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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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革命转变》等五篇文章，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必须立即在各大中城市举行暴动。显然，他的那套想法离中国的实际太远了。　
　　当然，客观地看，李立三提出这些主张，也是与当时国内连续不断的军阀战争的情势有关。1929年3月爆发了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同年9月发生了张发奎反南京的战争；10月又发生了石友三与唐生智的反南京的战争；1930年春，蒋冯之战又发展为蒋与冯、阎之战。军阀战争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加上红军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便认为革命的成功已为期不远了。　
　　热血青年，发热的头脑，迫不及待地要采取行动了。　
　　对于李立三的所作所为，向忠发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支持，并以自己的名义，于7月16日致书共产国际主席团，说：“决定组织南京士兵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同时还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特别是联共积极进行保护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指导工作。　
　　这一切都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行事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共产国际很快于7月28日致电中共中央，其答复是：中国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部署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也就在这一天，李立三得知彭德怀的部队——红三军团，已于7月27日晚攻占长沙时，便断然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4）　　　
　　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党内一些要人看了共产国际来电后，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7月29日晚，李立三又认真看了共产国际的来电，彻夜难眠。他想，斯大林不是要我们围绕着保卫苏联，让工运摆脱地下状态吗？不是要掀起和激化阶级冲突吗？不是要我们准备总同盟罢工吗？但当我们真的这么做了之后，却为什么又给予否定呢？　
　　其实，他应该知道这里面的原委。一方面，中共虽然采取了行动，但没有在满洲采取行动。这在斯大林看来，李立三只是口头上喊保卫苏联，在实际行动上，并无诚意。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驻远东局的代表罗伯特看到中共在6月11日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不同意发出，并向李立三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共产国际正在讨论中国问题。中央仅仅根据一个工作人员的报告，便作出这一决议，将来发生问题，如何办？第二，现在中央政治局很弱，周恩来、瞿秋白不在，向忠发、关向应都病了，你们通过的这个决议，将来政治局内部发生不同意见，如何办？”根据这两点意见，决议无论如何不能发出。6月20日，远东局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明确提出决议不能发。李立三答复道：发出这个决议是目前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时，由中共中央负责”。并以罗伯特思想右倾，妨碍和干扰中共的领导工作为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共产国际将罗伯特撤走。　
　　李立三之所以如此，恐怕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共产国际远东局实际上并没有把他李立三放在眼里。　
　　面对共产国际的来电，李立三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的确，他非常明白，共产国际操纵在斯大林的手里，而斯大林的逻辑又使他心惊肉跳。还有党内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弄不好会威信扫地。咋个弄法？明天，中共中央就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和共产国际来电，怎么向大家交待？怎么向共产国际交待？他想来想去，有了主意。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如期召开。　
　　李立三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抢先发言，他说：“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到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切实说起来，国际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形势。”　
　　共产国际为什么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责任在共产国际吗？他没有这个胆量指责共产国际，他深知共产国际得罪不起。　
　　接着他把话锋一转，说：“国际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如果周恩来在场，浑身会像过电一样，不过此时他正在莫斯科。　
　　李立三并没有考虑到这是不是符合事实，一门心思既要为自己开脱责任，又要维护自己的主张。于是他说：“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　
　　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其他人都附和李立三的意见。　
　　李立三还觉得责任推卸得不够彻底，又第二次发言：“恩来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应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还包含着一切右倾的危险。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而是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们应向国际负责，同时应对革命负责。”　
　　8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　
　　向忠发在李立三作了长篇发言之后，附和着李立三说：“恩来同志尤其是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出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　
　　这一唱一和，把到会的人都拉到了他们的旗帜之下。　
　　列席会议的团中央负责人温裕成推波助澜地说：“周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政治问题解决以后，恩来同志可去北方局负责。”他要把周恩来赶出中央。　
　　还有人火上加油：“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然的很坚决的，但必能以实际问题战胜其不正确的观念。这种不同路线，在目前形势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很快的解决，这样可使革命更快的发展。”　
　　周恩来凶多吉少。　
　　李立三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继续实施他的主张。　
　　向忠发当然要为实施李立三的主张出力。8月5日，向忠发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批准武汉、南京暴动计划和建立全国苏维埃的计划。　
　　8月6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在会上又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　
　　8月8日，向忠发又致信斯大林，请求联共（布）中央给中国革命切实的援助。　
　　8月10日，中央给长江局发出指示信，命令长江局迅速发展武汉党的领导力量，在赣东北地区积极组织湖口、澎湖暴动，占领马当要塞，切断长江航线，以支援武汉暴动。　
　　8月14日，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了29条政治纲领。　
　　李立三的冒险事业从此真正开始了。　
　　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27日晚攻占长沙后不到一个星期，便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反扑下撤出长沙城。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仍然执迷不悟，命令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再攻长沙。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5）　　　
　　毛泽东很清楚，李立三是在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又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采取的冒险行动。眼下，从红一方面军的装备条件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中央有命令，怎么办？毛泽东就组织总前委开会，讨论是否攻打长沙的问题，他想借助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不进攻长沙。而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多数人都主张攻打长沙。　
　　毛泽东只得服从，同朱德一起率领红一方面军，又一次进攻长沙。　
　　红军战士在这次强攻长沙的战斗中，勇猛冲杀，在一些地段突破了敌军的一、二道防线。但在进攻敌军第三道防线时，却遇到了困难，因敌军在第三道防线架设了高压电线网。为了突破敌军第三道防线，连三国时期的火牛阵也用上了：在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的和向农民购买的几百头牛的牛尾绑上蘸了汽油的棉花，点着火，让牛群冲开电网，为部队进攻开辟通道。可牛被火烧痛后乱冲乱闯，四处逃奔，有些牛又冲回自己的阵地，反而造成人员伤亡。后来又想了许多办法，但由于敌军设防坚固，这些办法都没有奏效，并且还牺牲了1000多名官兵。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不得不决定撤围长沙。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就是在这期间被敌人杀害的。　
　　李立三的冒险行动，不仅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也给党在白区的组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十几个党的省委机关先后遭到敌人的破坏，大批共产党人被杀，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　
　　面对如此结局，李立三应该清醒，但他那发热的头脑却没有冷静下来。　
　　8月19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当天，李立三、向忠发立刻找他并提出质问：为何正值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共产国际还来电批评我们并阻止我们的行动，这究竟是为什么？　
　　面对如此尖锐的质问，周恩来立刻意识到李立三、向忠发对他此次莫斯科之行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尽管长途奔波的疲劳已使他打不起精神，但还是耐心地和他们交谈起来。　
　　“忠发、立三同志，国际之所以来电提出批评，是因为我们有些搞法还不那么对头，需要在策略上做些调整。”周恩来如实转达了国际的意见。　
　　“国际提出批评的根据是什么？”李立三有些耐不住性子地问道，“现在全国的形势并不是那么糟的。”　
　　“这当然是根据我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眼下还没有直接革命的条件，更没有进行暴动的政治形势。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看来，这是你对我国政治形势的判断，国际才提出批评的。”向忠发单刀直入地说道。　
　　“坦率地说是这样的。但我向国际汇报的内容，我们都讨论过，基本原则就是要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向国际作全面的介绍。不然，我们和国际的分歧就难以消除，这对中国革命是极为有害的。”　
　　周恩来就这样同向忠发和李立三接连进行了两次谈话。周恩来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说服了他们，并消除了误解，李立三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22日和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李立三在个别策略上犯了错误，但并不认为有李立三主义。李立三也发了言，他说：“听了伍豪（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同时他也作了自我批评。　
　　此时，李立三开始清醒了，但为时已晚。　
　　8月26日，瞿秋白也回到上海，他本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次回国，是受共产国际指派，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同周恩来一起纠正李立三的错误。瞿秋白的这一使命，宣告李立三未来的命运出现了变数。　
　　9月8日，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　
　　为传达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进一步在党内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２４日至２８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召开。会议上，周恩来在作报告时公开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认为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充实了党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等为中央委员，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为中央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会议虽然公开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但基本上是一个团结的会议。　
　　李立三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他已离开原有的领导岗位，一切暴动计划已经取消。　
　　就这样，周恩来总算平息了这场政治斗争。　
　　然而，暴风雨还在后面。　
　　祸从“天”降　
　　正当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竭尽全力收拾李立三扔下的残局时，却发生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政局突变。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收到正准备赴苏区的王明和博古联名写的一封信。信中说：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6）　　　
　　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起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位）。……但是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是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错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各种会议、党报上的解释等）迅速地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　
　　瞿秋白、周恩来以为这只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的一个借口。因为三中全会是专门批判李立三的，他们对三中全会的报告也举双手赞成。现在他们突然反对三中全会，可能是闹闹情绪罢了。　
　　殊不知，这封信包含了一个政治阴谋。　
　　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写来了一封信。　
　　信中首先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地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通知，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　
　　然而，这封信在稍作肯定之后，以下的内容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中共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中国共产党必须揭露“立三路线底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　
　　这就是著名的“十月来信”。　
　　这封信里的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并不陌生，在中国的大地上曾经铺天盖地，随处可闻。然而在当时，还不曾使用路线斗争这个提法，指出某人犯了路线错误，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被彻底打倒。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　
　　李立三的问题，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解决，结论是李立三在个别的策略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此时的来信精神，无疑全面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无论是瞿秋白、周恩来，还是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深知这里面的厉害。　
　　那么，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什么没有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呢？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一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维护党的团结是当务之急；另一点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李立三的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过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决议案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的。甚至到8月间，共产国际执委《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