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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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赣苏区主力红10军，在反“围剿”前期，采取灵活机动战术，取得了数次战斗的胜利。以后执行错误的军事战略，付出了很大代价，根据地越来越小。1934年11月，红10军与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7军团）合编为红10军团。奉命转到外线作战，创建浙皖边新苏区。红10军团走后，闽浙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苏区变为游击区。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成立
1928年5月到1933年5月，红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反对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总兵力已达30万人。同时，在各地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开辟和建立了中央苏区和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左右江、川陕、琼崖等苏区。为了适应红军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需要，1933年5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在前方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后张国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后贺昌代、顾作霖代、博古、陈昌浩），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后叶剑英、张云逸、叶剑英），袁国平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贺昌、李富春、周纯全、杨尚昆）。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红军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1934年2月7日至12日，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召开。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开幕词。参加会议的有团以上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及部分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共258人。会议选出王稼祥、贺昌、李弼廷、李卓然、袁国平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会上，博古、周恩来、陈云、朱德、凯丰、罗荣桓、王稼祥、李卓然、贺昌、张爱萍等领导同志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教育、政治工作的作风、战时政治工作等10个问题，修改了政治工作条例。会议对我军政治工作提出了5条重要原则：（一）“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明确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反对轻视政治工作的倾向；（二）“政治工作要保证作战的胜利”，要求政治工作要围绕整个作战计划开展活动，保证作战命令的绝对执行；（三）“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政治干部要学习军事，要会指挥打仗”；（四）“加强与改善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教育要遵循“从战士的切身问题说到长远问题”，“从现在的问题说到历史问题”，“从具体问题说到抽象问题”的原则；（五）“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和‘刻板’的工作方式”。要求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要深入实际，工作要分清主次，实行具体的面对面领导。
这次会议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些理论原则、方针、方法的形成和发展颇有建树。但是，由于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十分猖撅，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已被排挤，政治工作不可避免地在一些方面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1933年5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向国外大量借款充作军费；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编印“剿匪”手册；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围剿”对策；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由顾祝同任总司令组成北路军，指挥第1、2、3路军，计34个师，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又以陈诚指挥的第3路军为“围剿”主力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广东军队11个师又1个旅为南路军，配合北路军作战。
此外，由蔡廷错指挥的第19路军和福建驻军共10余个师扼守苏区东部边沿，防堵红军东进和南撤；另以15个师分布在赣江流域和赣东北地区，担任就地“围剿”和策应主战场作战；以5个空军中队配置于南昌、抚川、南城，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群众武装也有很大发展。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实际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他们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命令红军组成东方军和中央军，继续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1933年9月25日，敌以北路军3个师向黎川发动进攻，28日占领黎川。
10月6日，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奉命北上收复黎川，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歼敌3个团，中革军委不顾敌已有准备，仍按原计划进攻硝石，连攻数日不克，伤亡严重。10月22日，又冒险进攻敌重兵防守的资溪桥，连攻4天仍不胜。11月中旬，在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红军连续进行了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战斗，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内转移。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战场上连连碰壁以后，由开始时的盲目轻敌变成畏敌如虎，在战略上由冒险进攻变为消极防御。
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19路军领导人蔡廷锴在陈铭枢、蒋光鼎、李济深等人支持下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抗日反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抽调9个师去镇压第19路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良机。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从“左”的错误观点出发，拒绝了毛泽东避实击虚的正确主张，不按变化了的情况调整战略，不去援助第19路军反蒋，反而命令红军转到西线永丰地区，以短促突击的战术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蔡廷错在内部瓦解、外无援助的困境中迅速败北。
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副主席由周恩来、王稼祥担任。但实际指挥权仍操纵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蒋介石在镇压19路军以后，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于1月下旬协同北路军和南路军，对中央苏区重新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敌人进攻面前，“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中央红军处处设防，与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想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在黎川以南、建宁以北、南丰西南、泰宁等地同敌人连续进行阵地防御战和反击战，损失重大，被迫向西退守建宁、宁化一线。
4月上旬，敌北路军和东路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和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抽调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决战，并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拼命主义的口号。红军在抚河西岸修筑阵地和堡垒，步步抗击，并进行多次反击和“短促突击”，终未能成功。28日，广昌失陷。
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我军虽然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5500余人，为以后的作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难以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在此形势下，为宣传和推动抗日民族运动，调动和钳制国民党军，减轻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中革军委决定以寻淮洲为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的红军第7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边前进。7月7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由江西瑞金出发，此后，转战于闽东、闽北、浙西和皖赣边，宣传了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11月初，抗日先遣队转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第10军会合，11月4日两部合编为红军第10军团。全军团共1万余人。
7月以后，中央苏区形势更加严重，中革军委仍未采取措施，保存有生力量，却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并采取了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优势敌人拼消耗。
8月5日，敌北路军集中9个师，由赤水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进攻，红军主力一部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地区，构筑了5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两军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红军因伤亡过重被迫放弃驿前以北阵地。与此同时，各路敌军也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革军委以为全线抵御可以制敌，结果反被敌所制，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只剩瑞金、兴国、于都等县之间的狭小地区，在苏区粉碎敌人“围剿”已不可能。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部向湘西实行战略大转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了一年又一个月，中央红军在苏区人民全力支持下，英勇奋战，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了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战略指导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长征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实行军事冒险主义，进而实行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令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同红3军（后恢复红2军团番号）取得联系。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但未能达到目的。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以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继续坚持斗争。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红1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军第1道封锁线，25日通过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雨道式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向西前进，行动非常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敌人第2道、第3道封锁线，到达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兵力进行“追剿”，并令粤军、桂军9个师的兵力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这时，宜章至湘江间广大地区国民党军兵力薄弱，而且担任“追剿”、堵截的敌军，派系矛盾突出，动作不一。这种情况，若红军机动作战，可以有较大回旋余地。然而，博古、李德等人却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继续使红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西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27日，红军先头部队第2、第4师各一部突破敌第4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南北对进，向红军猛烈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付出几万人的代价，才于12月1日渡过湘江。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调整部署，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力主放弃原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20日，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镇远、施秉等城。1935年1月7日占领尊义城，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遵义会议，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一个转折点。3月，组成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大军分向遵义地区进逼。在这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月18日向赤水方向前进。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敌军分路对红军追堵，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水以西、横江以东地区。根据这一情况，中革军委决定，暂放弃北渡长江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之后，敌人改取堡垒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
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红军突然向东北进击，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以红9军团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争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向云南急进，27日抵昆明附近，29日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5月9日，从皎平渡过金沙江。在此期间，红9军团从云南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后与主力会合。至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3月28日至4月12日，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下，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为巩固川陕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5月初，四方面军及地方武装和机关人员共10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以茂县、理番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北创建苏区的战略方针，于5月15日由会理地区继续北进。蒋介石令薛岳，刘湘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