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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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调回部队。”“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如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消”。此后三支两军人员就陆续撤回部队。　
　　　　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人民解放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　
　　　　在武斗激烈、“打砸抢”盛行的严重局面下，许多指战员临危不惧，制止武斗，阻止“打砸抢”。有时还需用人墙隔离武斗的双方人员，忍受群众的殴打和辱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城镇居民武装巡逻、送粮、运菜、运垃圾；保护商店、粮店、旅店、影剧院的正常营业；组织恢复公路和铁路交通，担负押运、护车、护路的繁重任务；取缔危害社会生活和秩序的打砸抢反动组织和团体；支工支农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宣传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与广大工人农民群众一起，同外流、旷工、停产、擅自离职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作斗争；为把生产搞上去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起到了积极作用；担任军管的部队保卫了边海防要害地区、重要单位和公检法专政机关，使这些地区、部门和系统的安全和秩序有了基本的保障，避免了外来的干扰和冲击；军训队还动员、教育、组织广大师生返校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组织学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增强了广大青少年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观念。正是由于“三支两军”，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由于“三支两军”在总体上是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它助长了派性，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损害了人民军队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降低了人民军队的威信，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团结；破坏了军队内部的团结，单位和单位之间由于各支一派造成隔阂；它把林彪的“突出政治”、“三忠于”、“四无限”带到地方，加剧了个人崇拜，又把社会上的派性、无政府主义和一些不正之风带到部队，破坏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消除“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十分重视。为了统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共中央于1979年12月14日发出了《关于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通知》，指出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一条，是要历史的看待“三支两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致使地方党政群组织瘫痪，打砸抢成风，全国处于“全面内战”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当时对稳定大局起了积极的作用，成绩是主要的。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在工作中发生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造成的，其次也由于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某些问题还同领导上的错误指示有直接关系。当然，在“三支两军”中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应该虚心听取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地方同志则不应该苛求他们，而应当持谅解态度。经过军队和地方的努力，妥善地解决了许多遗留的问题，拥军优属、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江青、康生等制造“二月逆流”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全国一片混乱，迫害领导干部之风愈演愈烈。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掀起夺权运动，使全国党政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生产秩序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国民经济日趋恶化。在“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局势面前，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政治局碰头会和其他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表示了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义正辞严的斗争。斗争主要围绕着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二是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打倒；三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　
　　　　1967年1月19日、2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林彪先前提出的在军队中全面搞“大民主”，遭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副主席的反对，坚持保持军队的稳定；针对江青、陈伯达等人企图从总政人手，打开缺口，搞乱军队的阴谋，叶剑英拍案而起，警告那些野心家不会有好结果。徐向前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这就是后来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人同康生、陈伯达、关锋等人再次交锋。叶剑英质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愤怒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啦，难道我们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剑英责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为上海公社，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陈伯达等人被问得瞠目结舌。　
　　　　更加激烈的斗争发生在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在此前，周恩来鉴于各地揪斗党政领导干部的情况十分严重，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把20多个地方党政负责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但上海却把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扣住不放。会前，在怀仁堂门口，谭震林碰到张春桥，便问他：“陈丕显来了吗？”张春桥却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呵！”谭震林严肃地说：“党可以做工作嘛！”张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气愤地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于是会议一开始，谭震林首先提出陈丕显的事，他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痛斥张春桥等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谭震林越说越气愤，拿起皮包，穿上衣服一边走一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虽然没有人选我为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句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的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伟大胜利呢？”并指出：“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叶剑英指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李先念也对残酷迫害老干部，整“百丑图”等问题提出尖锐批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这次抗争，被林彪、江青一伙定为“大闹怀仁堂”。　
　　　　2月17日，谭震林写信给林彪，斥责江青等人“真比武则天还凶”，“手段毒辣是党内从来没有过的”，并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到底。”2月16日晚，康生指示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整理了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由江青安排，让他们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林彪也将谭震林的信送交毛泽东，并附了自己的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提意见的老同志，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指责他们是搞翻案，搞复辟。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态度，很快掀起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从2月22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对这些老同志进行围攻批斗。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说：“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随后，林彪、江青一伙将反击“二月逆流”的恶浪卷向全国，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实际被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碰头会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林彪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说：“这股逆流，矛头对着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江青、康生等人制造的“二月逆流”，使林彪、江青集团攫取了更大的权利，对“文革”的恶性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议，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事实证明，江青、康生一伙制造的“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文革进行的抵制，是完全正确的行动。正如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　　　　
　　　　中苏边界问题，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而日益尖锐起来，苏方不断破坏边境现状，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在中国境内修筑军事设施，干涉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等，在不断升级的中苏边界争端中，珍宝岛地区是冲突的焦点之一。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该岛北端原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的长期冲刷，1915年才形成小岛，因为它两头尖，中间宽，形似中国古代的元宝，故得名珍宝岛。该岛历来都是中国的领土，根据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该岛所在的乌苏里江属中国内河，即使根据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按国际惯例，凡通航界河无明确规定疆界的均以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该岛仍是中国领土。而且当地居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进行生产和打鱼的活动。本世纪以来，中国渔民张盖和臧盖年等几位老人，相继上岛建房、捕鱼和种菜，故珍宝岛又被当地人称为张盖岛和翁岛。1945年以前，珍宝岛归虎林县公司村管辖，后为虎头区管辖。这个地区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方违背国际惯例，将边界线划到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国岸边，珍宝岛划归苏联，从此形成争议，并出现摩擦。从1967年1月到1969年2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达16次，破坏中国边民生产，打死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对于苏联边防军的不断挑衅，中国边防部队一再克制忍让，未予还手。苏联边防军对中国边防部队的克制忍让态度和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视为软弱可欺，对珍宝岛地区的入侵挑衅活动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苏联边防军的武装入侵进行了坚决还击。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中国边防部队公司边防站派出两个巡逻组执行珍宝岛例行巡逻任务，当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的第一组沿中国境内的冰道抵近珍宝岛时，苏联边防军立即从位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地方，出动70余人，分乘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带篷卡车和一辆指挥车，荷枪实弹，抢先侵入珍宝岛，并阻止中国边防军巡逻分队登岛巡逻。中国边防巡逻第一组当即发出警告，令其从中国领土上撤走，苏军非但不听劝阻，反而持枪进逼，并企图切断这个巡逻组的退路。　
　　　　中国边防部队毫不示弱，继续巡逻。苏联边防军在形成对中国边防部队巡逻小组三面包围态势后，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6人，中国边防巡逻第一组被迫自卫还击，第二巡逻小组亦果断行动，给侧后苏联边防军以沉重打击。苏联边防军、装甲车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开炮，其中一辆装甲车驶入珍宝岛北端的江汊，被中国边防部队炮火击退。经一个多小时激战，中国边防巡逻分队驱逐了入侵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并击毙了率先侵入中国领土的斯特民科夫等数名边防军士兵。3月2日战斗后，苏军迅速向边境增兵，企图继续以武力强占珍宝岛。为保卫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也积极进行防御作战准备。3月15日，苏联边防军对珍宝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入侵，4时许，苏联边防步兵60余人，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并于8时向中国守岛分队进攻。守岛分队官兵运用集中火力近战战术，对苏边防步兵予以打击，将步兵与装甲车分割，使其不能配合。经一个多小时激战，中国边防部队打退苏联边防军第一次进攻。之后苏联边防军出动6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在江岸上的炮兵火力支援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进攻。中国守岛分队不畏强敌，抓住战机，敢打敢拼，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打垮了苏联边防军的第二次进攻。13时35分，苏联边防军的纵深火炮、岸边坦克炮和其他火炮在炮校机引导下，大规模进行炮火袭击，炮击正面达10公里，纵深约7公里，持续时间达2小时，接着苏联边防军100余人在10辆坦克和14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珍宝岛发动了第三次猛烈进攻。中国边防分队抓住苏联边防军害怕步兵与坦克和装甲车分割的弱点，发扬敢于近战的光荣传统，采取几个战斗小组同时围打一辆坦克或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