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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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
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说：探望毛泽东时，“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何时来”。目前，“因为治病对他确实是十分需要的”。周恩来这样做，使毛泽东的等待有了可以期待的时运。
因为是身体有病，那就意味着病好之后可以官复原职。
毛泽东并没有甩手不干，而是提出养病，给周恩来以斡旋的余地，妙也就妙在这里。
毛泽东离开了他终生难忘的给他带来痛苦的宁都，直奔汀州。因为他的妻子贺子珍在那里，红军的休养所也在那里。
一到汀州，才得知自己又得一子，贺子珍和孩子在一个福音医院住院。
休养所离这个医院约有半里路。毛泽东经常去福音医院，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病员，名叫罗明。
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那时，他腰部受伤，在福音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在病房里，毛泽东跟罗明聊了起来，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虽然被解除了军职，但他还是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所以便问起了福建的情况。罗明告诉他，自从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就进军闽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3000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种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赣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宣传。毛泽东还详细地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讲述了他的作战的战略思想及方针。
罗明听得入神，他坐不住了，还没有等伤彻底医治好，就匆匆出院，他要立即向中共福建省委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并在上杭、永定和龙岩等地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略。
他没有想到，此去竟然引出了一场灾难。
“杀鸡给猴看”
毛泽东走了，周恩来就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挥红军作战，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但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中统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并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
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决定迁入瑞金。这标志着他们的城市道路已彻底失败。
几经周折，博古于1933年1月下旬，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途经福建上杭时，遇见了前来迎接他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
罗明是第一次见到博古。他没有想到中共总负责人是这样的年轻，身材是那样的高大，模样又是那样的英俊，圆圆的脸膛还透着稚气。
“好年轻啰！”在寒暄中，罗明心里感叹着。
罗明与博古的见面，将发生什么呢？
“你是省委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博古望着罗明责问道。
罗明并不清楚博古问话的意图，只是以为博古刚进入苏区，需要了解和熟悉情况，便介绍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你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博古犹豫了一下又问。
“当前，重要的是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因为……”还没等罗明把话说完，博古就很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
博古心想，毛泽东不是被排除在红军之外了吗？怎么还有如此神通把个罗明支配得团团转，他预感到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看。
一路上，博古因此而心里不得安宁，琢磨来琢磨去，他放心不下毛泽东这个人。现在，他从罗明身上已看到毛泽东的影响力，更使他忧虑万分，便寻思着如何向毛泽东下手。
几天之后，博古便到达瑞金。他的到来，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便随之消失，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长官。
博古到瑞金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中央机关选择办公地点。当他来到瑞金县城西面五公里处的沙洲坝时，看中了下肖村一幢古老的杨姓私宅。这幢房子建于1879年，占地1100多平方米。整个房屋是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颇有些古色古香之气。于是，博古便把这幢房屋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
附近还有一幢房屋，也是杨姓私宅，眼下成为“少共中央局”（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即何克全）、秘书长胡耀邦、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少年先锋队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在这座屋子里办公。
乱云飞渡的岁月（8）
博古到瑞金后办的第二件事，便是杀鸡给猴看。
2月15日，博古以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省委的决定》，这个《决定》显示出一种大祸临头，刻不容缓的气势：
中央局在检查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部的一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一个省委书记，并且是一个代理书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竟然被博古高看一眼。因为当时凡是称得上什么路线的，其代表人物必定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如“立三路线”等，可是博古刚到苏区一个月，就大张旗鼓批判“罗明路线”，令人难以理解，就是罗明本人也都感到纳闷。
唯一看清博古此举真正目的的是毛泽东，他觉得博古太过分了。
毛泽东没有看错，罗明挨批，无非是他在汀州福音医院听了毛泽东的长谈，便把毛泽东的一套主张在福建进行贯彻。博古没有直接公开批毛泽东，不是博古不想这样做，而是共产国际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那电报说：“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除此之外，博古还考虑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和威信，怕批出毛病来不好收场，便抓了罗明当替罪羊，可以任意地批。
《决定》公布后，第一个作出响应的是凯丰主持下的少共中央局，于2月20日作出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号召“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
接着，新组成的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作出响应中央局决定的决议，斥责了福建省委一些人“对罗明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
两天后，博古认为时候已到，便从幕后“导演”一下跑到前台，以《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为题，在瑞金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深刻揭露”了“罗明路线”的“实质”，号召全党投入反“罗明路线”的“伟大斗争”。
经博古这么一煽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斗争》连续发表火药味很浓的批判文章。这其中起着定调子作用的文章《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出自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张闻天之手。文章称，“罗明路线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福建省挨了三天三夜的批斗之后的罗明，又奉命前来瑞金检查，一到瑞金就遭软禁。
博古亲自找罗明谈话。此时，两人相见，都不免有些尴尬，罗明沉默，博古出于政治需要，先是安慰了一番，继而单刀直入，说明他亲自来谈话的意图。在谈话中，博古提到了罗明1933年1月底写的《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他为什么要提及这份报告呢？是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在这份报告里，有最使博古刺眼的话，就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所以博古就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至此，罗明才完全明白自己为什么挨批了。
博古还说，不光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指谁？指毛泽东。
当然，这不是臆断。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言时，就这个问题作了检查，他说：“在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其实，博古找罗明单独谈话，目的不在于帮助教育，也谈不上需要帮助教育，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搜索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材料，最终把毛泽东彻底整垮。但罗明那里并没有别的材料，唯独就是他写的那份报告，而这份报告博古早已捏在手里，大不了就是写了“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这句话。
在博古看来，罗明身上没有什么“油水”了，但他不甘心如此罢休。毛泽东已经成为他胸间的一块心病。因为有毛泽东在，王明的路线就要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这一点上，博古倒是看得很准。其实，他博古不就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吗？虽然背后有王明作靠山，但王明也同他一样，书生气十足，关键时刻恐怕也很难靠得住。博古自己对此心里也很明白，所以他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干到底了。
2月20日，《斗争》刊载任弼时的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批评“永吉泰和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
这其中的“永吉泰”和“会寻安”是什么意思？所谓“永吉泰”，就是指永丰、吉水、泰和三县，位于江西的中西部，红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以后，为便于领导，就三县联合，设立中心县委，书记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所谓“会寻安”，就是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亦联合设中心县委，书记便是邓小平。
乱云飞渡的岁月（9）
博古决定抓住这两个中心县委做文章。
原因同样简单，那便是这两个县委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这自然与王明遥控下的博古路线是相对立的，特别是这两个中心县委坚持游击战术，使博古再一次看到了他不愿看到的毛泽东的影响力。他总感到，你们不贯彻我的路线，而总去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于是博古首先拿这两个县委书记开刀。
邓小平于1932年7月调到“会寻安”任中心县委书记，走马上任就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特别是在1932年10月以后，原本守卫那里的红军独立三师奉命调往别的地区，广东国民党陈济棠部队便乘虚而入，向“会寻安”扑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邓小平放弃寻乌县城，开展游击战争。博古抓住这一点，就给邓小平扣上了“纯粹防御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这两顶帽子。邓小平挨批之前已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毛泽覃是在1931年6月担任“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的。他也是采用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不过，博古给他扣的帽子，在名称上与给邓小平的帽子有所不同。指责毛泽覃推行的是“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说这是一种“怕有伤亡打滑头仗”、“怕有疲劳反对追击”的战术。挨批前，已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但是，博古仍觉不够劲儿，他要拔出萝卜带一串泥，带谁？
博古把眼睛盯在了谢唯俊和古柏这两个人身上。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两个人当时都不在那两个中心县委工作。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会和农会工作，参与领导耒阳的肥田暴动，1928年到井冈山后在红军工作，后曾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1932年时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后从事农运工作，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苏维埃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江西省党团书记等职。
这两个人中，只有古柏在寻乌县工作过，但那已是很早的事情了。当然，这两个人与邓小平、毛泽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抵制王明和博古他们那一套。
其实，博古看得最重的还不是这个，而是谢唯俊和古柏与毛泽东有密切的交往，并且他们俩的名字都曾出现在毛泽东的文章里面，这是有据可查的。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就提及他俩的名字：
1930年11月18日，红军放弃吉安，19日我和古柏、谢唯俊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属之蘅田，会合红军主力，21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此次古柏、谢唯俊与毛泽东同行，是因为他俩当时都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完全是工作需要。当然，人都是有感情的，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长了，关系也就密切了，尤其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大家在一起同舟共济，相依为命，特别需要感情的融洽和慰藉。更何况，古柏、谢唯俊与毛泽东早就相识了，并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谢唯俊是1928年随朱德、陈毅部队上井冈山，在红军中担任连党代表、营党代表、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成为总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五师师长后，还与毛泽东经常保持通信联系。而古柏是在1929年1月31日，朱毛红军急行军途经寻乌县菖蒲区，古柏连夜赶去，与毛泽东见面，他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毛泽东在1930年5月去寻乌进行调查工作时，就急着找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这一次，古柏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天，结下了很深的友情。毛泽东也一直没有忘记他，并且在自己写的《寻乌调查》中，两处提到古柏这个名字，而且还不是一般地提一提：
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有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分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有梅和范大明两位先生……
就因为这些，博古后来就将邓、毛、谢、古捆在一起推出来批，并指责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
博古的批判不断升级，批判大军也在不断扩大。有的是别有用心地批，也有的是善意地批，还有的是盲目地批，稀里糊涂地批。
当时有个叫罗迈的人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火药味很浓，但这个人1933年3月才从苏联回国到达苏区，新来乍到的他，见别人在批，他生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