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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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行动，为初战获胜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25日，敌军进至博川、云山、温井等地，其先头部队已进到鸭绿江边之楚山。根据这一情况，志愿军决心利用战略上的突然性，在运动中歼敌一部。25日10时，志愿军一部在开进中，于温井西北两水洞同南朝鲜军第6师一部遭遇，将该敌歼灭，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当天，志愿军主力分别向温并、云山、宁边、熙川地区及楚山、古场洞地区展开猛攻。11月3日，西线之敌被迫开始全线撤退。次日，敌主力全部撤到清川江以南地区。第一次战役于11月5日胜利结束，共歼敌1。5万余人，挫败了敌人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为下一步作战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将美军击退到“三八线”附近。“联合国军”在第一次战役中遭到打击后，虽已发现志愿军入朝参战，但错误地认为中国不敢进行大规模较量，因而在11月6日开始的试探性进攻之后，于11月24日发动了企图在圣诞节结束战争的“总攻势”。对此，志愿军首长采取了示弱诱敌深入的方针。同时，中央军委调第9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入朝，担任江界、长津方面的作战任务，使志愿军前线作战兵力达到9个军30个师38万余人，兵力占很大优势。11月25日晚，东西两线志愿军主力6个军开始向敌发起进攻，分割包围，歼灭当面之敌。29日，敌人开始全线撤退，志愿军立即展开追堵围歼战。12月1日，敌军向“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撤退。12月5日，志愿军收复平壤，并继续向“三八线”追击。到12月24日，志愿军共歼敌3。6万余人，收复“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土地，并占领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延安半岛，迫使敌人在“三八线”转入防御，粉碎了“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部的企图。　
　　　　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将美军击退到汉城以南。第二次战役后，美军集中5个军共11个师和3个旅的兵力，在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层层设防，企图阻止志愿军、人民军继续南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准备重新发动进攻。为了打破这一阴谋，毛泽东12月13日电示志愿军：“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据此，12月31日17时，志愿军主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第1、第2、第5军团分左右两路，在“三八线”上向“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防御阵地发起全线进攻。第二天拂晓前各路部队突破敌军的前线阵地，1951年1月2日，敌军开始全线撤退。1月4日，解放汉城。这次战役，中朝军队9个军30多万人，冒着狂风大雪和零下30℃的严寒，忍饥挨饿，连续8昼夜迅猛追击，向南推进80至110公里，把敌军赶到“三七线”附近。但因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只歼敌1。9万余人。鉴于“联合国军”似有计划撤退，为避免前进过速，陷入不利地位，彭德怀即于1月8日断然下令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第三次战役结束。　
　　　　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在第三次战役后，主力转入休整，准备春季攻势。“联合国军”在连遭失败后，发现志愿军粮弹补给困难，缺乏持续进攻能力，只能打“礼拜攻势”。于是，利用其优越的运输条件，迅速补充兵员和物资，从1月25日起，恢复了攻势。志愿军采取“西顶东放”的方针，以求打破敌之攻势。从1月27日开始，志愿军首先以汉江南北地区依托野战工事进行防御作战，有力地钳制敌人主要进攻集团。3月14日，我军主动撤出汉城。至4月21日，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敌人由进攻转为防御，第四次战役结束。整个战役共歼敌7。8万余人，掩护了后续兵团的集结，为举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敌人每天付出900余人的伤亡代价，才前进1。3公里。　
　　　　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迫使美军转入战略防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联合国军”4月初进到“三八线”后，企图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继续向北推进，在朝鲜蜂腰部（即元山至平壤）一线建立新防线，以便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有利地位。为了粉碎敌人的登陆企图，夺取战场主动权。4月22日，西线第9兵团等5个军、第3兵团3个军、第19兵团3个军及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分左中有三路突破敌军防御阵地，至29日晚推进到汉城附近。接着，在东线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敌进行猛烈攻击。5月23日，志愿军为集结部队进行整补，开始向北转移。在转移中，由于交替掩护计划不周，志愿军也受到一定损失。至6月10日，敌军被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敌我双方转入战略对峙。这次战役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敌人企图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的计划，并使志愿军新参战兵团受到了锻炼。　
　　　　中朝人民军队经过上述五次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附近，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1951年6月11日起，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相持阶段。我军实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7月10日，双方举行停战谈判，从此，也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1951年7月至10月，中朝人民军队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季和秋季攻势，共歼敌16。8万人。后来又取得了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的胜利。根据敌空中优势和强大的炮兵优势，从1952年春季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又进行了巩固阵地的作战，阵地形成了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并积极组织小部队战斗活动和冷枪冷炮的狙击活动打击敌人，把作战重点推向了敌人的阵地。1952年秋季，我军又组织了全线的战术性反击作战，并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1953年夏，为促进停战的实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胜利地进行了反击战役，特别是金城反击战役的胜利，迫使敌人签订了停战协定，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同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中朝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共歼灭敌军109万余人（含朝鲜人民军1950年6月25日至10月24日单独作战歼敌13万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粉碎了美国侵略者妄图征服整个朝鲜，进而扩大侵略的计划，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卫了我国的安全；打出了国威军威，我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取得了进行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促进了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为适应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正规院校建。1950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军事院校建设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制定并经毛泽东批准的方案，确定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改建、新建一批更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综合性的陆军大学。刘伯承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11月13日，刘伯承、陈士榘同志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建议将陆军大学改名为军事学院，校址暂设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30日中央军委即电令：刘伯承为军事学院院长，陈士榘为训练部部长、刘忠为军事学院院务部部长、钟期光为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兼干部部长。并调华东军政大学第1总队及华北军政大学一部分机构和人员组成学院管理机构。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军事学院最初的训练方针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　
　　　　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军事学院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学说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我军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学习外国的有益经验，在我军现有军事、政治素质的基础上，训练合成军队的指挥员在现代条件下组织指挥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提高我军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的军事、政治理论水平，以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完全忠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事业且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团、师及诸兵种合成部队在战场上进行诸兵种协同动作的高、中级指挥员及参谋人员。”训练内容除学习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及军兵种知识外，还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研究人民解放军战史，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史。”训练时间分配：军事训练占70％，政治教育占12％，文化教育占18％。　
　　　　1951年2月4日，中央军委电令，刘伯承同志兼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　
　　　　11月10日，刘伯承同志在给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军事学院机构设置方面的情况。1952年6月11日，学院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学院设教育长，机关设训练部、军事科学研究部、政治部、物质保证部、队列部、财务处、保密处、军法处。学院直接领导16个教授会（政治工作、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外语、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炮兵、装甲兵、工兵、通信联络、情报工作、化学兵、后方勤务、战史、军事地理、地形学、队列体育）。所设专业机构有：高级速成系、基本系、政治系、情报系、炮兵系、装甲兵系、海军系、空军系、函授系。其中炮兵、装甲兵、海军、空军等4个系各设1个训练科和1个专科教授会（海军系后又成立水面舰艇、司令部工作、技术教授会），函授系下设训练科。学院总员额5138名。1954年9月1日，学院成立战役系（学员杨得志兼该系主任），海军系成立海军地理、海军战史教授会。　
　　　　学院创办初期，教员短缺。只有190名军事教员，其中17名是中共党员，分任各教授会的主任并亲自任教，其余均为具有教学条件的原国民党军军官。旧军官出身的教员，普遍存在自卑感和担心不被信任。对此，院党委和刘伯承院长主要从两个方面做工作：一是教育学员“尊师重道”，正确认识和对待他们，要转变对旧军官不正确的观念。二是教育旧军官出身的教员，为实现“教学相长”，必须克服旧思想，改变旧观念。经中央军委批准，军事学院起用的原国民党军军官，最多时将近600人。他们绝大多数接受党的领导，遵守共同纲领，认真改造思想，为发展新中国的军事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后来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立功受奖，还有的转业到地方成为各级政府骨干。到1958年春分建六大学院时，留用的原旧军官教员尚有166名，其中146名被授予上尉至大校的军衔。　
　　　　学院十分重视军事科学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到建院五周年时，编写出了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军事教材，计有军事理论提纲323种1035册，作业630册，参考资料50种，同时还译校苏军条令10本。大部分教材思想性较强，内容丰富全面，重点突出，便于学员接受。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军语划一》第1集、《陆军军队标号》、《海军军队标号》，共划一军语3050条，这在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初期，不仅有利于学院的教学工作，而且为提高全军的训练质量做出了贡献。　
　　　　军事学院从最初的高级速成科、中级速成科、基本科、情报科（后变成系）逐渐发展，至1951年底建成政治系，次年成立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及函授系，1954年成立战役系，1956年先后成立战史系，化学兵系，使学院成为一所既有陆军专业，又有海空军专业，既有军事系，又有政治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综合性全军最高军事学府。为了适应军事科学的发展和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急需训练大批高级、中级干部的新形势，从1956年起，在中央军委的统一规划部署和总部各军兵种的参与下，以学院为基础，负责筹备分建各军兵种学院。经过全面、深入和周密的准备工作，分建学院的工作先后完成。以海军系为基础，在南京成立海军学院；以战役系、战史系为基础，在北京成立高等军事学院；以炮兵系为基础，在河北宣化成立炮兵学院；以装甲兵系为基础，在山西大同成立装甲兵学院；以空军系为基础，在北京成立空军学院；学院其余部分与南京总高级步校合并。在南京继续开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担负着培养合成军队中、高级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的任务。至此，刘伯承元帅主持的南京军事学院，发展成为全军6所军兵种学院。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颁布三大条令（草案）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在繁重的军事工作中，不失时机地立即着手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0年秋，中央军委指示军委训练部成立编修委员会，编写共同条令，随后批准了该委员会提出的编写指导方针和具体原则。共同条令主要是参考苏军条令，结合人民解放军当时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编写的。1951年2月1日，总参谋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和《队列条令（草案）》颁布全军试行，作为全军进行管理教育，建立良好的内外关系、内务制度，养成优良作风，进行队列训练，维护和巩固纪律，以及实施奖励、处分的依据。1953年至1957年，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根据部队落实三大条令草案的实践，借鉴苏联军队建设的有益经验，结合和平时期军队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先后两次对三大条令进行修改，并及时颁发部队实行。　
　　　　从1951年开始，全军普遍以条令、条例为准则，加强部队正规化的管理教育，着重强调“令行禁止，整齐划一”，把服从命令、落实制度、严格军纪、遵守时间、注重礼节和仪表等，作为正规化管理教育的主要内容。1951年4月，中央军委确定全军部队进行一个月的制式教练，并明确“不熟练的应补教”。全军进行以共同条令为主体的正规化管理教育后，部队的学习、工作、生活秩序走上了正轨，各种行政责任事故和不良倾向明显减少。据统计，1954年事故亡人比1953年下降55％，各种纪律事件下降41％。1955年事故亡人比1954年减少12。9％，各种违纪事件减少52。3％。　
　　　　但是，50年代初期在条令条例的执行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现象。这些偏向一经发现，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