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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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也相继成立。李聚奎为后勤学院院长，宋时轮为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955年3月，刘伯承根据合成化军队建设的需要，向中央军委建议，以军事学院的战役系、高级速成系和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为基础，分别建立高等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伯承的报告。各新组建的院校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全面展开。经过两至三年的准备，一批培养人民解放军高、中级干部的学院先后成立。1956年3月，又成立了以军事学院政治系为基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军委任命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兼该院院长。这是一所培养军队高、中级政治工作军官和理论研究骨干的政治工作学府。在创办各级各类指挥院校的同时，1953年9月1日，在哈尔滨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中央军委任命陈质为该院院长。这是一所培养精通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各军兵种军事工程技术人员的学府。学院成立之初，设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兵（后改称工程兵）等5个工程系。在开学前夕，毛泽东授予训词：“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这一时期，一大批专业技术学校也相继成立。到1959年，全军院校总数已达到129所，总人数约为25。3万人。同时，根据军队建设的需要，确定了各级各类院校的学制。指挥院校为3年；政治院校为2年；专业技术和医学院校的本科为4—5年，中专为2年左右；飞行学校为2年，预校为1年以内。至此，军队院校教育初步形成了一个初、中、高相衔接、专业门类齐全的比较完整的培训体系。
1960年4月以后，根据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做出的决定，军事工程学院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学兵4个系分出，分别成立炮兵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工程兵工程学院和防化学兵工程学院；从军种系中分出一部分成立了海、空军高级专科学校，并新建了海军工程学院和空军工程学院。
另外，中央军委还批准成立了后勤工程学院、雷达工程学院。经过初步调整，全军工程技术院校达到31所。1962年底，根据中央军委的通知精神，对部分军队院校进行调整，全军院校总数调整为119所，其中工程技术院校74所，占院校总数的62％。在这次调整中，本着减少重叠机构和行政人员，重点保留教员队伍的原则，制定了全军统一的工教人员与学员、教员与学员的基准比例，使院校的编制有了相应的依据。与此同时，对院校体制和学制也作了相应调整，明确规定指挥院校按三级培训，完成训练与速成训练相结合。
这一新体制的确立，对于促进院校的稳定发展，提高教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军委在重视院校教育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在职干部的学习。1959年1月14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要求从1959年起，以10年为期，在全军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具体实施分两步：第一步，普及中等教育，使所有尚未达到初中毕业程度的干部，在3年到4年内，达到中学毕业，然后实行分科学习，根据每人不同业务的需要决定课程内容，以7年左右的时间，在所学科目上，专业知识达到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的教育水平。《指示》指出，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加强军队建设，从根本上提高干部质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各级干部以在职学习为主，应持之以恒。普及高等教育的重点对象是中青年干部。
《指示》发出后，全军掀起了向文化进军的热潮，使干部的文化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但1960年后，由于林彪的干扰，这个文化教育十年规划未能得到实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
为了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和作战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武装力量建设和人民战争的规律，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服务，叶剑英于1956年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建议。年底，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北京成立了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彭绍辉任副主任。1958年1月8日，中共军事科学院临时委员会成立，叶剑英任书记。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彭绍辉、杨至成任副院长，王新亭任副政治委员兼党委办公室主任（政治部成立后王新亭兼政治部主任），下辖战役部（李夫克任部长）；战术部（彭绍辉兼部长）；战史部（韩练成任部长）；外军部（宋时轮兼部长）。叶剑英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他指出：军事科学院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广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从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出发，针对今后战争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以推动我军迅速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他勉励全院同志，要虚心学习，刻苦钻研，密切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多生产为建军所需要的产品。同年5月25日，叶剑英就军事科学院的工作方针、任务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工作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采取厚今薄古，学习、研究、生产三结合的方法，广泛采取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从中国和人民解放军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敌人，研究未来战争所需要的战术、战役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编写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条令和战史。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各项意见。
1960年8月，增设军事技术研究馆。军事科学院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全军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发展。1960年后，各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和野战军都相继成立了军事学术研究机构，组织起一支研究队伍。这些机构和队伍当时的工作重点是编写条令，同时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军事科学院的带动下，全军出现了编写条令和教材的热潮。
到了60年代中期，由于林彪的干扰破坏，各军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学术研究机构陆续被撤销。1969年9月，军事科学院的组织机构也作了调整，编设办公室、政治部、学术保障处、管理处和战争理论、战术、战史以及外军研究等部门，撤销了军事技术研究馆，研究人员也大为削减，全军的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1972年以后，为适应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军事科学院相继新建和恢复了计划指导部、院务部、军制研究部、政治工作研究室、军事学术杂志社、军事辩证法研究室、作战运筹分析研究室、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室和军事科学出版社等机构。1979年后，各军区、各军兵种和有关军事院校亦相继恢复或设立军事学术研究部门。1980年以后，为适应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需要，军事科学院的机构作了进一步调整和加强。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发挥军事科学理论在军队建设中的先导作用。1982年10月22日，中央军委明确指出，军事科学院要进一步加强军事学术研究，使之真正成为全军军事科学的研究中心，成为军委和总部从军事理论高度指导军队建设的助手。并希望“军事科学院进一步解放思想，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1986年3月28日，中央军委再次明确指示，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的军事学术研究机关，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是计划协调全军军事学术研究的机构。要求军事科学院要成为军委、总部从军事理论高度指导军队建设的助手，为军委、总部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目前，军事科学院下设战略、战役战术、军制、军事历史、外国军事、军事运筹分析、毛泽东军事思想、军队政治工作和军事百科等研究部门，已成为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需要，军事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防发展战略和建军、作战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0多年来，编著和出版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军事科学理论著作和研究咨询报告，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军事文选（集）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论述及有关的研究论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役、战术、军制、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论著；国防和建军、作战若干问题的建议、报告和论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务、纪律、队列条令和其他条令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和战例；中国历代军事和军事名著的研究与译注；军事运筹著述；外国军事的研究论著和译著；军语、军事辞书等。还编辑出版多种军事学术刊物。这些研究成果对发展和完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推动全军战略战术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借鉴历史经验，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军当前和今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历任院长：叶剑英、宋时轮、郑文翰、蒋顺学、赵南起，现任院长徐惠滋；历任政治委员：叶剑英（兼）、粟裕、王树声、王新亭、廖汉生、萧华、刘志坚、袁升平、梁必业、王诚汉、杨永斌，现任政治委员张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人民解放军组织体制改变
随着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解放军领导机关的编制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毛泽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为国防部长，9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的军事工作，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由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并决定将彭德怀调离国防工作领导岗位。9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军委人员组成的决定，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0月20日，中央军委又发出通知，决定在中央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196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全军领导机关逐步形成了“八总部”的领导体制，即：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方勤务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50年代后期，又恢复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体制。
总参谋部于1954年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为加强对全军军事训练的领导，原总参谋部军训部于1955年5月划归新组建的训练总监部建制。
1956年，总参谋部通信部改称通信兵部，直属军委领导。1957年1月，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大量裁减军队的决定，嗣后，撤销总军械部，将军械工作划归总参谋部管理。1958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决议认为，我军的组织体制仍然存在着机关庞大、部门过多、组织重叠、分工机械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我军的组织体制进行某些改革。
会后不久，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划归总参谋部建制。1959年又撤并了军校部、出版局，增加了管理局、外事局。通信兵部、防化兵部划归总参谋部。到1965年，总参谋部下设部门有：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兼）、作战部、情报部、第三部、通信兵部、军训部、军务部、装备计划部、动员部、军事交通部、防化学兵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气象局、管理局等。
总政治部于1954年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57年和1958年，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先后撤销了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等部门，将干部工作、政治监察工作划归总政治部管理，将总干部部、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划归总政治部建制。与此同时，总政治部的青年部和组织部合并，文化部和宣传部合并。经过此次调整，总政治部的机构变为7个部门：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群众工作部和秘书长系统。1962年，总政治部整编，将青年部从组织部分出，将文化部从宣传部分出，并增设国防科学工作部和直工部、管理局。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前。
总后方勤务部于1954年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方勤务部。1960年4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50年代，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总后勤部的机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充实，辖有司令部、政治部、财务部、军需部、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营房部、军需生产部、管理局等12个部门。此建制一直沿续到“文化大革命”前。其间，因学习苏联军队的经验，一度曾将财务部、军械部划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但因不适合中国军队的情况，后又改归总后勤部建制。
为了既利于战备建设，又利于执行作战任务，1955年2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这12个大军区是：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兰州、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军区，大军区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领导、指挥和管理本军区内的野战军、省军区及地方武装部队，并与海军、空军领导机关共同领导本军区内的海、空军部队。1956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原属南京军区建制的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划出，另行组建福州军区。至此，全国一共13个大军区。1967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内蒙古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领导。1969年12月，中央军委又决定，将西藏军区划归成都军区建制领导。从这时起到1985年，全国一直保留了11个大军区。1985年7月，为了适应现代建设需要和百万裁军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11大军区调整为7个大军区。即：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
60年代初期，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为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2年提出了“整军备战”的军事工作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中央军委于二三月间先后在广州、北京召开全军编制装备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整编原则和整编方案。会后，国防部颁发了陆军军、师编制表，全军按南、北方步兵师和大中小师的编制，进行了全面整编。为加强地方部队建设，对省、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