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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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紧密联系军队院校的实际，坚持正确的办校方向和路线。
二、要健全院校体制。
三、要认真整顿、调整好各个院校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军政一把手。一定要选调优秀干部办院校。
四、要建设又红又专的教员队伍，选拔优秀干部当教员。要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鼓励教员努力提高学术水平，钻研技术，精通业务。
五、要严格招生条件。必须选拔优秀干部、战士进院校。
六、要加速培训干部，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规定学制。院校实行培训和训练相结合，以培训为主的原则。
七、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保证教学时间和秩序。
八、要编好教学大纲和教材。
九、要认真改进教学方法。坚持教学相长。实行启发式、讨论式，精讲多练，注重培养和提高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十、要在勤俭的原则下，切实搞好和不断改善各项教学保障工作。要加强图书馆、资料室、实验室、兵器馆的建设，积极开展教学，逐步实现教学设备的现代化。
《决定》要求院校党委必须以主要精力抓教学。各级领导要深入实际，亲自参加教学实践，亲自讲课，解决教学中的问题。院校全体人员都要明确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保证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
1978年11月7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关于调整和增建院校的报告》，报告中说，全军共办112所院校，除现有84所外，再增加28所，同时对现有的院校进行部分调整和改建。到1979年，全军共建33所院校，连同原来的84所，共计116所，大体上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1980年12月，全军院校第1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经过院校培训提拔干部的规定》，确定要通过院校训练，尽快培养一支坚持党的路线、具有现代战争组织指挥才能和专业知识、比较年轻的干部队伍。1983年2月19日全军第12次院校会议讨论修改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院校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了加强军队院校建设的措施和要求。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军队院校的办校方针、原则。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教学为中心，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院校教育与部队建设相结合的原则。会议还确定：为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今后干部的提拔和晋升都要经过院校培训；院校要继续坚持以正规培训为主，切实打好基础；部分初级指挥学校开办四年制大学班，通过全国高考招收学员，培养具有大学本科水平的初级指挥干部和飞行员。会议还提出了“四个舍得”，即舍得拿出最强的干部去办院校，舍得选送优秀干部战士进院校，舍得拿先进的技术装备给院校，该花的钱要舍得花。1986年2月17日，第13次全军院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修改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和《全军院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草案），讨论院校改革整编工作，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要求军队院校必须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的新型人才。
同年6月9日，中央军委颁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的重点是理顺体制，进一步完善指挥院校初、中、高3级培训体制，完善中等、高等两类专业技术院校和学科结构。同日，中央军委批转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全军院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撤销、合并或改建了一批院校，调整了全军院校数量，压缩了总人数。
此外，海、空军各试办了1所士官学校，并在一部分军官院校内设置了士官大队，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军队院校的培训体制。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1984年11月1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根据国内形势，提出了军队建设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思想，即军队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相对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军队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这是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所做出的科学决策，也是邓小平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里，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基本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强调军队建设要适应临战状态。
由于六七十年代国外与国内，客观与主观的复杂原因，对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曾一度估计过分严重。由于认为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全国备战，时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始转移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上来，这就要求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要由随时准备打仗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同时，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要求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现这一转变。而要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就必须对国际形势以及战争危险做出正确判断。
从1984年11月中央军委座谈会以来，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他指出，我们讲战争危险已经讲了很多年，现在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有了新判断，才能真正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才能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从国际战略格局来看，打世界战争，只有两家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但两家又势均力敌，特别是核武器，拥有量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谁对谁都没有绝对优势，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苏、美双方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各自的全球战略布局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战略布局的任务都远没有完成。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崛起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已成为遏制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需要和平，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需要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来加强经济建设，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这一科学判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由过去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要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为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好长期准备。为具体贯彻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会议还做出了减少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并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参加会议的军队高级干部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做出的重大决策以及有关的一系列决定。这次会议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所做出的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为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对我军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此我军开始了以加强现代化为中心的总体建设，军事工做出现了新面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在全国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与此同时他们为了篡夺军队的领导权，打击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广大干部战士，在军队中也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许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英勇战斗，为解放全中国建立了丰功伟绩的高级干部，包括一些参与缔造人民解放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立案审查，被无辜戴上“军阀”、“土匪”、“军内走资派”、“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政治帽子，受到残酷迫害，有的被长期隔离，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有一些干部虽未立案审查，但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斗争。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和亲友受到株连，惨遭迫害，后果极为严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7月16日到21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职务后，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为全党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也为平反冤假错案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央组织部和各级党组织，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撤销了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错误结论。三中全会后，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中央及时批准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等在全国有影响的冤案、假案平了反，发出了为彭真、陆定一等平反的文件。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随后又给因刘少奇冤案而受株连的数万人平了反。此后，中央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正确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陆续发出文件，为这些同志平反。其中关系到军队同志的有：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为所有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决定撤销《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报告，为受审人员平反；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林彪、“四人帮”蓄意制造的矛头直接指向曾在华北地区担任过主要领导工作的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杨成武和当时北京军区的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的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公开平反；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总政《关于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报告》；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等等。党中央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榜样。
除了上面中央批转的有关文件外，较重要的还有：1979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党委为创造了“郭兴福练兵法”的优秀教练员郭兴福彻底平反的决定；5月28日，总政作出《对1966年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中的错案进行平反的决定》等。对“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受审查和处理的人员，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认真复查。据不完全统计，全军被平反昭雪的有26000余人。“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为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诬陷迫害鸣不平，对当时的“左”的错误不满等原因而被错误判刑的案件，被平反纠正2600余件。许多虽未立案审查，但因受到株连，被错误批判斗争的干部及其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也都得到了平反。
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精神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工作作了部署。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799人，对被错划为中右分子的11000余人都作了改正。随后，又对在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或戴上其他政治帽子的17000余人作了平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造成的，大量的又是林彪、康生、“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蓄意造成的。对各种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对于纠正“左”的错误，医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推进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都起了巨大作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
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进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中国和越南两国山水相连，睦邻友好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救国战争曾提供了无私的巨大援助，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解放斗争的胜利作出过牺牲。但是，越南政府在结束抗美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后，把维护和平、主张正义的中国看成是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主要障碍，恶化同中国的关系，提出领土要求。在中越边境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吞食中国领土。为此，我人民解放军驻广西和云南的边防部队，根据我国政府的命令，对不断侵犯我国边境的越南侵略者进行了自卫还击作战。中越之间的边境战斗，完全是越南当局一手挑起的。我军进行自卫还击作战，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我们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的。
越南当局出于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把昔日作战的印度支那战友当作鲸吞的对象，先是控制老挝，继而大举出兵侵略柬埔寨。当他们的这种侵略行径遭到我国理所当然的反对后，便把中国看成它实现扩张野心的主要障碍，把往日信誓旦旦地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作敌国。他们疯狂地驱赶掠夺迫害越南南北方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派出武装人员侵入我国境内，埋地雷，设路障，开枪开炮，袭击我边防哨所和火车，使我国军民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