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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是非曲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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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座。陈济棠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居心叵测。蒋嫡系部队在镇压十九路军后,屯兵闽西南地区,对广东虎视眈眈,蒋介石还以重金收买陈济棠的部下,陈济棠大为震惊。他看出蒋介石让他进攻红军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但因蒋介石实力强大,控制了南京中央政府,陈济棠只得暂且俯首听命,派兵围堵红军,但并不真想替蒋介石卖命,消耗自己的实力。因而,他表面上摆出继续进攻红军的架势,以骗取蒋介石供应他的军饷,暗地里却派人前来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最后毛泽东对何长工作了这样一番交代: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是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壮大自己。 
  毛泽东还交代: 
  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何长工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并照着去做了,使陈济棠看到了红军的态度。 
  时隔不久,红军要转移,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线,便是陈济棠的防守部队。事又凑巧,就在这时,陈济棠电约红军派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并点名让何长工去谈。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决定派何长工为谈判总代表、潘汉年为副代表,前往白区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在谈判中,何长工以毛泽东的思想为基础,使谈判取得了成功,达成了如下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因无线电不保密);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正因为达成了这个协议,红军转移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比较顺利,只损失了3000多人。也正由于红军保存了实力,才有可能突破第二、第三道封锁线。但损失却越来越大。 
  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却成了李德拒绝毛泽东建议的资本。 
  尽管如此,毛泽东以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以革命利益为重,始终密切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当我军占领道县以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红军向何处去(2)   
  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李德、博古仍然不屑一顾,顽固地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按照蒋介石算定的路线走,硬往蒋介石布置的陷阱里钻;他们仍然坚持从桂北渡过湘江,夺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他们似乎非到贺龙那里,红军就活不下去了。当然,如果能与贺龙会合,也确是一件好事,整个红军就可以形成一个拳头同蒋介石作战。但眼下会合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要冒全军覆没的危险。而李德、博古没有看到这一点,就像拖儿带女奔娘家一样,不要命了。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湘江,渡河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从后卫和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但就在这时,蒋介石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红军在全州过湘江时,一举将红军全部消灭在湘江。 
  面对如此的严重情况,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博古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这正像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述的那样:“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 
  当红军进入广西时,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并向中央郑重地提出: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 
  在这最后的关口,李德、博古依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 
  这样,红军血染湘江就不可避免了。 
  红军一路激战向着湘江挺进。 
  11月28日,空前激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界首,一个不足500户人家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一时间,这个弹丸之地成为红军临时司令部的所在地,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则在湘江对岸组织渡江。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但被排斥在最高“三人团”之外,只能遵照“三人团”的指令行事。毛泽东连发言权都没有。 
  蒋介石在给他的将领们下达命令时,则引用了战国兵家尉缭的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待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蒋介石还要求部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打一个歼灭战。 
  蒋介石的那些形合神不合的将领们,见时下已有利可图,也都非常卖命,要抢先捞取消灭红军的功劳。 
  就在湘江把红军切成两半的时候,蒋介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兵书上所谓的“半渡而击”,是最厉害的一招。 
  一时间,静静流淌的湘江,一下被拖入了从未有过的喧嚣。黑压压的机群,一波一波地轰炸,那不知从何方飞来的炮弹,也落在了渡口,落在了湘江。江中掀起的是水柱,岸边扬起的是尘土,那水柱和尘土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像火山喷出的岩浆一样,落下来便是一条鲜红的血河。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帽、穿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的尸体,这一次漂走了三万余名红军官兵。 
  湘江,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梦中的河,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恰在湘江亲身经历这般悲惨的一幕。 
  毛泽东的肺都要气炸了。他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 
  因而,在一江鲜血还没有流去的时候,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败北后的最高“三人团” 
  胜利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失败后的心情却各有不同。 
  红军主力虽然渡过了湘江,但伤亡损失过半,由从瑞金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现在的三万多人。 
  湘江大败,在红军中激起了极大震荡和不满。博古、李德受到了全军上下的强烈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官兵胸中炽烈地燃烧着。 
  那么,作为最高“三人团”,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吗? 
  李德面对红军官兵投来的愤怒的目光,心烦意乱。但他此时不是为那一江鲜血而感到不安,而是他将来回到莫斯科不好交代,他知道斯大林的厉害。他本想在中国这块地盘上大展宏图,不料想弄到这般地步。 
  李德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有些绝望。实际上,他从前的想法太天真了,他以为在苏联不可能有他大展雄才的天地,到了中国就可以铺下前程似锦的路,但中国不是苏联,更不是西方,更何况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对中国又能知多少?这是他的可悲。 
  现在,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不那么妙,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天,他见到周子昆和妻子曾玉说着什么,便指着周子昆吼道:“你带的什么兵?整个部队都叫你带没了,可老婆还带着!”   
  红军向何处去(3)   
  周子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弄得摸不着头脑,愣在那里不动。 
  “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还逍遥自在!”李德继续指着周子昆的鼻子吼着。 
  周子昆这才明白,是李德搞错了。 
  周子昆的确当过三十四师的师长,那是1933年3月至1934年2月间的事,在他离任之前几个月,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所以他有这个印象。他离任后,已经有过两任师长,接替他的是彭绍辉,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但陈树湘却在湘江战役中光荣牺牲了,很壮烈。那是1934年的12月10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牺牲于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周子昆刚要张嘴解释,李德就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好在毛泽东当时在场,博古也在场,只是博古默不作声。 
  “把周子昆交给我处理好了。”还是毛泽东解了围,他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博古见此情景,深知李德心中的不快,便把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从休养连里调来,安慰这位狼狈不堪的顾问。本来,按红军的行军纪律,女战士集中在休养连,行军途中是不准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的,但为了安慰这位顾问,博古也只得破例了。 
  然而,萧月华的到来,也只是给李德送来了“出气筒”,她被李德无端地揍了一通。 
  萧月华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小时候,父母迫于子女太多,养活不了,就把她送给一个姓杨的家里当童养媳。13岁那年,她就到广东海丰县一家布厂当童工。在那里她结识了彭湃夫人蔡素萍,受到了革命影响。1926年,刚满16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不久,她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她家乡大埔县的妇女部长。1931年成为少共闽粤赣特委负责人。1932年8月到瑞金,在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 
  不幸的是,她竟成为博古的牺牲品。 
  李德刚到瑞金时,独身一人的他,不甘寂寞,便按西方的那种方式,讨好少共中央一位领导的妻子,不时给她送一些礼物。这种做法在中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事,当博古知道这件事后,生怕这位洋顾问在红都惹出桃色新闻而身败名裂,如果真到了那种地步,博古就失去了靠山。正因为如此,博古才急忙给他找了一个中国姑娘做他的“妻子”。这位姑娘就是萧月华。受命在中间说媒的是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真。萧月华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也不算漂亮,在今天一些姑娘们看来,她能做这位特殊洋人的太太,已是偷着乐的事儿了。但此时的萧月华难以接受,因为她经常见到李德,给她的印象李德是一个热情下面掩盖着冷酷的洋人。尽管如此,迫于博古的压力,她不得不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 
  少共中央所在地与李德的住处只有数步之遥。开始,萧月华只得遵命夜里去“照料”李德,白天就到少共中央工作,这是属于那种公开的秘密。后来就彻底公开了,萧月华被正式调到李德处,也正式做了李德的妻子。 
  在一起生活的结果,不幸被萧月华言中,虽然她竭尽所能来照料李德,而李德竟常常怀疑她偷吃面包,又是打又是骂,萧月华受着皮肉之苦。 
  萧月华多次向博古诉说自己的痛苦,并要求离婚。博古当然不能同意,以“服从组织”来迫使她维持这场政治婚姻。 
  如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萧月华应博古的召唤,例外地从休养连来李德身边受皮肉之苦。好在战事急,没几天,萧月华脱离了苦海,回到了休养连。 
  李德彻底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连发脾气的对象也没有了。 
  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名红军的死伤,博古的心情与李德不一样,他的良心受到了震撼。因为他毕竟还是中国人,毕竟还是一名中共党员。 
  博古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他自己造成的。 
  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做错了两件事。本来,他与毛泽东没有个人恩怨,甚至在他到达瑞金前,还不曾和毛泽东谋过面。在上海时他也没有亲自出马批判过毛泽东。他完全可以和毛泽东合作。然而,他却惟恐毛泽东取代他,便无缘无故地批所谓的“罗明路线”,想引蛇出洞,把毛泽东排挤出去。但毛泽东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公开与他作对。就这一着棋,博古就已经成为失败者了。到了红军转移这样重要的时刻,博古最需要的是毛泽东这样的人,而不是李德,但他却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对毛泽东适时提出的正确建议,又一概不予采纳,这就注定他的悲剧命运。这是他做错的第一件事。 
  博古做错的第二件事,则是执行了王明的路线。虽说王明指定博古临时负责中央的工作,但既然是负责人,那你就得负起这个责任。如果说中央还在上海的时候,因远离中央苏区,许多实际情况还不了解,执行王明的路线还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当他到了苏区以后,却没有把心思用在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也没有广泛听取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只是王明怎么说他就怎么干。这也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失败者。 
  就因为他做错了这两件事,给红军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 
  博古也感到这个责任他难以担当。是啊,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特别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人类最先进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必须具有相应的才能、品质和胆略,才能胜任。现在,这些对于博古来说,都是马后炮,对惨败的局面已无回天之力,他无法解脱心中的痛苦,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如果不是聂荣臻及时劝说,就可能自决了。后来,聂荣臻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红军向何处去(4)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经过聂荣臻的劝说,博古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并且还打算继续干下去。怎么继续干下去?他想来想去,没有勇气放弃原来的设想,如果放弃,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彻底失败。 
  人,在没有认识自己错误的时候改变其错误做法比上天还难。 
  最高“三人团”里还有周恩来。他在“三人团”里的职责,就是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所以红军开始转移后,他就忙前忙后,向各军团指挥员交代如何执行作战计划。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亲自跟随先头部队的红一师的三团行动。当时担任这个团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回忆道: 
  一天早晨,部队在广东归仁、长江圩北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小憩,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我们红三团。周副主席穿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脚上穿着草鞋。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够劳累的了。 
  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后,就加入到我们团直属队的行进行列中去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憩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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