、封建势力、帮会组织为靠山，并以一部分被胁迫、受蒙蔽的落后群众作掩护的武装匪特，给新生的共和国政权造成了严重危害。土匪的疯狂破坏活动，也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安宁，给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灾难。1950年1月，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区、县级人民政府达100多次，仅苏南地区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四川仪陇县发生的一次匪特投毒事件，使3800多人中毒。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新解放区可能出现的严重匪情，早有预见，及时做出了剿匪的决策。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南方解放后，地方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要在乡村中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为了保证剿匪作战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规定了“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方针政策，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5月至1953年底，先后抽调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4个师、2个旅另21个团共150万人的兵力，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大体上经历了进剿、驻剿和清剿三个阶段。各剿匪部队，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和当地人民群众协助下，贯彻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国民党残余、土匪、特务及其反动武装，展开了清剿斗争。　
　　　　中南军区自1949年5月起，首先在解放了的河南、湖北、江西等省展开了剿匪作战。1949年底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后，除海南岛及沿海岛屿外，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但在国民党有计划的“展开大陆游击战争”的策划下，全境普遍发生了严重匪患。1950年1月，中南地区6个省相继进入大规模的剿匪斗争。经过强大的军事进剿和政治攻势的打击，到1950年11月底止，全区除广西及川黔湘、粤桂、闽粤等边缘地区尚残留小股土匪流窜外，其他广大地区匪患基本平息。随后，转入深入清匪肃特阶段。1952年6月，中南地区剿匪工作结束，在3年零1个月的剿匪斗争中，全区先后抽调了50个师及各省地方武装力量，共歼灭国民党土匪和反动武装115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278门，各种枪支103万支。　
　　　　1950年2月2日，西南军区发出第一号剿匪指示。蒋介石在逃窜台湾前曾专门部署力量进行潜伏和破坏活动，因此，匪患也最为猖獗。西南军区部队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的战术，先腹心富庶地区和交通线两侧，后其他地区；先歼危害最大、最凶残的股匪，后打较小的股匪，实行重点进剿和分散围剿相结合。全区剿匪斗争，自1950年2月至1953年11月止，在近4年的艰苦作战中，共歼灭土匪116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700余门，各种枪支60余万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西南军区剿匪的巨大胜利，特电贺嘉奖：你们路线正确，方针适当，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　
　　　　1950年春季，西北各省除新疆外，先后歼灭了当地主要股匪，局面暂时呈现平稳。5月份各地土匪特务阴谋组织武装暴乱，在平凉、关中、临夏、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匪特发展很快，多者达数千人。原投降之惯匪及国民党起义部队也曾多次发生叛变事件。为此，西北军区立即召开了剿匪会议，统一部署剿匪工作。在1949年11月到1953年7月的剿匪斗争中，西北军区先后投入2个兵团部、11个军部、38个师、1个旅13个团的兵力，共歼灭土匪12。9万余人，根除了西北地区的匪患。　
　　　　华东地区，当时包括山东、浙江、福建、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和上海。这里活动着数以万计的土匪，加上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留下的许多残兵败将和反动骨干分子也转化为匪，因而不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沿海岛屿，都一度匪患成灾。1949年7月，全区陆上有土匪11。3万多人。1950年5月，浙江、福建海域和长江口外，有海匪一万多人。1949年7月至1955年2月，海匪在浙江沿海袭击507次，内潜4700多人。华东地区的剿匪斗争，从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向南进军时开始，至1953年底基本结束，历时4年多，共歼灭土匪24。6万多人，不但肃清了陆上残匪，而且解放沿海大小岛屿50多个，基本上根除了匪患。　
　　　　绥远地区剿匪于1949年下半年对河北、察哈尔、山西、平原诸省之股匪展开了进剿，股匪基本肃清。绥远省因解放较晚，故匪情较严重，土匪主要散布在伊克昭盟乌审旗、乌兰察布盟西部、包头、萨拉齐、后套、绥中之武川、绥东等地区。为消除匪患，从1950年3月至12月，军区使用了骑兵第1师、第3师、第4师、第5师，步兵第22师、第202师，另3个骑兵支队，以及军分区武装，对上述地区之股匪，先后进行了4次较大的进剿，共歼2500余人，俘匪首奇正山、张疤子。1951年1月又展开了全面驻剿和清剿，至1951年底将潜匪、散匪基本肃清。华北军区在3年中，共歼灭匪特武装近5。3万余人，并迫使一部分残匪、特务及反动会道门等反革命分子悔过登记，缴获火炮十余门，各种枪支8800余支。保证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各方面社会改革运动的实施。　
　　　　人民解放军历时4年的剿匪作战，以歼灭匪特273。8万余人的辉煌战果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剿匪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胜利，是人民解放军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胜利，也是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共同奋斗的胜利。这一胜利，结束了中国人民匪患久远、危害甚深的历史，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策应反攻大陆的企图，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民主改革的完成，为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舟山群岛　　　　
　　　　位于杭州湾以南海域，共有大小岛屿400多个，其中以舟山本岛最大，面积523平方公里。舟山群岛既是中国海上的交通要冲，又是沪（上海）、宁（南京）、杭（杭州）地区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9年夏，上海市和浙江省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将舟山群岛作为控制长江口和封锁、袭扰、反攻大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