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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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英也以个人的名义给张国焘去电，向他通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提及他当时收到林育英给他的第一封电报：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只字未提他同时收到的中央给他的电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中央的电报当作一回事，也根本就没有给中央回电。他只给林育英回电，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同时以“中央”名义向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了毛泽东等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惧怕敌人，放弃向南发展，实行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
中〖JP＋3〗央不见他回电，又给他发了电报，令他取消“临时中央”。
依然无回音。
中央还以张闻天的名义去电劝张国焘：“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的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解决，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利。”并特别说明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直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也不以为然。”
张闻天的电报发走后，依然如石沉大海。
毛泽东等见张国焘既不回电，也不同意取消“临时中央”，便于1936年1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JY〗中央政治局
林育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为配合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个决定，毛泽东等又建议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去电：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JY〗林育英
〖JY〗24日
张国焘接到林育英的电报，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他都可以倒背如流了。他想，让他取消“临时中央”，成立直属国际的西南局，这看起来可行，实际上还是说陕北的中央仍是中央，以后我还要归他们领导，到那时，就由不得我张国焘像今天这样可以自己作主来决定问题了。但他又想，林育英是代表共产国际的，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那么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张国焘不是饭桶，他有着发达的大脑。
经过几天的思考，张国焘巧妙地把皮球踢给了毛泽东。
林育英和陕北的中央，左盼右盼，张国焘终于回电林育英和张闻天，他一方面表示应“急谋党统一”，同时提出：
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毛泽东一看张国焘的电报，就感到张国焘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同时，他也深知此时的党内政治斗争，需要军事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发展作后盾。
于是，毛泽东又开始集中精力考虑陕北根据地的发展问题。
那么，毛泽东什么时候才能把皮球踢回给张国焘呢？
张国焘另有图谋
陕北中央与张国焘并没有中断电讯联系，只是陕北方面改变了口气，每次发电很少以中央的名义了，而多是以林育英、张闻天的名义。这种变化说明了中央在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采取了相忍等待的办法。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6）
不知毛泽东后来是否知道张国焘还另有图谋，反正当时他是一无所知。
读者不会忘记，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为了控制毛泽东等人与红军发生直接联系，把发电报用的密码本都收归张国焘控制之下的红军总指挥部。后来，毛泽东等人与张国焘“不辞而别”，这密码本就留在了四方面军。中革军委就只能同四方面军联系，同其他红军部队失去了联络。
这些红军都在孤军奋战，他们都盼望着与党中央、中革军委取得联系。
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到了1935年9月间，因形势发生变化，焦急地寻找中革军委。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及军委获得国民党要“围剿”红二、六军团的情报，便及时给他们发去了《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任弼时看完电报，有些纳闷，中央的这份电报，一反原来的调子，很有些像毛泽东过去的提法，这是为什么呢？
任弼时把电报递给贺龙。
“嗯，好！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消灭，这个好！”贺龙一边看，一边摸着小胡子，笑眯眯说道。
“这份电报跟过去中央的电报提法有些不一样。”任弼时沉思着说。
贺龙这才仔细琢磨起来，发现不光在战术原则上提法有差别，在战略发展上也不一样。去年12月底中革军委曾电令他们向湘西北发展，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于是，贺龙提议：“是不是发个电报问问，中央发生了什么变化？”
“好，立即发电问一问。”任弼时也同意。
不几天，中央就来电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正如他们猜测的那样，中央的确有人事变动。
贺龙很高兴，说：“毛泽东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我读过他的文章。他能把江西苏区搞成那么大，这就不简单，我看他来指挥肯定行。”
任弼时此时的心情却很复杂，他曾是当初中央派到苏区的“三人团”成员，是他们三人给毛泽东下马威的。随后中央到苏区，把毛泽东扔到一边，结果很快把苏区丧失掉了。从这一事实中，他感到遵义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需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带部队与敌人作战，尤其是与贺龙部队会合以后，在实践中逐步对王明的那一套感到不那么对劲儿。
“是应该总结一下了。中央的军事路线改变和人事上的变动都很正确、很及时，我们拥护。”任弼时旗帜鲜明对贺龙说道。
于是，他们坚决按照遵义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与敌人作战。结果，红二、六军团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红一、四方面军的长征。这时，红二、六军团发展到21000余人。
红二、六军团的节节胜利，震撼了国民党。蒋介石便纠集132个团的庞大兵力，对红二、六军团发动了新的“围剿”。敌人采取在江西用过的那种办法，四面包围，筑堡推进。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他们决定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因而，他们焦急地寻找军委电台，但怎么也寻找不到。
直到1935年9月，他们终于同四方面军的电台沟通了联络，因该台用的是中革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时的规定，二、六军团的同志遂误认为这就是中革军委的电台。当天，即将任弼时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发出：
恩来同志：
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说明此间省委委员姓名，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JY〗任弼时
〖JY〗9月29日
张国焘收到此电后，他应该立即将任弼时的这封电报转发给正在甘肃榜罗镇的周恩来。
但张国焘没有这样做。
张国焘收到任弼时的电报，不免有些兴奋。心想，真是天助我也。任弼时，不就是往日那个任少共书记的初生牛犊似的小兄弟吗？他还能不听我的话吗？张国焘还想，任弼时不给毛泽东去电，而专门给周恩来发电报，看来他与毛泽东也有矛盾。这两个军团如果置于我的指挥棒下面，那力量就比毛泽东的那支部队更大了，我张国焘的分量也就更重了。
想到此，张国焘自个儿笑了。
第二天，张国焘即给任弼时回电，说明29日电收到，并说了省委委员姓名，还特别说：“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签名是：“朱（德）张（国焘）。”
这封电报，既没有告诉他们中革军委在何处，也没有说周恩来为什么没有亲自给他们回电，只告诉他一、四方面军在一起行动。实际上，当时一、四方面军已经分裂了。但因为签名是朱德和张国焘，给人的印象一、四方面军的确在一起行动。在此，张国焘充当了一个实足的政治骗子。
这样，张国焘就以红军总政委名义向二、六军团发号施令，而二、六军团也误认为中革军委就在张国焘那里。
后来，朱德从四方面军电台得知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交界的根据地，转战到滇西北地区，计划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立即向张国焘建议，四方面军暂时在原地休整，接应二、六军团北上。朱德这样做是有更深的考虑，他想待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以后，让贺龙、任弼时等说服张国焘，放弃原来的主张，一同北上，但朱德并不知道张国焘已经背着他做了手脚。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7）
其实，张国焘早已感到这样遥控指挥总不是个事，必须让二、六军团北上，将这两支部队拉到自己手里，因而，在1936年3月25日，二、六军团刚刚取得乌蒙回旋战胜利，进入南北盘江间的地区后，张国焘就以红军总部的名义给二、六军团发了一封电报，说：
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你们决定我们即派队接应你们，如你们尚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
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还提出了过金沙江的五个渡河点。
二、六军团接到这封电报后，与他们拟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相矛盾。为了弄清军委的意图，3月29日，二、六军团向军委发电报请示：
在目前敌我力量，于滇黔边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
我们的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觉大的困难。
国内和国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留在滇黔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张国焘接到此电后，感到问题有些棘手，如果明确让他们北上，将来出了问题不好交待，但又得让他们北上。经过仔细琢磨，他亲自拟了一份电报，于3月30日将这份电报发给二、六军团：
（一）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可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并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二）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三）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应有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四）究竟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这封电报的措辞是非常灵活而模棱两可的，但有两个字却决定了二、六军团的战略行动，这也正是张国焘所希望的。
二、六军团接到电报后，根据电文中提出的“最好”是渡江北上的意图，他们也只能选择“最好”的来执行，并认为这是出于全国革命战争总的战略要求，因此毅然放弃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服从大局需要，决定北渡金沙江，以与一、四方面军会合为战略目标。实际，他们是在按张国焘的意图北上。
当张国焘正在为如何向朱德交待二、六军团北上的问题而劳心费神时，朱德恰又向他提出要四方面军暂时原地休整，接应二、六军团的建议，正中下怀，他当然很痛快地同意了朱德的建议。
这正是同样的目标，却有不同的需要和心态。
二、六军团，就这样被张国焘以中革军委的名义诱骗着行动起来了。张国焘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不过，张国焘也还有他的难处。他正在为二、六军团能否接受他这个“临时中央”而思虑。
当红二、六军团经过数月的血战，突出重周，转移黔东，进至石阡，他们的无线电台在一次同四方面军通讯时，突然出现一个呼号不明的电台插进来呼叫二、六军团。经互相询问，才知是中革军委三局的王诤局长亲自在机上呼叫。为什么王局长要亲自上机呼叫？这是因为中央在召开瓦窑堡会议时，作出决定，“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讯联络”。王诤局长按照二、六军团通讯的波长和频率已亲自在机上守候半月之久了。
同中央的联络恢复后，中央发来一份明码电报：
弼兄：
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留老四处……弟豪。
由于没有密电码，但又为了通讯需要，便用明码加打哑谜的办法约定了一个密码本。通了几次电报之后，中央突然来电指示，暂停直接联络，以后二、六军团给中央电由四方面军代转。任弼时、贺龙还以为中央只是怕约定的密码被国民党破译，也就没有多想什么。
过了几天，张国焘专门发电报询问，贺龙、任弼时回电否认同陕北有联系。虽然陕北来电并没有告诉任弼时、贺龙有关中央同张国焘分裂的情况，但他们已预感到发生过什么事情。不过，当时军情紧急，也没有精力去细想了。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日渐临近，张国焘却显得有些焦虑不安，其中原因还是他那个“临时中央”，担心的仍然是能不能得到二、六军团的拥护。这是一个关系他的政治生命的大问题，不得不找陈昌浩商量。
“昌浩，眼看我们就要同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了，你看怎么办？”张国焘有头无尾而忧心忡忡地问，也只有知情者才明白他问的意思。
陈昌浩完全明白张国焘的意思，想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