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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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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规律〃之外,我在现代观念体系中找不到结构上同位、功能上对应的更恰当的概念,只得硬译一句。就好像历史规律运行一样,天道运行也是有阶段性的,国运昌或国运衰,三阶段或五阶段,初级阶段或高级阶段等等,运行的每个阶段上都有要承当的特定历史任务,这是命中注定,早已由某大师算好,等闲人更改不得的。

  〃奉天承运〃这四个字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改定的。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里说,在元朝,诏书开头的套语是蒙古语的音译:〃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文言译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为这口气不够谦卑,改为〃奉天承运〃。

  仔细品一品,朱元璋这话确实谦卑了许多。〃上天眷命〃,很容易给人自作多情的感觉天凭什么单单眷恋你?而朱元璋就不自作多情,他尊奉天道,代理天道,体现天道,如此恭敬行事,天还会找别的什么人当代表么?

  〃代理天道〃云云,并非我凭空瞎说,朱元璋的自我感觉正是如此。在废除宰相制度之后,朱元璋感觉忙不过来,便指示秘书班子帮助他严格把关,朱元璋指示的第一句就是:〃朕代天理物〃。朱元璋死后,他的后代给他上的尊谥长达21个字,开头两个词便是〃开天行道〃。此后的明朝皇帝,除了半截被人夺了权的建文帝、景帝和崇祯帝之外,每位名字之前的17个字的尊谥里,最前边的两个词必定是谈天说道的。譬如定陵地下宫殿埋的那位很贪财的万历皇帝,其尊谥就是〃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17个字,前两个词就赞扬他合乎天道的规范。

  总而言之,皇上是真命天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天道。天道是神圣至尊的东西,一个人代表了天道,他的神圣至尊自然也就毫无疑问了。

   



  正德皇上朱厚照,就是我在朋友家看到的那卷圣旨的发出者,闹出过许多笑话。

  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德皇上南巡到了扬州,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王宪,抄发了皇上的一个命令通告天下。通告说,养猪杀猪本是寻常事,但是今年正是我的本命年,而且猪与朱姓同音,再说吃猪肉也容易长疮生病,很不妥当。因此通告各地,不许喂养猪、买卖猪和屠宰猪。如果故意违抗,本犯及一家老小,发配最远的边疆充军,永远不许回来。

  命令一下,各地的老百姓纷纷杀猪,肉多了一时吃不了,便纷纷腌制贮存起来。这条命令显然执行得不错,到了第二年春天,孔庙的祭祖典礼要用猪的时候,果然找不出一只猪,只好以羊代替。

  这则逸事见于明朝人沈德符写的《万历野获编》卷一。为了追根溯源,沈德符同时讲了两个这样的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杀狗的。

  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谏官范致虚向皇帝提了一条建议,说陛下生肖属犬,人间不宜杀犬。宋徽宗接受了这个建议,严令禁止屠狗。沈德符说,这已经成了古今最可笑的事情之一,没想到本朝又出现了。

  我想,如果不提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可笑的不过是二位皇上。如果联系到天道,可笑的就是天道或者〃皇上代表天道〃这种说法了。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恐怕属于特大号的胡说八道。如果不这样解释,我们就只好承认,天道在二位圣上当政的时候变成了猪道或者狗道,这未免又有亵渎天道之嫌。当天道的解释权和代表权固定在某个具体的人的身上的时候,天道的笑话是经常发生的。三五百年的时间抵挡不住我们深厚悠久的传统。

  明末张献忠造反,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这位也宣称顺应天道的造反者。用〃杀人如麻〃这四个字形容张献忠,显然力度不够。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宣布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我读到《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上的这些描写的时候,曾经怀疑写史的人蓄意污蔑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也是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提醒我们警惕的东西。后来,偶然看到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得到佐证,才不得不怀疑我自己的怀疑了。民国《温江县志》卷一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简州赋役,原额人丁8495丁,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这些都是政府为征税而做的统计,后边有实际利益督着,数字有误差也不至于差得太远。(1)

  张献忠凭什么理由进行这等规模的大屠杀呢?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有张献忠立的七杀碑,上边刻着他的理由: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原来,大屠杀也是以天道为根据的,而且仔细想想,张献忠的推理并未违反逻辑。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逻辑地打扮成这副凶相,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在代表天道的问题上,曾有〃民〃从中插过一杠子,企图削弱皇上的代理权,惹得皇上很不高兴。这个拿民惹怒了皇上的代表,就是儒家的亚圣孟老先生。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当了三年皇上,脾气渐渐大了。皇上〃审查〃孟子的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对君主不够尊重的地方,大发脾气,对人说:〃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遂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将孟子逐出孔庙。后来有人替孟子求情,说他讲的道理基本上还是对皇帝有好处的,才恩准孟子回到孔庙。(2)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特命老儒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掉了《孟子》中85条皇上不喜欢的内容。下边我摘录一些被删除的内容,看看究竟什么东西惹怒了皇上。

  1.〃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篇)孟子说民比皇上贵重,皇上不高兴是可以理解的。

  2.〃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孟子在这里把皇上用人和杀人的权力削弱了,需要获得大夫和国人的认可,朱元璋显然有理由不赞成。

  3.〃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孟子这话的意思也很可疑:究竟这天下是天给的,还是民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天子代天理民代表历史规律领导人民前进。

  4.〃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万章)孟子竟然把天的耳目安装到民的身上,如此说,真命天子的耳目又该往哪里摆?

  5.〃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这分明是宣扬造反有理了。

  总之,我看朱元璋与孟子的核心分歧,就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至于天道究竟是什么,应该由谁来代表,无非是这个问题的哲学性表述,就好像〃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著名争论一样。用〃讲政治〃的方法来讲这个问题,一切就显得很明白:究竟是人民听天子的,还是天子听人民的?

  我感觉自己讲政治讲出了一点毛病,再往回找一句:孟子并不是民主主义者,那不是中国圣贤的发明。中国圣贤发明的叫〃新民主主义〃,孟子不懂这个。但孟子很明白〃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道理,很清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滕文公)。孟子无非是想强调一下,治野人也不能乱治,不能任性胡来,要守一定的规矩,不然就有翻船的危险。奈何皇上〃无法无天〃惯了,不喜欢〃规矩〃之类的东西。

   



  朱元璋粉碎孟子进攻数年之后,撒手西归,他的儿子朱棣又在天道与民心的问题上犯了一回糊涂。当时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即位,开始削藩,燕王朱棣感觉到了威胁。道衍和尚姚广孝密劝朱棣举兵造反,和尚与真命天子之间有一番对话。

  朱棣问:民心向彼,奈何?

  和尚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姚广孝后来推荐了两个算卦的见朱棣。如此这般地推演一番,闹明白了天意赞许的东西,于是朱棣下了反叛的决心。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3)

  由此可见,真命天子一时急糊涂了,竟忘了天道与民心并不是一回事。有了天道,民心大可不论。而天道是可以卜筮的,从夏商周三代起,就有了一套凭借卜筮手段领会和理解天道的办法。请注意,这里凭借的是卜筮,而不是民意调查。这是一套遇事查书本找指示的神秘方法。如果皇上本人就是这套书本和指示的作者,竟连卜筮和查找都不必用,开口出来的自然是天音,表达的自然是天意。

  说了这么多,我努力想证明的其实就两句话:第一,天道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叫法,譬如天命天意或者历史规律,但在深层结构上这两者是一回事。第二,天道或者历史规律与民心或者人民利益完全可能出现冲突,这时必定要遭遇究竟谁服从谁的问题,皇上们的固定看法是人民服从天道,因为他本人就是天道的代表。

   



  无论如何,天道毕竟不会自己说话,一定要有个什么代表。既然皇上和起义领袖都未必称职,天道的代表权到底应该归谁呢?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也有过争论。他们的问题是谁能代表〃上帝〃。天主教宣称教会代表了上帝,准确点说,是垄断了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渠道。凭借这种垄断,那些组织严密的人类先进分子就干出了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把他们的追随者激怒了,结果就产生了直接与上帝交流的观点,说上帝就在平民百姓的心里,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用不着那些出卖灵魂的家伙当代理。这就是新教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历史故事。

  后来,在政治领域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议会诞生了,各色人等都在议会中得到代表,替他们立法。这个代表们搅在一起立出来的法,作为各方利益合纵连横出来的结果,大概就好比试验室中模拟出来的天道了。当然,谁也不敢保证模拟得丝毫不差,可是现在似乎还没有发明比这种模拟更高明的寻求大道的办法。我们可以拿这种办法与皇帝代表大道的信念比较一下优劣。像正德皇上那样的人,满肚子山珍海味,满脑袋歌儿舞女,让那些雄性激素和别的什么激素模拟工农商学兵和各族同胞,难道真能搅出一个天道来,而且比议会里搅出的东西更高明?这真是奇怪之极的幻想。

  皇上可以代表大道的高论,在清末民初就有很多人不信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民国号称是人民的国,偏偏不肯让人民当家作主,说要经过〃军政〃和〃训政〃这两个历史阶段之后,才能〃还政于民〃,实行宪政。这套说法的理论根据是三民主义。主义云云,听起来很像是天道的变种。中国共产党人揭穿了这套说法的真实面目,说它的本质是为一党独裁和蒋家王朝的专制打掩护。(4)当然,这种揭露是很深刻的,但我觉得,宣称自己是老百姓的代理人,而且是临时代理人,总比宣称自己是天道的代表进了一步。毕竟他失去了可以永远领导老百姓的借口,失去了永远也不还政于民的理由。


  注:

  (1)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10页。

  (2)转引自吴晗《朱元璋传》,第188页,人民出版社。

  (3)《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姚广孝列传。

  (4)参见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造化的报应



   



  北京街头的十字路口有红绿灯,红绿灯下还有警察。通常还不是一个两个警察,而是四五个警察。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资的,而这些工资来自税收,本来那是企业的利润,可以成为生产的动力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税收可以刺激生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么在警察工资方面的开支能不能减少呢?

  美国的红绿灯下没有警察,人们仍然能遵守交通规则。人们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竟然可以到这种地步:明明没有车辆,一个人在人行横道的路口也会等待变灯。我在赫尔辛基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位中年妇女在马路对面等待变灯,于是我也不好意思横穿空空荡荡的马路,一直等到红灯变绿。在中国,这当然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就是说,在美国和我说的那个欧洲国家,警察的工资是可以省下来的。省了下来,交通秩序并不会变坏。(1)

  但是我确信,中国不可以节省这笔钱。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头,红绿灯下的许多警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警察,只有红绿灯,我确信,这个路口就如同没有红绿灯一样,必定会拥挤得一塌糊涂。不用说别人,我本人也会跟着人们一块去挤。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单方面谦让,别人肯定不会让我,我永远也没有过路的机会。道德的约束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有几个人不理睬红绿灯硬闯,这条路就要堵塞,我们这些打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没有必要遵守了。

  当然,警察的工资也不是绝对不可减少。譬如,四五个也可以减少到两个。只要在岗的人认真负责,应该可以维持交通规则的威严。如此威严久了,再将人降低到两个,最后减少到一个,也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求警察的工作量和责任心大大超过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水平,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我想由此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约束意识弱,道德水准低,导致了政府的臃肿和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原因不在别的地方,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系。我们活该。仅仅收入减少倒也罢了,我们非常在乎的国际面子也大受影响,我们的个人尊严因此蒙上了阴影。

  欧美的红绿灯无须警察压阵,这已经显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国的地铁竟不用验票,因为人人自觉买票,这更显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干什么呢?在日本打投币电话,竟然在中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诀窍,用线拴住硬币,用完了再将其吊出来。这真是极其鲜明的对比。我的一个非常能干也很有教养的朋友在德国吃饭,他说自己遵守了一切礼仪,也按常规付了小费,但是仍然能清楚地感觉到侍者对他的轻蔑。他说,他知道这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侍者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条件相同,宁可与外国人做生意,躲开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失信和欺骗的可能性更高。

  于是,我们的民族就遭到了报应,变成一个令人厌恶也彼此厌恶的民族。变成一个只讲利害关系,一有机会就坑蒙拐骗的人群。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公德水平比我们高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肯遵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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