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痛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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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与马士英浦口密议的结果，得出一个决定，即不拥立福王朱由崧，也不立潞王朱常汸，走第三条路线，准备往广西迎接明神宗之子桂王。
这一来，潞王派和福王派都傻了眼，谁也不好再说什么。南京的礼部准备好皇帝法驾去广西，想接桂王来南京继位。
关键时刻，一个绰号“胎里红”的太监卢九德出场，终于使帝位归于福王朱由崧。这位卢太监，当时是“守备凤阳太监”，与马士英是同事，他之所以倾向立福王，是因为他少年时代在宫中伺候过老福王朱常洵，并深得后者喜爱。一个太监，兵荒马乱中本不能成事，关键在于，卢太监背着马士英，暗中与江南的几位手握重兵的军爷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皆为总兵官）联系，这几个人为贪“定策”、“拥立”之功，纷纷同意，表示要立福王。
依理，这三个武官，只是总兵而已，皆受凤阳总督马士英节制，可是，非常之时，身为文臣的马士英恐怕武将趁机发乱，不敢再坚持他自己与史可法先前的定议，就墙头草即刻转向，改为表态拥立福王。
不少史籍都讲马士英骗史可法立桂王，然后暗中向福王买好，并非实情。他拥立福王的表态，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本人从立场而讲，最早倾向东林一系。
马士英转向立福王，其老友阮大铖也出了大力。
阮大铖受东林党排挤多年，怨毒满胸，常言“不杀尽东林，不成世界”，所以，他提出要拥立与东林党有“世仇”的福王，并对马士英表示：“向年福王（指老福王朱常洵）未出藩时，为东林人所排挤催逼，受‘妖书’、‘梃击’二案种种诬陷，致使（郑）贵妃、福王深受荼毒，今世子（指小福王朱由崧）在淮安，若迎正大位，以报旧仇，则东林可杀也！”此番记述，来自笔记《万匮书后集》，有可信之处，说明了阮大铖对东林党的挟怨报复，可书中讲马士英似乎也深恨东林党，实不尽然。
欲向江南争半壁（6）
当时的马士英，与东林系士人还没有大的过节。而且，事情也不像许多笔记以及后来以讹传讹所说的那样，似乎都是讲马士英如何阴险，因为他认定福王好色昏庸容易控制等等。要知道，好色昏庸之君，并不一定好控制。
正是因为马士英手下几位武将的转舵，才使得这位冰雪聪明的文臣转向，由原先拥桂王继位，改拥他原本并不看好的福王。老马身为凤阳总督，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个总兵，本来是他手下将领。承平之时，几个武将仅仅是几条大狼狗而已。但混乱年代，凡事都本末倒置。
在此，一定要讲一讲明朝的监军制度。
说起监军，特别是明朝的监军，受电视剧的歪曲夸张影响，大家都首先会想到太监监军。其实，明朝文臣监军系统，非常发达，与太监监军彼此制约。也就是说，在明朝，并非公公们在军队独大。明代文臣监军有四级——总督、巡抚、巡按以及兵备道。
从景泰年间开始，侍郎以上文臣出任总督、巡抚时，都会带一个“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的衔位，这样，有“宪臣”之名，更能张大其事，显示威权。挂上“纪检”名义进入都察院体系，文臣在军，自然可以尽彰“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的事权。最初，总督等文臣还非“文帅”，很少直接指挥战役，他们主要是协调、监督和考核将领们的业绩，弹劾失职行为。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武将，他们才真正负责各级的军事行动。由于监军文臣系统又有总督、巡抚、巡按等相互牵制，宦官监军另成一系，所以明朝军队系统由一庞大的监军网所笼盖，谁想单独一方染指都很难。从前大太监魏忠贤手可遮天，却因为明朝这种军队监军体系，他也没能轻易掌控军权。
特别是自明仁宗开始，“以文制武”逐渐成为常式，加上内阁制度的形成，武将地位日益低下。这一点，也符合封建王朝的政治形态。太平年间，君王当然要猜忌手握重兵军权的武夫，而士大夫阶级深受儒教陶冶，一般不会弄出兴兵犯上的事情。特别是嘉靖以后，卫所制度解体，兵源主要来自“募兵制”，如何管治职业雇佣军人，如何控制武将使兵士成为“私兵”，明廷只能加强文臣等监军的力度。
明朝前期，各地总兵还能与总督、巡抚分庭抗礼。成化以后，总督称“军门”，到达地方后，巡抚、总兵等大小官员均要谒见，总兵官有事相呈，要“甲胄行跪”，即使是各地勋臣，对总督也要“旁门庭参”。张居正当国时，大将名宿如戚继光、李成梁，均向这位文臣自称“门下”、“沐恩”、“小的”，一口一个“万叩头”、“跪禀”，十足凸显出文臣威风。
所以说，有明一代，“以文制武”策略行使最佳，基本上没有武将造反的可能。依据这种文官监军的制度，总督等监军文臣不仅可以对总兵等各级武将黜陟进退，甚至对所辖的地方军政大员，均有监督考核权。所以，按常理，马士英这位凤阳总督手下的几位总兵，其实应该是指哪打哪的武夫而已。
但是，势异时移，崇祯帝已死，大明朝已亡。兵荒马乱，一切的一切，有时候就会呈现顺序颠倒的情况。内有绰号“胎里红”（应该是“胎里黑”）的宦官卢九德出手，外有手握大矛枪的军头响应，马士英左思右忖，从本人利益出发，一改初衷，他不经与史可法协商，立刻以凤阳总督和三总兵名义，正式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递表，表示拥立福王朱由崧。
韩太监倒很“民主”，邀请南京诸臣集聚自己家中，把马士英等人的“公开信”给大家看。愕愕之际，众人只得唯唯。乱世之中，手中无兵，文臣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仅文臣如此，山东总兵刘泽清本来与东林系一起支持潞王继位，听说三镇总兵拥立福王，立刻转向，表示全力支持福王。
东林魁首钱谦益听说此事，瞬间脑子转了十万圈，很快也表示赞同。
这样一来，最尴尬的当属史可法了。
假使当初史可法当断就断，以王朝伦序作为最佳选择，拥推福王当皇帝，马士英就无从居功，高杰等四军镇也无法因“定策”之功而跋扈。正是东林党钱谦益等人的万般游说，致使史可法一误再误，失去了独当一面首推福王即位的历史机遇。
有人会问，福王乃酒色昏庸之徒，史可法直接推他当皇帝，合适吗？当然合适！崇祯帝察察之君，乾纲独断，刚愎自用，结果又如何！南明举步维艰之下，其实推拥福王这位庸懦之君，反而能最大限度发挥正人在朝的效力。
假使史可法有第一号的拥立之功，福王继位后，自然会把国事皆交予他及东林系诸位在朝正直之臣。至于福王本人花花钱、喝喝酒、玩玩女人，对于一个明末时的“国家”来讲，帝王这种私人品德方面的事情，纯属鸡毛蒜皮小事。而众人认定是“贤王”的潞王，其实就是个古玩爱好者，他平时保养着手上长六七寸的大指甲，竹简护之，行步顾影，娘娘腔一个，谈不上雄才与大略，只是给人印象较谦恭而已。
舍福王立潞王之议，正如扬州进士郑元勋所讲：“祸乱由此而始矣！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其孙而立侄？况且，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郑芝龙等人各有所意，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有谁能禁者？倘立潞王，置福王于何地？杀之？幽之？如此，天下骚动，干戈相向，万万不可！”
欲向江南争半壁（7）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既然手中有史可法亲笔所书福王“七不可立”的证据，又有高杰等武将做后盾，马士英和太监卢九德等人大张其事，与众将集体在凤阳皇陵搞“宣誓”，拥立福王，并即刻率兵迎接朱由崧向浦口进发。
为了震慑史可法等人，他还四处张发文告，表示说：“听闻江南有人尚持异议，谨率兵五万，驻扎江干，以备非常”，一下子给史可法来个大下不来台，把他推上了乱臣贼子的边缘。
懊恼无际之余，一肚子苦水的史可法只能承认现实，顺水推舟，在浦口上船，跟随福王一起去南京。
福王开始时还假意谦虚，表示“宗社事重，我不敢当”。但是，“群臣固请”，福王也就顺坡下驴，坐上皇位。
退朝之后，姜曰广、高弘图质问史可法为何改变主意，史可法忧虑满腹，摇头叹气而已，不敢明说自己曾向马士英写信诉说福王“七不可立”的事情。
诸臣之中，给事中李沾之很能表演，当众大叫：“今日不立福王，我要撞死在此！”勋臣刘孔昭（刘伯温后代）不甘示弱，四处假装找剑，故作自杀杀人状，大喊“大家一起死！”乱哄哄好不热闹。旁观诸人心内明白，相顾微笑，都知道这二人是在演戏，目的是博他们自己能居定策拥立之功。
由于崇祯太子下落不明，福王朱由崧暂称“监国”。但仅仅过了十二天，他就正式即位为帝，改元“弘光”。
由于马士英的策立之功，就成为文臣第一，史可法倒变为第二。加官进爵，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凤阳总督；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原南京礼部尚书王铎与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史可法知道自己被马士英所卖，不可能遭到新帝十分信任，只得自请出朝，督师江北。由此一来，马士英在朝变为“首辅”，史可法的加衔，一直是虚衔而已。朝内大权，渐渐为马士英所拢。南京东林党人以及士大夫虽然大喊“秦桧在内，李纲在外”，但都是空嚷嚷而已，于实事无补。
东林党人的私心游说，造成了史可法对立储问题的犹豫；柔懦不决，又造成了马士英等人拥立弘光帝的既成事实。
弘光既立，一方面信任马士英，一方面依赖推举自己的四位武将，终于造成日后尾大不掉的局面，致使武人跋扈，不听节制，最后把弘光朝廷送上不归之路。
痴如刘禅，淫如隋炀，如此弘光帝，加上文有马士英，阮大铖，武有左良玉、刘泽清等人，难怪南京小朝廷是那么短命。正是这样一个朝廷，面对北中国沸如汤火、清廷自顾不暇的大好局面，坐失良机，且很快大祸临头。
最无远见的政略
——南明“借虏灭寇”的国策
弘光帝继位后，立刻宣布要为崇祯帝“复仇”，把矛头直指农民军。这一帮朝臣，无论贤愚，都似乎忘记了现在与南明争天下的不是“贼”，而是“虏”——清朝政权。
弘光政权之始，有史可法、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正人君子在朝，他们首先裁撤南北镇抚司，清除特务组织，看上去很有新气象。
在设立四镇的同时，大为可笑的是，弘光朝廷还天真地封早已剃发降清的吴三桂为“蓟国公”（人家已是清朝“平西王”）。在最关键的对外政策方面，无论是史可法还是马士英，皆一心奉行“借虏灭寇”（“款清灭寇”或“酬虏灭贼”）的政策。
此举，谬莫大焉。
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对于明王朝来讲，除农民军以外，清军是最凶恶的敌人。早在皇太极时代，后金就打算与中原各帮农民军瓜分大明朝，严禁士兵与农民军“交恶”，很想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多尔衮掌权后，得知李自成占领北京，他立即派使者携亲笔信向“闯王”示好，表示要“并取中原”。只是李自成当时太过张狂，没把辽东“鞑子”放在眼里。
后来，在汉人范文程等怂恿下，多尔衮终下决心，要趁乱入主中原，与大顺政权一决高下。可巧的是，天上掉下来个吴三桂，这位爷把山海关拱手献与清廷，联兵共击李自成，终于使多尔衮来到努尔哈赤、皇太极做梦才能到达的北京皇廷。
当然，以马士英为谋主的弘光朝廷，最早提出“借虏灭寇”，不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确实由当时信息不灵所导致。他们认定吴三桂一心为明朝社稷，尤其是他率军大败李自成，在南明诸臣眼中，简直就是“不贰功臣”。至于吴三桂已经献出山海关、投降清军的事，弘光君臣完全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马士英提出，借助吴三桂之力，联合清军打击农民军，并天真地认为此举可以使清军与农民军在交战中“两败俱伤”。同时，江北诸镇明军可以与左良玉等军队四下出击，最终能进往山西，追堵农民军的东下之师。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再恃胜威武气，与清军讨价还价搞谈判，最终的目的，是送钱送物把这些大辫子们“请”出关外。
不仅仅马士英这样想，史可法、刘宗周这些正人君子也是如此想，他们皆认为“雪先帝仇耻”（即为崇祯帝报仇）最重要，所以“款虏不为无名”，借虏灭贼，誓要把农民军消灭干净。可见，南明诸臣，没有一个人清楚认识到当时最大的敌人不是“贼”，而是“虏”。
欲向江南争半壁（8）
清军占领北京地区后，日子一直不太平。北直隶地区人民纷纷揭竿而起，道路阻塞，清朝统治岌岌可危。而在山东一省，清军只有数千残兵散勇，正规军主力去追击大顺军了，当地的清朝官员心急火燎，惟恐南明政权会乘虚而入。河南方面，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盗贼四起，清军很难有效管制。
在这种形势下，南明君臣没有任何进取的动作，只有偏安坐等之心，丧失了趁乱收取山东、河南的大好机会。当然，朝内外几个中下级军官，比如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吏科给事中章正宸，都曾上疏，指出秋高马壮之后，清军肯定会控弦南指，饮马长淮。他们都认为，清廷表面上声称为明朝报仇，实则“蓄谋难测”，提醒朝廷不可盲目仿效唐朝利用回纥军队平定叛军的故事来麻痹自己，并语重心长言及北宋借金灭辽、南宋借元灭金的历史教训。可惜的是，南京朝中，无人听信。
弘光政权的文臣们抱定“借虏灭贼”之心，武将们内心更怯，他们连农民军都打不过，又怎敢与打败农民军的清军交手！
南明朝廷逡巡犹疑之下，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一块一块沦入清军之手。
事实上，清军初取北京，已经是意料之外的大喜，大多数贵族皆主张在北直隶等地大肆屠戮一番后，饱掠而归关外老巢。雄才大略如多尔衮，一直坚持皇太极以北京为都城的进取政策，但他当时最大的野心只想立足于北中国，与南明讲和，划江而治。但是，清廷内部的汉人走狗和在北京降清的明朝官员，纷纷上言，请求清廷一统天下，竭力张扬江南经济漕运对清朝立国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南方省籍的降臣，大讲特讲江南的民风脆弱，不堪一击。所有这些“劝告”，最终使多尔衮下定了统一中国的决心。
当然，此时清廷属下汉人文臣奴才众多，远非努尔哈赤时代动辄喊打喊杀的小边酋味道。他们开始喜欢“礼尚往来”。先以多尔衮名义，给史可法发去一封书信，喋喋不休大讲清朝为明朝“报仇”的“功劳”后，指斥南明诸臣拥立弘光帝是自找灭亡，恫吓之意，非常明显。
由于这份由汉臣起草的恫吓书文采太好，笔者不得不摘录全文（此文大概是降清的上海籍东林党人李雯写原稿，范文程亲自润色。括弧内文字系笔者所加，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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