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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是非曲直-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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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在物质的条件上,这个区域是西北区域中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要。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的地位,而便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机会主义的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将不仅丧失这个战役之胜利,并使战略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冲突白热化(2)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达这个地区去活动)。因为: 
  (甲)非汉族的民族(回、蒙、番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酝酿与发展着,但是汉族红军之全部的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的会引起这些民族群众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在粮食给养困难恶化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党在民族运动中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而绝不能是强制的苏维埃化。 
  (乙)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于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位,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这一不利的情况,在我们还没有在军事上政治上保证克服敌人的堡垒封锁以前,将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 
  (丙)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假如红军大部的长期的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到极大的困难。 
  显然,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个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的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定巩固不拔之基础。 
  这个决定对战略方针的分析与判断,其正确性在后来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这个决定,只分析了张国焘曾经提出的西进方针的错误之处,而没有批评张国焘的南下主张,这是因为毛泽东还确信张国焘只抱住西进的主张,而无其他意图。 
  毛泽东这种判断也是有根据的。 
  早在8月中旬,毛泽东就发现张国焘有西进的意图,就电告张国焘,红军不宜深入阿坝地区,但张国焘置若罔闻。所率左路军一路在占领阿坝以后,为遂其出甘边、青海的西进意图,便命令新成立不久的中共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大力开展工作,争取“赤化草地”,使阿坝成为新苏区之一部。同时命令第一纵队一部向黄河以北探进。该部以阿坝格尔底寺和尚罗车儿兄弟俩为向导,由上阿坝翻山沿结柯河北行,进占了黄河东岸之齐哈玛。因缺乏渡河设备,加上黄河北岸有“南番”牧主唐隆古洼的武装阻击,该部红军未能找到渡河点,驻齐哈玛数日后,只得沿来路返回阿坝。 
  至此,人们也许已搞不清张国焘究竟是西进还是南下。其实,张国焘的西进或南下主张,是围绕他自己的政治意图而变化的。开始,他主张南下,被中央否决,并由此产生了分歧,后来他又主张西进到新疆,又被中央否决。于是,他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意欲单独西进,决定派一支部队向西探探路,一旦打通了这条路,先期与共产国际接通联系,他的领袖梦就有可能变为现实。但此路不通。 
  这次西进的失败,使张国焘改变了西进的主张,转而又萌生了南下的意图。 
  但不管怎样,那么精明的张国焘,他应该相信这个毛儿盖会议决定是正确的,特别是对甘陕地区敌情的分析,已经入木三分。这个地区的敌军人数虽不少,但只是几个相互缺乏信任的军阀系统,有可以利用的矛盾。况且,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前来到这个地区的东北军,积蓄了具有爆炸性的不满情绪。张学良因自己落得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深感耻辱,几次向蒋介石谏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均遭到拒绝。张国焘应该看出其中的门道,更应懂得这些情况将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这个决定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与张国焘心平气和地谈心,讲述道理,分析利弊,展望前景,希望他能一同北上。 
  8月20日、21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告以中央新的决定。 
  中央知道张国焘北上意志不坚,恐中途发生变故,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艰难的行进中,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电告他,以坚定他的北上思想。同日,徐向前、陈昌浩又以老部属的身份,致电张国焘: 
  ……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张国焘在毛泽东、张闻天、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不断敦促下,不得不有所表示。8月30日,他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一带的左路军第二纵队发出向北集中,准备向右路军靠拢的电令。同时他亲率第一纵队向班佑移动。 
  8月下旬,右路军历经磨难,终于越过茫茫草地,从死亡线上闯过来了。接着就要与敌人抢夺包座,打开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 
  包座,位于松番北部,西有包座河,南有银戈河,群山环抱,地形十分险要。 
  包座,是胡宗南部的重要补给线,碉堡林立,既是我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也是敌我必争之地。   
  冲突白热化(3)   
  徐向前、陈昌浩考虑一军和三军在长征中减员较多,因而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 
  毛泽东深情地望着这两员大将,暗自感叹:红军一家人啊! 
  中央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的建议。 
  徐向前指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经过7小时的激战,于8月31日,夺下了敌人占领的包座,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为两路军在此地会合,共同北上,创造了唯一的机会。徐向前、陈昌浩立即电告张国焘包座之战的胜利消息,再次敦促他北上。 
  右路军占领了包座以后,便等待着左路军的到来。 
  陈昌浩、徐向前像盼星星盼月亮那般,盼张国焘的到来,虽然望眼欲穿,但仍不见张国焘的影子,也没有收到张国焘的只字片语。 
  党中央也十分焦急,毛泽东在离包座不远的巴西紧急派人通知徐向前、陈昌浩到他的下榻处,共商良策。 
  “昌浩、向前,包座为我军占领,北进已无敌阻拦,你们能否做做张总政委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速来。”毛泽东一见陈昌浩、徐向前的面,免去了客套的寒暄,开门见山地说道。 
  “如果左路军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粮食去接应他们。”徐向前断然决定。 
  “你说哩?”毛泽东转而问陈昌浩。 
  “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陈昌浩也毫不犹豫。 
  “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毛泽东当即表态。 
  那么,此时的张国焘在干什么呢? 
  9月1日,张国焘收到陈昌浩、徐向前报告包座战役情况的电报。然而,徐向前、陈昌浩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就是这封电报给张国焘那正在膨胀的野心注入了兴奋剂。当时,作为张国焘的警卫排长何福圣,亲眼目睹了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他回忆道: 
  包座战役,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而且两军既是混编,理应视作整个红军的胜利。可是,张国焘却把这一胜利当作了他要挟中央的资本。接到陈昌浩的电报后,他大喜过望,竟当着许多警卫、参谋的面得意洋洋地对朱德、刘伯承说:“这是昌浩、向前同志给我的一份厚礼!看看,谁最能打仗?还是我四方面军。” 
  这一胜利使张国焘的野心高度膨胀,他开始利用这一大好时机采取行动了。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催促一味敷衍,一路上磨磨蹭蹭,9月3日,才走到葛曲河边。当时,因葛曲河水陡涨阻住了去路,担任前卫的部队也被挡在了河边。 
  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全都到河边观察水情。脚下的葛曲河白浪滔滔,水流湍急,宽逾200米。朱德叫他的警卫排长白全宗下河去试测深浅。白全宗是四川人,会水,他脱得赤条条地往水里走了一段,淹至脖子,就浮了起来。上岸后他说水太深,过不去。 
  张国焘趁机说:“我看,天不助我,我们还是回到阿坝再想办法吧。” 
  朱德没有回答,忙着问那位会说汉话的通司。通司介绍说,葛曲河是白切河的一条支流,水涨得快也退得快,根据他的经验,这水最多还有两天就会退下去。 
  朱德问清情况,对张国焘说:“你听见了,最多还有两天我们就能过去。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再掉头回阿坝,什么时候才能和中央会合?” 
  刘伯承总参谋长也说:“我看最好还是再等一等,再派人到上游、下游找一找,看其他地方能不能过去。” 
  “不行。”张国焘一句话否定了他们的意见。他以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说道:“这支部队是我一手建设起来的,我对他们有感情。进入草地以后,我们已经冻死、饿死了多少好同志?越往北走,条件越是险恶,我必须对左路军全体官兵的生命负责。” 
  他不顾朱、刘首长的反对,下令全军原路返回阿坝地区。 
  实际上,张国焘把这河水阻隔作为实现他南下主张的天赐良机,哪里还听得进朱德和刘伯承的意见? 
  9月3日,中央收到张国焘的电报: 
  ……葛曲河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毛泽东拿着张国焘的电报,感到非常惊讶,直摇头,他至此才明白,张国焘不仅不同意北进的方针,连他自己的西进主张也放弃啦,实际上他是要南下。 
  尽管张国焘在电报中列举了种种理由,但毛泽东认为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他知道,无论葛曲河的水怎么涨,也绝不会超过嘉陵江的水,更何况四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队,西渡嘉陵江时立了大功,即使葛曲河水涨,无法徒涉和架桥,这支造船队也可以就地取材,造一些简便的渡河工具。所谓粮食缺乏,也是个借口。因为阿坝那些地方,粮食与毛儿盖地区相比要多,张国焘来电也说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总算越过了草地,那么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左路军在阿坝筹的粮食,肯定不会比右路军的少。为什么又不能过草地呢?并且右路军还要带粮食去接应左路军。这两点理由怎能自圆其说?张国焘分明不愿意北上,无非是找找借口而已。   
  冲突白热化(4)   
  这是毛泽东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得出的结论。 
  苦心弥合裂痕 
  毛泽东捏着张国焘的电报,急匆匆地去找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一一商量,大家心里十分焦急,因打开包座之后,如不把握住时机,迅速北进,敌军向北奔集就麻烦了。机不我待,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右路军中的先头部队——一军继续乘胜向北,同时再电催张国焘来巴西会合,中央在巴西继续等待左路军的到来。于是右路军中的前敌指挥部命令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甘肃南部迭部地区的俄界探路开进。而敌在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线的兵力不多,又筑碉堡未成,难以阻挡红军的突击。 
  右路军久等左路军不至,陈昌浩也特别心急,他既是新增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前敌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可以说党内军内都任有要职,他与徐向前一样,都希望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赶快越过草地北来,因为这不是关系张国焘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大问题。因而,他成天往中央驻地跑,向党中央请示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子,如何说服张国焘迅速北上,寻求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与陈昌浩几经磋商,最后研究出一个以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一请示张国焘的电报: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南进更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在研究这封电报的内容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几个人,颇费了一番心思,这恐怕是长征以来措辞极为考究、内容极为丰富、感情极为诚挚的电报。 
  首先,这封电报说明了包座已打开,北进道路已打通,创造了红军向北突击岷州、南坪的有利条件,告诉张国焘,右路军中的一军,已向甘肃南部的俄界进军,是否继续向甘南部的罗达前进,让三军团跟进,把握时机北进消灭敌人。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令人痛心!但能否如此行动,向张国焘请示,因为他是红军的总政委。言辞恳切,态度诚挚,希望北上的心仿佛就在字里行间跳动。 
  这封电报的又一个意思,就是说中央十分尊重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认为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这是毛泽东、张闻天采取的一种忍让的策略,现在团结高于一切,红军处于非常时期,这种忍让是必不可少的。 
  电报说“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把周恩来抬出来,是这封电报的又一个重要策略。周恩来历来在党内军内地位很高,又是中共中央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其资历至少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甚至比张国焘这个政治局委员还高一点。张国焘就说过,一、四方面军中,就只有他与周恩来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其他的都是在以后的会议上增补的。把周恩来这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抬出来,看能否“镇住”张国焘。 
  电报还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口气,讲了何为上策,何为下策。也只有长期跟随张国焘的诤友才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劝谏张国焘北上,因为张国焘不会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动机。 
  这封电报终其一点,就是希望张国焘率左路军赶快北上。 
  尽管如此,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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