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79-共和国红镜头 :中南海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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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告了中央。
说来也奇怪，自从第二次取了尿样后，周恩来竟然像忘了这码事一样，也不问身边的人，检查是什么结果？一向注意细节的周恩来怎么会表现出少有的疏忽？大家希望总理不要问他们结果，以免不会撒谎而泄漏了病情。但内心深处又希望总理知道自己病情，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千方百计争取治疗时间。周恩来在医生的眼里，是一个急需治疗的早期的癌症病人，而不是他职务高低。然而，在中央的全盘棋上，周恩来是举足轻重的帅将，肩负党和国家重任，一天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总理啊！
在这里，总理和病人成了一对矛盾！
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不心急如焚，已经患病的周恩来仍然在日理万机，丝毫不关心自己的病情。特别是医生们焦急得声泪俱下：“再不抓紧治疗，迟早尿血的……迟早会尿血的……啊！那时再治疗就……晚了。”
医生们能不哭泣不焦急吗？他们还没有给总理做检查，连病灶部位、大小、症状，这些最起码病情都不知道。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对得起总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日子就这样在恐慌和担忧中度过了半年。
这半年里，周恩来又从容地完成了中日建交的重大工程。
尼克松走后，日本备受鼓舞，立即做出反应。打破1945年无条件投降撤出中国后的27年沉默，急切地步了美国的后尘，向打败他们的共产党中国表达了求和的意思。
既然国门已经向美国打开，为何不能向日本打开呢？
田中角荣决定9月访问中国。
周恩来本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精神，经过20多年的努力，使中日关系从无到有，直到发展壮大成不可逆转的洪流。
中日邦交正常化，凝聚了周恩来的多年辛劳和智慧。
总理和田中角荣会谈的日日夜夜里，让保健大夫们提心吊胆，因为谈笑风生的总理带着“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个“大爆炸”。总理会见外宾时，医生依然坚持给总理尿检，每一次出化验报告，医生们的神经都要承受一次重压，生怕看见大量红血球的报告单。
有时，大家不安地定睛注视着日渐消瘦的总理，为总理用痛苦铸造的命运而悲伤，也为总理坚强的承受力而感动。
《共和国红镜头》第三部分第十一章 人有病，天知否（1）
邓小平从一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下子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这绝对大大触及了江青团伙的权力利益，给他们灿烂的仕途涂抹了可怕的阴影，至少是一道障碍。这是他们最不能容忍的事实。他们把账结在周恩来头上，想寻找时机抓住“小辫子”，一把揪到底……
第一节 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成立
患病后的周恩来对我们依然严格要求，然而，一无所知的我却给总理增添了许多麻烦。
外交活动一多，记者们可有事做了，忙得不亦乐乎，也乐此不疲。
这可急坏了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他们有时面对“无冕之王”一筹莫展。刚把好前门，后门里溜进一帮子记者，前后门都把好，什么时候又出现了侧门。总之，记者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有一次，总理会见外宾的场地记者很多，秩序混乱。外宾一出场就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搞得宾主都很窘迫。他十分气愤，冲着在场的警卫局领导喊：“这都是什么单位的记者？谁叫来这么多记者的？记者一多，场面就乱，又缺乏管理。啊……各家报纸只管自家的新闻，拼命地挤拼命地抢，要管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这个乱劲，还要不要中国的国际威望？”
没过几天，周恩来将分管新闻的领导和警卫局负责外事警卫的领导叫去，提议摄影、电影、电视三家统一管起来。有外事活动好统一协调，统一指挥，以免再发生记者多缺乏管理的混乱场面。
当时警卫局副局长狄福才是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军代表，他和新华社军管组组长张纪之当晚召集新华社、新影厂、电视台负责同志和我们中央新闻组的人开会，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会上商定成立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他们提议我担任外事摄影协作组的组长，新影厂的牟森、电视台的李华为副组长，还确定了六名拍摄记者的人选。
7月14日，也就是会议的第二天，狄福才同志将会议情况和人员组成名单写成书面报告了总理。没想到当天总理就批阅了。
他用铅笔在报告眉头批示道：
拟同意。即送康生、江青（暂不送）、春桥、文元同志核阅。退外交部、中联部传阅后，退张纪之、狄福才同志办。
周恩来
1972年7月14日
7月21日，我们第一次以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的名义拍摄艾尼大使任期届满的告别宴会。
宴会晚上7点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举行，各国使节均被邀请出席宴会。
这样的活动，这样的场景，我已是“身经百战”，可以说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然而，作为一名冲锋陷阵的“士兵”，或许我是杰出的。作为一名初上“战场”的指挥官，我却是缺乏指挥经验的，所以导致“初战失利”。
第一次统管摄影电影电视的拍摄，我心里没底，特别对我不熟悉的电影电视的拍摄。结果我将照相拍摄交给了组里的另一名摄影记者，而自己跟着电影机子拍摄。
万没料到我认为最熟悉最好拍的照片出了乱子！
“总理叫你！”警卫员急匆匆地把我从电影摄影机旁叫开。
什么事？警卫员也不回答我，只是快速地带我穿过宴会的桌隙，走到主宾桌前，总理用我所熟悉的严肃眼神盯着我：“你关键时候不起作用！”
“我？”
“你！”
我不知总理为何而发火，望望他异常严肃的面孔，又不敢问，只是规规矩矩垂手默立。
“我和阿富汗大使握手，有两分钟，你们的摄影记者叫都叫不回来。嗯，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有这事？我吓一跳。“我去问问。”忙转身去找那位闯祸的摄影记者。
记者也知道自己捅下漏子了，吓得躲在宴会厅边上的过道里。一见我，可怜得差点没哭出来。“我不是不给总理照，我……机子里没胶卷了。”
嗨！这……我又好气又好笑，摄影记者没有胶卷，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你怎么不多带些胶卷，这下好了，总理正发火哩。”我埋怨道。
“这不能全怪我，外交部只交代我拍一张总理和叙利亚大使握手的镜头……”
我一听这话，愈加哭笑不得：“够呛！你怎么这样死性呀！总理和谁握手你都要拍，完了外宾是要和你要照片的啊！”
“我哪知道，我又没有经验，第一次……”记者苦着脸小声嘀咕。
“怪我没给你说清……”这时我的心猛然一紧，一道锐利的目光从不远的地方射来，投在我们身上。我的天，是……是总理，原来他一直注视着我和记者，和他目光相遇后，他朝我招招手，我心颤颤地跑了过去。
“怎么？他还不服气！”
“不是不服气，他的胶卷用完了。”
“什……么？这不是奇怪的事情吗？拍摄照片机子里没有胶卷。这样怎么工作！”
“是的，他正在作检查呢。”我赶紧为记者开脱。
“等会……等会找你说话！”
总理生气地丢给我一句提心吊胆的话就转身和身旁的外宾交谈了。
今天这顿批评我是吃定了！我怏怏地离开。还没走几步，后门又有人叫：老杜，总理叫你。
不是待会才找我吗？反正早批评晚批评都是个批评。我便硬着头皮又走到总理身边，连怎样检讨的话都想好了。
“老杜，你立刻去社里放大两张主席穿便装的照片，作为礼品送外宾。”
我满脑子装着挨批评的准备，怎么全都对不上口了？竟不甚理解地愣怔望着总理。总理见我愣在那里，说：“唉，你还有什么事？”
还等挨批评？反应过来的我二话没说，转身疾步就往外走。总理大概见我神情古怪，不放心地在后面叮咛了一句：“宴会结束时你要送来，我还要去主席那里，请他签字呢。”
我选好底片，到社里的冲洗车间放大。因是急件，很快照片就出来了。我一看，还真亲切哩。这些年看惯了毛泽东穿军装的照片。自从林彪摔死后，我的镜头里就再没有看见毛泽东穿绿军装。
这一忙，我倒将摄影记者闯祸的事给忘了。
回到宴会厅，宴会还没有结束，我将照片交给总理，转身准备走。“哎哎……别走……你们记者只管照指定的，照完就走，叫都叫不回来。更叫人奇怪的是机子里没有胶卷！这像个记者吗？”总理又续上了刚才的责备。
“总理，我有责任。我没有过细地安排和组织。”
这是真话。我的确没有想到新记者拍摄这种大场景缺乏应变能力。这不能全怪记者，我也缺乏经验，自己是搞摄影的，就放松了摄影，把精力放在电影和电视上，造成工作被动。
总理见我态度诚恳，火也消了一半。“资产阶级的记者抢着争着照……你们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碗饭好吃，不费劲。是不是这样？老杜。”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他也笑了。“这事我批评了你，是要你管好手下的记者。不要把我的话当耳旁风。记者一定要管起来！”
我默默地点点头。
这时李先念走到总理的身边，耳语了几句。总理即起身往外走，原来外宾已在门口等着和总理握手告别。
虽说我这时松了口气，可心里不是个滋味。第一次活动就搞得这么糟，惹得总理发那么大的火，实在不应该！
“吃一堑长一智”，这以后，只要有活动，我都要亲自向记者交代注意的事情和检查设备。如果是重要活动，我就要自己拍摄，决不敢有半点马虎和疏漏。
说也奇怪了。总理在以后的活动里，只要是脸生的记者，他都要紧盯着多看几眼，还要向我询问几句记者的情况，生怕记者再捅漏子似的。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里总理和外宾合影，记者用的是立式大相机，人家都准备好了。这时，总理却高声叫道：“老杜呢，叫老杜来照。”搞得人家记者挺难堪，我也弄得不好意思。当时我想，谁拍还不一样？干吗搞得人下不来台。
总理却不这样认为。
“你们拍的照片外宾要带回国内，你们的拍摄就是中国水平的拍摄。拍得好坏，不仅仅表明拍摄技术和材料质量的好坏，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素养，工作态度的水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你们的镜头就是对外介绍中国领导人的窗口。”
听总理这么一说，心里还真的受到了震动。以前拍摄照片仅仅是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从未将小小的照片放在这样的高度联想过、比较过。为什么总理对我们记者严格要求，有时甚至近于严厉，在我有了比较具体的体验后才有了深刻的理解。在中南海，我们已超出记者特定职业的含义，在我们拍摄活动中，我们不仅要使用记者共性的眼和耳的具体器官，我们还要启用记者个性的思和想的抽象功能。我们不允许有充分自由的想像力，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完美的表现力。
总理不仅在工作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中他也不放过我们的枝微叶细的毛病，并能准确地“借题发挥”，叫人心服口服。
我记得在1970年我刚被总理“救”了回来，紧接着随总理去朝鲜访问。
金日成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他们拿出朝鲜最有特色的狗肉宴。从冷盘到炒、煮都是狗肉，无论是色泽还是造型，十分精美。我也算是个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人了，可我的食谱却不和我的足迹并驾齐驱，无论我怎么进行现代旅行，味觉却是原始的，保持黄土高坡的本色。我看着满桌的狗肉，傻眼了，又不好吱声，就悄悄地跟服务员要了一盘朝鲜泡菜，这很像家里常吃的酸菜。
周恩来坐的主桌离我们工作人员的桌子还隔着好几张呢，可怎么发现我……或许他以前就知道……或许他只是偶然发现……反正我与生俱来的狭窄味觉被总理发现了，这该是多么狼狈的时刻！
总理举着酒杯，绕过旁边的桌子，来到我们的桌前。总理敬酒，我们都起了身，同举酒杯……总理这眼光咋这奇怪？瞅我啥呀！我慌乱地避开他的视线……“同志们工作辛苦。我借东道主的好酒，敬大家一杯！”
“总理辛苦！”
“大家随意。”总理自己先抿了一口。
“干！”热烈、清脆的玻璃杯撞击声在我们几个爱喝酒人的手里格外悦耳。嗓管一阵热辣，酒“仙”汩汩地涌进心窝。
总理没有离开，又将我刚才避开的奇怪目光投向我。我开始惶然，不知做错了什么？一无准备，便束手无策。
“老杜，你为什么不吃狗肉？”
噢……就为这个！
“总理，我从来没有吃过狗肉。”
“没吃过就不吃？没吃怎么知道好吃还是不好吃？人家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菜，你却不吃，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也是对人家的劳动不承认嘛。”
这么严重！我不敢吭气了。在我的感觉里，仿佛猪才是可食的肉，而狗不是。虽然狗肉已变成佳肴发出诱人的喷香被端上盛宴，可我只将它当成满足视觉的艺术品。
“今天，你一定要吃一块。尝尝味道，看是不是能吃？你呀，这是偏食！”
大家掩嘴偷笑，等看我的“好戏”哩。
我没有办法，不吃，总理肯定不依。伸出筷子在跟前的盘子里胡乱地夹了一块，往嘴里一塞，几乎没沾牙边就直接吞进胃里。
大家哈哈大笑，说猪八戒吞人参果也没杜山这整吞的水平。
总理也跟着笑道：“你呀，看起来倒很机灵，怎么就没有味觉呢？”
俗话说“十个傻子不同样”，我想我就是属于第十一种傻型。越是高级越是昂贵的好东西在我嘴里越是不屑一尝。大家十分客气地送我一个雅号：高级土八路。正如20年后我出纪念总理画册不要分文稿酬被大家诙谐称为：廉价处理的议价老头。
我的偏食毛病不知怎地传了出去，有一天，我去叶帅家给他送照片，叶帅约我第二天去他家吃午饭，我欣然答应。
第二天上午，我如约去了西城区柳荫巷叶帅的家。好热闹！一大家子哟。
第一道菜怎么是盆汤？噢，我想起来了，叶帅是广东人，广东菜就是先喝汤后吃菜。
叶帅指着汤对我说：这汤是鸡汤。我知道你不吃蛇肉，蛇肉汤最后上。
叶帅不会骗我。我放心大胆地盛了小碗鸡汤。一喝，嗳，真鲜香！一口就喝了一碗，接着又盛第二碗，汤刚到嘴边，只听见叶帅的女儿“扑哧”一声……
“笑什么？”
刚才还认乎其真的叶帅，这时也沉不住气了，随着全家人放声大笑：“哈哈……老杜，这是蛇肉汤哟，你喝了一碗还不够，还要喝……两碗，哈哈……”
“啊，你们怎么不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