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1-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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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外衣，写下了著名的《天学实义》。这就使士大夫阶层误以为基督教　

教义的某些内容，乃至基督教所奉行的神，在中国的儒家经典中早已有记载。　

因为，天主教披上了儒家的外衣，改变了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服务的形象，从　

此以后，利玛窦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把注意力放在士大夫阶层。利玛窦的成功之处是，　

能利用西欧地理大发现以来实验科学的一些成就，为传教服务。耶稣会传教　

士的政治背景和传教目的，从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欧洲最新科学成就系统　

地介绍到中国来。科学，只是传教的敲门砖。然而应该承认，在介绍西方科　

学知识方面，利玛窦比起其他传教士来，要热情得多。利玛窦从欧洲带来了　

大小钟表、天文算术仪器、三棱镜、西洋乐器及欧洲各大城市建筑的图画等，　

在住处陈列展览。以此引起来访者的好奇心，然后再由这好奇心引发对天主　

教信仰的兴趣。利玛窦深信，如果求知心切的中国士大夫，接受了西欧近代　

科学知识，也将比较容易接受西方宗教观。这样，他就把介绍西方科学和中　

世纪的神学，结合起来了。　

　　　　　1595年4月，利玛窦由韶州北上，去江西南昌，所以，徐光启到韶州时，　

只见到郭居静而未遇到利玛窦。利玛窦的目标逐步向北发展，以便最后到达　

北京，然后就等待机会，请求明朝皇帝明令准予居留。当利玛窦第一次到达　

南京，试图再北上时，当时正值日本丰臣秀吉进攻朝鲜，中国派兵往救，中　

日之间进行着战争，南京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一个西洋人，很容易被人误　

认为“日本奸细”，所以没有人敢接待他。利玛窦不得不又退回南昌。1597　

年，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第一任会长。1599年丰臣秀吉死，　

明军在朝鲜大破日军，形势趋向缓和，利玛窦的传教活动又活跃起来。从1595　

年到1600年，利玛窦除二次回南昌，一次赴北京，有过短期外出外，大部分　

时间住在南京。他利用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广泛结交社会名流，　

如礼部尚书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以及焦竑、李贽等人。　

　　　　利玛窦与焦竑、李贽的交往，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南京的领袖人　

物们交结利玛窦神父》一章中，有所记载：“当时，在南京城里住着一位显　

贵的公民，他原来得过学位中的最高级别。中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很高的荣　

誉。后来，他被罢官免职，闲居在家，养尊处优，可是人们还是非常尊敬他。”　

　“他家里还住着一位有名的和尚，此人放弃官职，削发为僧，由一名儒生变　

成一名拜偶象的僧侣，这在中国有教养的人中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他70　

岁了，熟悉中国的事情，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利玛窦中国札记》里　

所说的显贵公民，指的是状元焦竑，和尚，就是李贽。书中还记录了李贽赠　

给利玛窦折扇和短诗一事。　

　　　　徐光启从焦竑、李贽处，得悉利玛窦正在南京。他在韶州已知道有利玛　

窦其人，但印象并不深。他是看到了由赵可怀和吴中明翻刻的世界地图，才　

知道利玛窦并决心要拜访他的。　

　　　　徐光启见到的那张世界地图，原来，称为《山海舆地图》，是1584年（万　

历十二年）利玛窦在肇庆为岭西按察司副使王泮绘制的，后由王泮刊印，馈　

赠要人。这张地图以后收在明人编的《图书编》一书中，又称《舆地山海全　

图》，它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引进中国的新型世界地图。大约在1594年至　

1598年间，驻应天巡抚赵可怀在苏州将利玛窦的地图摹刻于石。1600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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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窦应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之请，将此图重新修订，并翻刻于南京。这张地　

图在南京出现后，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震动，自然也使徐光启产生了极大　

兴趣。　

　　　　　利玛窦绘制的这幅世界地图，是根据意大利米兰安布洛兹图书馆所藏的　

世界地图为底本译绘的。这幅地图明确标明地球是圆的，图中刻有经纬度、　

赤道、五带，而且正式介绍了世界五大洲的轮廓，地名均汉译，还酌附有关　

地文、物产等方面的说明。这张图告诉了中国人这样一个全新的观念：地球　

是球形的，悬在空中，上下各方都有人。欧洲在西域之西，称为“泰西”。　

从欧洲向西渡过大西洋，是美洲。从美洲渡过太平洋也可到中国。当时，距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已80年，从欧洲绕地球一周的人，为数已不少。然而，中　

国传统的说法是“天圆地方”，中国是“天朝大国”，位于中央，尽管也有　

过一种传统说法，天体犹如蛋壳，大地如蛋黄，蛋黄当然也是圆的了。然而　

这不过是一种朦胧的猜测，缺乏科学证明。《山海舆地图》用明确无误的事　

实，改变了人们关于大地是方形的传统观念。利玛窦绘制的这张地图，最初　

把中国放在地图的极东一角。王泮看了大怒。后来利玛窦把福岛零度经纬线　

移位，放在图中央，中国也移居图之中央。利玛窦改绘的这幅图特地把中国　

放在中央位置，这样就很能符合中国人的“老大”心理。同时，他还能用各　

种仪器，把这些观念解释得头头是道。在当时，拒不承认地球是圆的的顽固　

派还有不少，但许多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都比较容易接受。看了这张图，　

徐光启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对五大洲的分布有了清楚了解，从而激发了他　

放眼世界、了解西方、寻求科学真理的愿望。　

　　　　　徐光启特地去利玛窦处拜访。利玛窦当时已49岁，比徐光启大10岁，　

两人却一见如故。　

　　　　　一般说来，到利玛窦处去的人，也是首先被他那五花八门的科学仪器所　

吸引的。他们两人从天文到地理，从日、月蚀到经纬度，从欧几里得《几何　

原本》到绘制地图和测绘学，谈得十分投机。可是利玛窦则三句不离本行，　

在不知不觉中又把话题转入传教的正题。利玛窦到中国来，目的是宣传天主　

教教义，科学只是他的进身之阶。第一次谈话，并未使徐光启立即下入教的　

决心。然而，天主教的教义，几年前已在韶州听郭居静说过，因而这次留给　

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3年后，徐光启又一次到南京去拜访利玛窦，但此时利玛窦已上北京，　

接待他的是罗如望。从罗如望处，他得到了利玛窦写的两本书：《天学实义》　

和　《天学十诫》。《天学实义》是利玛窦平日讲道及与中国士大夫争论探讨　

的记录，用汉文写成。利玛窦从中国的《诗》、《书》、《礼》、《易》和　

　《中庸》等典籍中，找到了一些关于“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中庸》）　

之类记载，用来证明中国古代早已有“上帝”的观念，“上帝”与“天主”　

是同义语。　

　　　　　利玛窦于1601年1月24日（万历28年12月21日）进京，向万历皇帝　

贡献了礼物。贡品中有绘制精美的耶稣像、圣母玛利亚像、《圣经》，还有　

珍珠镶嵌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一座，《万国图志》一册。　

　　　　　万历皇帝见了很高兴，把那座十字架放在案前；那架自鸣钟尤其受到皇　

帝的喜爱，看到钟的时分针能随着滴答的声音移动，准时叮当报鸣，视为天　

下奇物，就下令安置在殿内，还派了两名太监看管。刚开始，太监不懂定时　

要上发条，走了一段时间后，时钟停摆，以为是被弄坏了，引起了一场虚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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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们怕自鸣钟坏了不会修，万一皇帝发怒，将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千方　

百计地要留住利玛窦。然而，礼部官员因利玛窦自称“大西洋国人”，而查　

　《会典》中没有大西洋国名，怀疑利玛窦的来历，而且又因他是通过走太监　

的内线送礼物给皇帝的，自然对利玛窦有反感，几次想把他打发回澳门，可　

是，没有成功。毕竟太监们神通广大，最后万历皇帝下令，每月给利玛窦一　

定数量俸钱，并可在京城居住。最初，利玛窦住在四夷馆，皇帝赐宅后，住　

在京城西南方向的宣武门内东边，不久以后在住宅旁又修筑了教堂。　

　　　　　利玛窦在罗马神学院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曾将拉丁文本加以注释　

说明，题为《欧几里得原本》。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时所用的本子，就是克　

拉维上课时所用的讲义。　

　　　　　利玛窦踏上中国国土后，不久就发现中国人对数学，特别是对几何学，　

有兴趣者很多。假如介绍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同介绍西方的各种科学仪器一　

样，容易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有利于传教。然而当时还没有汉文版，所　

以，在讲授时碰到了许多困难，影响有志学习者的深造。十几年前，还在广　

东韶州传教时，利玛窦就有过翻译此书的念头。一个名叫翟太素的文人，曾　

决心翻译此书，然而失败了。为翻译这部书，利玛窦曾三进三止，深知其中　

的甘苦。　

　　　　　当徐光启提出要翻译此书时，利玛窦详细陈述了翻译的困难和几次失败　

经过。他告诉徐光启：中国和西方语法不同，词汇不同，第一次翻译拉丁文　

的数学书，许多专用名词，汉语中都没有现成的，无成规可循。利玛窦的汉　

文底子虽不错，照本宣讲，了然于口，还可以做到，但是要逐字句地翻译，　

就非常艰涩，他人也不易理解，因此认为恐难胜任。利玛窦对翻译此书的兴　

趣，不象过去那样浓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北京已站住了脚，因为，　

博得了万历皇帝的欢心，而名闻京师。士大夫们以与利玛窦交往为荣，利玛　

窦也热衷于与政界和学术界的社会名流进行广泛接触，忙得不亦乐乎。本来，　

利玛窦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传教，科学只是他用来打进士大夫圈子的一块敲　

门砖，现在门已敲开，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情便自然减退了。徐光启在中　

进士那一年写的　《跋二十五言》中，称利玛窦“自来京师，论著复少。”徐　

光启劝他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书，做一件千古大快人心的好事。当问他是否　

愿意时，利玛窦既不拒绝，也未爽快答应，只是推托说：“现在忙得很，没　

有空闲，还是等一等吧！”　

　　　　　经过几次商讨、辩论，利玛窦最后同意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翻译西　

方科技书籍。　

　　　　　1606年　（万历34年）秋，他们正式合作译书，冬去春来，时光荏苒。　

第二年春，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译完了前6卷。后来由于利玛窦忙于传教，　

而使余下部分未能译出。1608年　（万历36年）春，利玛窦将已刻成的《几　

何原本》作一次校正后寄给徐光启，并建议若南方有人有兴趣，可再版重刻。　

　　　　　1610年5月11日（万历38年）这一天，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59　

岁。教徒们请了一位画家，替去世的利玛窦画了一幅像。工部员外郎李之藻　

上疏，奏请万历皇帝赐茔地，让利玛窦在北京安葬。这时，几年前在南京与　

利玛窦有过交往的叶向高，已任东阁大学士，也从旁协助，最终促成万历皇　

帝批准了这个请求。徐光启返京后，正赶上参加利玛窦的安葬仪式。对于利　

玛窦的逝世，徐光启十分悲痛。　

　　　　　利玛窦以掌握中文汉学，传播西方学识为手段，从而达到其传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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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他在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大受限制，这是因为传　

教活动和天主教世界观是与他带来的文艺复兴的科学文化背道而驰的。所以　

近人曾经假设，假设传入这些科学文化的，不是狂热的耶稣会士，而是“另　

一批具有近代头脑的人”，使中国文化界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近代科学　

体系直接接触，其后果当会积极得多。然而就事论事，我们仍应肯定他作为　

介绍西方文化于中国、又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于西方的第一位近代人的功绩。　

他在晚年曾写下扎记，准备向会友介绍中国情况和传教事迹，死后由另一来　

华教士金尼阁编成《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史》一书，在17世纪初即风靡欧洲，　

不胫而走，先后有法、德、西、意、英文译本　（利氏扎记原用意大利文，金　

尼阁编译为拉丁文）。后来利玛窦的原稿也存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1910年　

以《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之名刊布，近年来我国已将其中扎记部分译　

出。利氏总结他在中国活动和了解情况优于前人之处说：　

　　　　　　“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30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　

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有了交往，我们　

会说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　

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　

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　

　　　　　所以，他对中国情况的介绍，比起马可波罗等人，就更为真实、具体，　

也更为全面。除了中国地大物博，繁荣昌盛，无与伦比这个总情况，他还较　

多地谈及工艺技术、汉字结构、人文科学等，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把孔子和儒　

家学说介绍于西方的人。因为他在罗马已受过较高深的教育，在数理之学方　

面掌握了文艺复兴以来的基本学识，随身又带有天文仪器、自鸣钟表、地图　

眼镜以及洋书洋画之类，所以，他也确实以这些西学法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　

的重视，尽管他以用基督教远征中国自命，然而实际上中国学术界感谢他的，　

却不是他的传教活动，而是他介绍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万国　

舆图》等书。据说他逝世后，对他是否应得到官赐墓地一事，朝廷曾经有过　

争论，而肯定他的功绩的一位中国官员说：“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　

一书，便宜赐葬地矣。”这句话是很有代表性的。　

　　　　　利玛窦不仅博学多才，善于辞令，娴于交际，而且又对儒学孔教等中国　

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等表示尊重，所以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很受欢迎。这固　

然为他的传教事业开辟了新局面，可是，也为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文化提供　

了一个窗口——尽管是不甚理想的窗口，通过和利玛窦的接触，中国知识界　

有不少先进人士“领洗入教”，同时也得以吸取西学中有用的部份，为我国　

学术的发展带来新鲜空气。这些人中知名之士有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　

冯应京、张焘等，尤以徐光启贡献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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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　



　　　　　明朝宣德十年（1435年），38岁的宣宗朱瞻基病死。他9岁的儿子朱祁　

镇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正统。他就是英宗皇帝。他在位的时期，是明朝几个　

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　

　　　　　英宗当太子时，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伴他读书，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