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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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失败后，被迫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守势。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调集30多个师4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蒋介石嫡系12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陈诚为总指挥，以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分率第19路军、驻闽部队和广东军队负责就地“清剿”，配合中路军行动；另有4个多师担任守备并以第3、第4航空队以南昌为基地，支援作战。1933年1月，敌中路军组成3个纵队，由罗卓英指挥的3个师为第1纵队，吴奇伟指挥的4个师为第2纵队，赵观涛指挥的3个师为第3纵队，准备在宜黄、抚州、金溪等地集中后向红军进攻，另有1个师为预备队。蒋介石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到南昌坐镇指挥，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这时，毛泽东已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排挤而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同敌人进行了英勇作战。
反“围剿”前夕，红一方面军辖第1、3、5军团和第11、12、21、22军，总兵力约7万人。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金溪以南地区两次准备以运动战寻歼敌第14师和第90师等部，均因敌人行动谨慎，未能达到目的。2月4日，中央苏区中央局做出决议，要求红军在敌部署未定之时，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12日晚，我第3、第5军团各一部向南丰城西北之敌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敌人主阵地。此时，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立即驰援南丰，一面令中路军各部队迅速向南挺进，寻求我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朱德司令员和周恩来政委，根据敌情的变化，立即向中央建议撤围南丰，实行战略退却，将红军主力秘密撤至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并派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以南东渡抚河，吸引敌主力向黎川方向前进。
敌中路军第1纵队受命向南丰地区推进，其第52、第59师由乐安东进，第11师由宜黄南下，预计在黄陂、河口地区会合后向红军进攻，并堵截红军归路。红一方面军获悉敌部署后，即将红军主力分为两部，以第1、3军团和红21军为左翼队，埋伏于敌第52师必经的大龙坪、蛟湖地区，围歼该师；以第5军团、红22军为右翼队，迅速进至霍源、西源两地区歼击第59师。2月27日，敌第52、59师分南北两路向东行进，当其到达红军预设战场时，红军突然向敌发动进攻，经两天激战，将敌大部歼灭，俘敌第52师师长李明（重伤毙命）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骏。战后红军迅速撤离战场，秘密转移至小布、洛口、东韶地区休整待机。
陈诚吸取黄陂战斗失败的教训，将作战方针由“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并调整部署，将3个纵队改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交替掩护，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寻歼红军主力于广昌地区。
红一方面军首长鉴于敌情，审时度势，定下诱敌之计。为分散敌人，创造战机，一面令红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摆出与敌决战的态势，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南进；一面令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侧击力量较弱的敌后纵队。陈诚被红军的行动所迷惑，以为红军要保卫广昌，即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1个师配属前纵队指挥，准备在广昌地区与红军决战。3月20日，敌前纵队已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带，与在东陂、徐庄地区的后纵队相距已达50公里。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心首先歼灭后纵队第11师于草台岗、徐庄地区，而后相机各个歼灭其他进攻之敌。遂将红军分成两部，以草台岗、徐庄为目标，红5军团、红12军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9师；红1军团、红3军团、红21军主力由西向东进攻，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11师与第9师的联系；红22军为预备队。21日，红军发起进攻。经一天激战，敌第11师大部被歼，师长萧乾被击伤。
黄陂、草台岗两仗，红军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万余支（挺），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是红一方面军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实行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的结果，也是周恩来、朱德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和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的结果。这次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战术歼敌的光辉范例，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大到8万余人。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其他苏区反“围剿”作战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
1930年11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重点“围剿”的同时，任命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为总指挥，调集7个师又4个旅近10万人的兵力，以李鸣钟为鄂豫皖边区“绥靖”督办，计划对鄂豫皖苏区包围后分区“清剿”。该苏区红1军主力，当时正由罗山潘新店南下作战，于新州一仗，歼敌1个旅部2个团，震动武汉。12月上旬，敌分兵4路，南北对进，东堵西压，开始向鄂豫皖苏区进攻。此时，鄂豫皖苏区组成了以曾中生为书记兼军委主席的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领导反“围剿”斗争。以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对敌展开广泛的阻击和袭扰，以红军主力击敌弱点，转变战。12月16日，红15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攻入河口镇，歼敌第44师一部，阻止了南进之敌。12月底，红1军在东西香火岭地区歼敌3个团，击溃3个团。次年1月3日，又在商城四姑墩歼敌1个团，从而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3月中旬，敌人又调集8个师另2个旅共12万兵力，以“追堵兼施”的作战方针，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红4军决定集中主力求歼深入皖西苏区之敌。4月25日，一举攻占独山镇仍全歼守敌1个多团，皖西之敌仓皇退出苏区。5月上旬，敌复入皖西寻找我红军主力作战。红4军迅速西进，于5月9日在浒湾重创敌第53师1个旅，歼敌近千人。后又于5月28日在桃花镇歼敌近1个营大部，并在十里铺歼南援敌1个多团。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遂告破产。
1931年9月，蒋介石积极向鄂豫皖苏区周围增兵，企图发动第三次“围剿”。到11月，集结于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增加到15个师。在此种情况下，红军进行了积极的反“围剿”准备。11月7日，红4、红25军在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形成的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高涨，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敌第三次“围剿”迟迟不能实施，仍处于分散守备状态。针对这一有利时机，红四方面军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中旬，连续发起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进攻战役，歼敌约6万人，大破国民党军，使蒋介石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围剿”计划胎死腹中。
1932年6月，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的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部，以其所属的中、右两路军共26个师又6个，计30万人，及3个航空队，采用“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法，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此时，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积极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盲目轻敌，不作反“围剿”准备，而命令红军向平汉路信阳至广水段出击，围攻麻城，以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8月7日，敌军大举向我七里坪为中心的腹地进攻，红军被迫撤围麻城。虽在黄安、七里坪两战歼敌五千，但未能扭转被动局面。8月底，红军连战不利。9月底，主力即向黄安、麻城地区转移。10月8日，抵达黄安城西河口地区。9日，敌第2、第3纵队等部由东、南、北三面逼近。在此形势下，张国焘失去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的信心，于10日在黄柴贩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主力转到外线作战。12日，红四方面军共2万余人开始了脱离苏区的战略转移。此次反“围剿”，红四方面军和苏区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但终因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败。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6个师又7个旅的兵力，由第10军军长徐源泉指挥，采取分区围攻、步步为营的战法，对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并把重点放在洪湖地区。苏区主力红2军因当时正在南征，由于意见不一致，在长江南岸湘北一带徘徊时，被敌人突袭，被迫撤至湘鄂边苏区。
洪湖苏区在中共湘鄂西特委的领导下，整编了地方部队，为反“围剿”在军事上作了重要准备。1931年1月中旬，敌占领长江以北的监利、沔阳、潜江地区。我江左军一部在赤色教导军配合下，采取伏击、夜袭等战术不断打击敌人，使敌人十分恐慌。同时，红军一部转到外线开辟新区，实行内外线结合打击敌人。在洪湖苏区，根据地军民顽强抗敌，使敌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只得步步后撤。红军失去的根据地得到了部分收复。
1931年3月初，国民党军以洪湖苏区江南地区为重点，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将洪湖地区红军分为江南、江北两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转移至外线打击敌人。4月下旬，红3军第9师及地方武装对江北老新口之敌发起进攻，歼敌2个营，击溃2个团。6月初，又向江陵地区之敌进攻，歼敌2000余人，江北苏区大部收复。此时，江右军在江南地区也向敌展开攻势作战，恢复了东山地区并开辟了洞庭特区。
1931年9月初，敌以2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利用洪湖苏区遭受严重水灾之机，对洪湖苏区的江南地区发动第三次“围剿”，重点是华容以东山区。
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和红9师第25团，在群众支援下，给敌人以打击后，突围转至江北。不久，第25团会同原江南游击队渡江进入东山。经过艰苦的斗争，至年底，江南苏区逐步得到恢复。
1932年6月，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蒋介石，令其左路军总指挥徐源泉率10余万人，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进”的作战方针，组织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围剿”。对此，红3军决定进到襄河以北实施进攻作战。7月初，围攻京山，7 月中旬，敌军进攻，红军撤围京山，下旬西渡襄河。8月13日，攻沙市不克。敌军遂占领襄北。8月中旬，夏唆决定红3军主力进入襄北打击敌人，红7 师和地方武装固守洪湖地区。红7 师等部在府场、杨林等地依托阵地防御作战中，伤亡很大。9月上旬，撤离洪湖中心区，转至襄北。红3 军主力在敌后与敌8个团周旋10余天，未能找到歼敌机会，于9月中旬进至京山地区。至此，湘鄂西苏区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10月，红军退出洪湖苏区转到鄂北大洪山地区，洪湖苏区完全丧失。
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
1934年冬，红军第2、第6军团发动的湘西攻势，震撼了湘鄂两省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军以11个师又4个旅约11万人的兵力，组织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次年2 月初开始进攻，连陷大庸、桑植、永顺。4月12、16日，红2、红6军团向北转移中，于陈家河、桃子溪两战歼敌第172旅和第58师师部及第174旅大部，并收复桑植县城。4月下旬攻占江址，一部前出慈利城北。6月，向鄂西地区发起攻势。14日，在忠堡以东全歼第41师师部和第121旅。8月3日，在板栗园全歼第85师师部另2个团又1个营。至此，粉碎了敌军的“围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钳制了湘鄂两省的大量国民党军， 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49军的长征。
陕甘苏区反“围剿”
1934年2月，敌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陕甘红26军第42师，转至外线打击敌人，经三道川、西华池等30余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3月，敌对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陕北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后又会同陕甘红42师，经与敌多次战斗，至8月底打破了“围剿”。从1934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4 万余兵力，准备对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1935年4月，敌全面发起进攻。红军在刘志丹、高岗的领导下，经两个多月作战，歼敌3000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
敌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调集10万余兵力，于1935年7月，组织第三次“围剿”。8月，红26、红27军和陕北游击队，在吴堡县歼敌1 个多团。9月中旬，红26、红27 军同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25 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10月，在劳山、榆林桥地区歼敌1个师大部及1个团。11月初，红15军团编入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一方面军。接着，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下，于直罗镇、张家湾地区大胜敌军，歼敌1 个师另1 个团，俘5300余人。至此，彻底粉碎了敌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红军反“围剿”
从1930年11月至1934年8月，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同时，也对邻近苏区发起了多次“清剿”和“围剿”。这些苏区的红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给“围剿”之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1933 年9月，敌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对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也发动了“围剿”。这些地区的红军，形势艰险，又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因此，大部受到严重损失。
湘赣苏区红6军团战斗失利后，于1934年8月撤出湘赣苏区向湘中转移，开始西征。
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红16军于1934年6、7月间在宜丰、奉新边境地区被围，大部壮烈牺牲，小部红军分散坚持游击战争。湘鄂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
闽浙赣苏区主力红10军，在反“围剿”前期，采取灵活机动战术，取得了数次战斗的胜利。以后执行错误的军事战略，付出了很大代价，根据地越来越小。1934年11月，红10军与北上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