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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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尉官（除海军校官、尉官），扎武装带；士兵扎腰带。
新的军衔服装首次突破了我军长期以来的单一制式军服，分礼服和常服两类。礼服主要配发校级以上军官，用于重要场合和出国访问穿着。1958年1月，国防部发布命令，规定军官在节日、集会、出国或外交场合佩戴肩章、领章，平时一律佩戴新式领章。从1959年4月起，陆、空军士兵改戴解放帽。从1960年起，军官在节日和外交场合戴大檐帽，平时改戴解放帽。
1965年5月21日，总参谋部发出通知，取消军衔后，从6月1日起，全军改换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1）一律改配新的全红五星帽徽和全红领章；（2）一律戴解放帽；（3）海军服装改为深灰色；（4）废止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5）每人发腰带一条，废止武装带。1974年，海军服装恢复了1965年以前的颜色和样式。陆、空军女军人改戴无檐帽，夏季服装恢复裙服样式。
1985年，经中央军委批准，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从5月1日起换穿新式服装，即“八五”式军服。新式服装在用料和式样等方面作了改进。全军干部和男战士戴大檐帽，女战士戴无檐帽，帽徽为“五星八一”军徽，领章加缀军种符号，干部领章、肩章的颜色，按军种作了区分。
1984年1月，中央军委在批准“八五”式服装定型生产的同时，确定我军服装应实行礼服、常服、作训服系列化。根据这项要求，解放军总后勤部成立了专门小组，分析了我军军服的历史及现状，借鉴了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军服样品，研制出我军礼服、常服、作训服系列样品，提出了军服改革设想方案。1987年8月，我军新型系列军服定型投产，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七系列服装”。1988年7月16日，总参谋部、总后勤部规定，从当年10月1日起，开始穿着87式军服，全军官兵（不含文职干部和未授予军衔的现役军人）一律佩戴新式帽徽、军衔肩章和军种符号，专业技术军官佩戴专业技术符号；并规定了具体佩戴方法；原帽徽、领章、肩章和军种、专业符号即行作废。军官着87式夏服时，必须内着白色衬衣，系制式领带；陆、空士兵和海军女士兵着87式夏常服时，必须内着制式衬衫。院校毕业学员实习期间仍着学员服装，佩戴学员肩章。1997年，经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军从5月1日起正式着穿新一代军服。新一代军服着眼于21世纪中国军队的穿着需要，设置礼服、常服、作训服和工作服四大系列，形成了陆军以棕绿色为主色调、海军以白色和藏青色为主色调、空军以蔚蓝色为主色调的三军服装颜色体系。样式、颜色较原军服更为美观、大方和协调，体现了人民解放军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据悉，新一代军服可望在2000年前后逐步装备全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人民解放军援助越南人民进行杭美救国战争
1964年8月5日，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连续轰炸越南的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事件发生当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即致电越南主席胡志明、总理范文同和总参谋长文进勇，表示中国的关注和对越南抗美斗争的支持。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1965年3月，美国出动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发动了局部战争。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战争冒险，重申自己的严正立场，表示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保持高度警惕，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中国政府给予越南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包括枪、炮、枪弹、炮弹、舰艇、中型坦克和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汽车、飞机、炸药、有线电机、无线电机、军服以及大量油料、被装、药品、卫生器材和食品等。这些物资约合人民币42。6亿元，可装备200余万人。
中国人民把援助越南人民的斗争当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要求，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他曾亲自交代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援助越南南方的物资中，增加压缩干粮、肉松、猪肉罐头、咸鱼、蛋粉、雨衣、蚊帐和医疗器械。周恩来提出，援助越南是我们的头等任务。对越南提出的要求都要严肃、认真、积极地对待。他还要求给南方的装备，要便于使用、便于携带、便于隐蔽和便于运送。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都供应了越南。一些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装备，就优先向越南提供。非但如此，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尽量满足越南的急需。
1973年1月，《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在巴黎签订，宣告美军撤出越南南方。1975年4月30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鉴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压缩对越军援规模，至1976年，无偿军事援助方告停止。
在对越南提供军事物资援助的同时，根据越南要求和中越两政府及军队签订的有关协定，中国从1965年6月起，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达32万余人。中国援越部队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越南北方的领空，保证了越南北方运输线的畅通，并使越南人民军得以解除后顾之忧，抽调大批部队到南方作战。
1965年4月17日，应越方请求，中国工程部队进入越南东北群岛施工，构筑永备工事、码头、道路，敷设海底电缆和通信线路，完成预定任务后，应越方多次要求，该部队推迟了归国时间，承担了越南东北军区多处陆上设防工程施工任务。
1966年12月至1968年2月，中国工程部队进入越南红河三角洲地区，构筑设防工程。1969年5月，中国工程部队在越南安沛援建的空军机场竣工。1965年10月至1966年7月，中国援越通信工程大队帮助越南在莱州、山萝和奠边府等地区修建通信设施。
在抗美斗争中，越南北方的铁路、公路是美机轰炸的重点。
为了打破美国对越南北方交通线的封锁，改善其运输条件，应越方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以铁道兵、工程兵为主的支援部队10万余人，担负了改善和保障河内以北铁路运输与修建7条重要公路的繁重任务。
1965年6月，中国从各铁路建设工地紧急抽调铁道兵部队赴越。在5年内，共为越南新建铁路正线117公里，改建铁路正线362公里，新建铁路桥梁30座，新建和扩建各种铁路站、段20个，架设通信线路1023对公里。这些工程的相继竣工，大大提高了河内以北的铁路运输能力，有力地保障了越南抗美战争的需要。
1965年5月30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协定》，确定由中国帮助越南修建12条公路（后调整为7条）。1965年9月底，担负援越筑路任务的工程部队和配属的高炮部队共8万人入越。至1968年6月下旬，修路部队完成7条干线公路及其附属防护设施，共计新建、改建公路1206公里，桥梁305座，涵洞4441座。
1965年8月，应越方请求，中国高炮部队入越，担任了河内至友谊关铁路线北宁至谅山段、河内至老街铁路线安沛至老街段的防空作战任务，取得了显著战果。
1968年3月，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和国际压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逐步降级”。
5月，越、美两国在巴黎开始举行和平谈判。11月起，美国停止轰炸和炮击越南北方。有鉴于此，经中越双方商定，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1969年3月中旬前陆续撤离越南回国。
中国援越部队以中越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抗美的大局为重，尊重越南政府，尊重越南人民军，尊重越南的风俗民情，模范地执行军事政治纪律，爱护越南的一草一木。为了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1100名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牺牲并长眠在越南土地上。在完成援越任务后，中国援越部队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撤回国内。当时的越南领导人黎笋曾向中国领导人表示：“要是你们不给我们热心支援的话，我们恐怕要多牺牲二三百万人才能取得胜利。”中国的援助，不仅为越南提供了支持长期战争的物质基础，而且为越南提供了可靠的战略后方，有力地支持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南海舰队“八六海战”取得重大胜利
台湾国民党当局在武装反攻大陆计划破产，派遣小股武装特务渡海登陆又连连受挫的情况下，为了鼓舞士气，扩大影响，接连派遣海军战斗舰艇，不时窜入广东、福建一带近海渔场，伺机输送武装特务登陆，同时对大陆渔民进行“反共心战”活动，破坏渔业生产。人民解放军于1965年8月6日在广东南澳岛以东海域，对窜入的国民党军舰给予歼灭性打击，取得了重大胜利。
1965年8月5日5时，国民党海军巡防第2舰队旗舰——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载着执行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海啸计划”、准备向福建渗透的一股武装特务，由台湾左营隐蔽出航，驶向广东沿海。“剑门”号原是美制扫雷舰，排水量为1250吨，航速为20节，装有76。2毫米以下口径火炮10门。“章江”号系美制小型猎潜舰，排水量为280吨，航速为18。5节，配有76。2毫米以下口径火炮10门。
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获悉“剑门”号编队出航后，立即制订了放至近岸、协同突击，一一击破的作战方案，确定以护卫艇41大队高速护卫艇4艘、鱼雷快艇11大队鱼雷艇6艘，组成海上突击编队，以161号炮艇和快艇11大队鱼雷艇为支援兵力，并指定汕头水警区副司令员孔照年乘598号护卫艇，负责海上指挥。
8月5日17时45分，“剑门”号编队驶至东山岛东南海域。南海舰队为争取时间，一边上报作战方案，一边命令汕头水警区参战兵力进入一级战斗准备。当时，这个水警区的战艇有半数处于修理和保养状态。接到命令后，全体指战员突击抢修保养战艇，各艇迅速调整技术骨干，在2个小时内完成战前准备工作。21时24分和23时43分，4艘护卫艇和6艘鱼雷艇先后由汕头、海门启航，驶往南澳岛云澳待机。23时许，总参谋部批准海军的作战方案，并提出放进来打、越近越好，争取在晚上打、拂晓前撤回原地等五点要求。这时“剑门”号编队由兄弟屿东南海面向西南航行。解放军海军的4艘护卫艇和161号火舰分别由云澳、汕头出航，于6日0时40分进至距目标3。8海里处，由于岸上指挥部引导出现差错，一时没有对“剑门”号编队形成拦击态势。孔照年果断决定，放弃护、快协同作战计划，命令护卫艇高速追击。不久，“剑门”号编队依仗火炮射程远的优势，先行开炮。解放军护卫艇队冒着密集的炮火，高速接近目标。各艇指战员由于求战心切，将“准备射击”的口令错听成“射击”，因而先后向“剑门”号编队的火光方向开炮射击。孔照年及时下令制止了这种无效射击，直至看清目标轮廓和桅杆并在“剑门”号编队的20毫米火炮也开始射击时，才命令各艇一齐开火。解放军海军艇队两次抵近射击，“剑门”号慌忙向东逃跑。4艘护卫艇紧紧咬住“章江”号不放。临近3时，艇队抵近“章江”号，在距离500米处保持同向运动时实施集中火力突击，一直打到相距100米以内，使“章江”号连连中弹。
10分钟后，“章江”号高速冲向解放军的艇群，企图寻找机会逃跑。598、601号艇立即加速冲上前去英勇堵击。611号艇一面猛打“章江”号，一面穿越其航线，正好处于己方艇队与目标之间。611号艇先被己方误击，旋即又被“章江”号击中，先后中弹17处。该艇在3部主机被打坏，前舱进水，人员伤亡近半数的情况下，仍继续坚持战斗。轮机兵麦贤得头部被弹片击中，顿时失去知觉。他苏醒以后，以惊人的毅力，一直顽强地坚守在主机旁边。
在解放军艇队的冲击下，“章江”号舰遍体鳞伤，失去抵抗能力。为加速该舰沉没，孔照年又组织艇队实施两次突击。在50—30米的距离上，各艇直接瞄准，以穿甲弹攻击它的水线以下要害部位。“章江”号起火爆炸，最后在东山岛东南24。7海里处葬身海底。
“章江”号被击沉后，“剑门”号仍在外围海域徘徊。南海舰队为扩大战果，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即令在云澳待机的鱼雷快艇第二梯队119、120、121、122、136号5艘艇投入战斗。同时，南海舰队命令战场上的3艘高速护卫艇和161号炮舰，立即追歼“剑门”号。5时，护卫艇队追至距“剑门”号6海里时，“剑门”号舰上的所有火炮一齐向艇队猛烈急射，曳光炮弹在解放军各艇周围乱窜。我艇队指战员无所畏惧，沉着机智地进行反炮火曲折机动。当距离目标7—5链时，各艇一齐开火。激战4分钟，“剑门”号中弹起火。这时，高速赶来的鱼雷艇队迅速占领有利发射阵位，分两组同时向“剑门”号发射鱼雷10枚，将它击中。5时22分，“剑门”号舰带着浓烟烈火，在东山岛东南38海里处沉没。
这次海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次海上歼灭战，一举击沉国民党海军2艘军舰，击毙国民党少将胡嘉恒以下170余人，俘“剑门”号中校舰长以下33人。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海战中亡4人，伤28人，损伤护卫艇和鱼雷快艇各2艘。战后，国防部通令嘉奖参战部队，赞扬“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干脆，打得漂亮”；并授予麦贤得以“战斗英雄”称号。海军分别授予611号护卫艇、119号鱼雷艇以“海上英雄艇”、“英雄快艇”称号。
8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八六”海战的有功单位和有功人员代表，并合影留念。
周恩来夸奖说，这次海战是打近战、夜战、群战，是小艇打大舰，打得很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9—1966。5）
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
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向中央军委呈送《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汇报了全军多年来生产取得的成绩，强调要坚持“长期经营、稳定生产规模、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的发展方针，并提出了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为战备提供物质条件的设想。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
毛泽东在信中肯定了总后勤部上报的农副业生产计划，并指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