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79-共和国红镜头 :中南海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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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眼前的场景打动了，心里直痒痒。怎样才能拍上照片又不淋湿镜头？“哗”又是一盆水朝我泼来，我被激出了主意——脱下衣服包住相机，只露个洞给镜头取景，至于是不是能对准焦距，全凭视觉目测，靠运气啦。
“咔嚓……咔嚓……”我的手摸着衣服里的相机，不停地按动快门。
水在空中斜来斜去地飘洒，人在地上跳来跳去地躲闪……水声、笑声、歌声、叫声汇成了涨潮的河淹没了仰光的大街小巷。
我好不容易从水天水地里逃了出来，回到宾馆。不等擦干身子，就一头钻进“暗房”冲洗照片。洗出一看，嗨！没想到竟拍成功了——
湿淋淋的周总理，正用手从水钵里往外泼水，尽管脸上淌着水，可水中的笑容比任何一次都要欢快。
这是多么难得的放松，多么欢乐的瞬间啊！
真可谓福水呀！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二章 第一次随周总理出访东南亚（2）
第二节 友好访问变成吊唁活动
噩耗突然传来——柬埔寨国王逝世！周总理接到电文，用手支着下巴，阴沉着脸，许久没有说话……
离开缅甸后，代表团又访问了尼泊尔和印度。
我们即将结束印度访问时，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柬埔寨国王英年驾崩。噩耗来得这样突然，叫我们全体成员瞠目结舌，不可思议。后天，这位国王应该站在我们到达的机翼下……怎么就长眠不起呢？
周恩来接到电文后，用手支着下巴，阴沉着脸，许久没有说话……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我们工作人员私下以为，总理一定会取消这次友好访问的。柬埔寨国王突然病逝，全国肯定沉浸在突如其来的悲哀中，再说新国王还没有即位，我们就是去无论如何也没有兴高采烈的情致，这友好的气氛肯定要被悲哀所代替。
第二天，我们接到了正式通知，前往柬埔寨访问的计划不变。
离开宾馆时，我们行李里多了两套衣服，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颜色全是白色。打开白色衣服，里面裹着一条黑色领带。
我们很惊讶，这几十套几乎贴着我们每个成员身子做的服装，是怎样在几天时间里，变戏法似的变出来的？事后我们才知道，这都是总理的安排。他果断地决定，代表团成员每人做两套白色丧服。中山装，在国内制作；西装，在印度做。要快！衣服在印度工人手里加班加点，日夜赶制。
我们的飞机在印度机场欢送的人群上空旋了几个圈，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历史悠久的宗教文明古国在视线里愈来愈远，愈来愈朦胧……举国哀悼的国家却愈来愈近……
友好访问变成了沉痛哀悼。
我们进飞机不久便开始换衣服，所有成员全部穿上白色西装，扎上黑色领带。我穿好衣服后，走进后舱，总理和陈毅也已经换上了白色西服，我不由得为总理的安详、肃穆和英俊的风度而震惊。不知不觉举起了相机……“咔嚓”，总理没有抬头，视线在一行行文字里移动……我的镜头又对准了陈老总，我无声地笑了。他那已发胖的身躯罩着白色，愈加显得臃肿。不过老总毫不介意，也越发地潇洒，白色更赋予他诗人的气质。
飞机平稳地停在人群中央。我飞速地瞄了一眼窗外，心绪被机场上白花花的丧服晃得乱糟糟的。白色的列队，白色的礼花……舱门打开，我和以往一样先跑下舷梯，站在一旁等拍周恩来和东道主握手的镜头。一会儿，周恩来一身素装出现在机舱门口，他没有立即走下舷梯，而是在舱门外停立了片刻，他神情庄穆、凝重，迈着迟缓的步履走下梯阶。他的身后是陈老总，接着是白色队伍从机舱里蜿蜒而出……
立在舷梯旁的年轻王子，诺罗敦·西哈努克眼中浮动着闪闪的潮光。他十分感激中国政府在他沉浸悲哀时，在他的国家沉浸悲哀时，给予了最真诚、最难忘、胜似兄弟的友情。
我们代表团在金边市区访问时，没有想到被臂带黑纱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人们虽然穿着白色的丧服，可是友好热烈的情绪却像一团火，融化了城市连日的悲哀气氛，也融化了我们心头不安的担心。人越围越多，最后连我们的汽车也寸步难行了。尽管警察使出了浑身的力气，也无法将狂热的群众拦到车道线以外的地方。西哈努克亲王笑着和周恩来一起下了车子，走到群众中间，这时人们将早已准备好的用鲜花编制的花环戴在了周恩来的脖子上，不一会，周恩来的身上坠挂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没法靠近的群众就将花环远远地抛过来，顿时花瓣像飞扬的雪片，遍地开花似地撒了一街。
我被这意外的场景振奋了，也顾不上身上雪白的西装，挤在人群里抢拍这一幕幕感人的镜头……
到宾馆稍作休息，在取得西哈努克等人的同意后，周恩来于下午前往灵堂，向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的遗体志哀。他和陈毅在前国王的遗体前安放了两个巨大的花篮。随后，他又到国王御座殿拜会了西哈努克的母后和摄政委员会成员。当晚，柬埔寨摄政委员会主席西索瓦特·莫尼勒亲王（他是西哈努克的舅父，曾在西哈努克放弃王位时，投票赞成西哈努克的父亲担任国王）在金边克马林宫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招待周恩来一行。柬埔寨王室虽然还处在国王辞世的悲痛中，但从中国总理的真诚来访中，得到了一些慰藉。
正是这样的亲密关系，60年代初，西哈努克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到中国来学习，让柬埔寨驻华大使兰·涅特把他们交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自出面做三位王子的监护人。周恩来对有关部门交待：这是西哈努克亲王对中国的信任，要为三位王子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学校，安排好他们的教育、管理以至生活。他还指示学校方面：对三位王子在汉语、英语、数学、纪律、品德教育方面要求严格，并指定专人予以帮助；但在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劳动课等方面则不要像中国学生那样要求。三位王子中除了瓦纳王子因故中途退学外，其余两位一直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在学习，且成绩都很好。西哈努克对此很满意，并多次表示感谢。
尊重、理解、平等，使年轻的王子在以后几十年执政生涯里，无论太平盛世还是流离失所，他始终对中国一往情深，把中国看成可靠的大后方。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二章 第一次随周总理出访东南亚（3）
第三节 将援越抗美进行到底
尽管周恩来和胡志明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党，但由于两人私交甚深、感情深厚，他们在一起就像老朋友那样自然、随意，没有拘束。
中国代表团访问了缅甸、印度、柬埔寨以后，再次前往越南访问。
1960年5月9日，当周恩来和陈毅乘坐的专机离开金边进入越南上空时，由于气候原因，飞机无法在河内机场降落。要选择另外一个气候稍好的机场。经越方提出，周恩来同意转降义安省省会宜安市机场，因为这里是胡志明主席的故乡，周恩来也想顺道去看看。
当天，周恩来在胡志明的故乡下榻休息。越南的乡村集镇显得格外自然古朴，大家短暂地享受了这里的乡野风光。5月10日上午，天气好转，专机再次从宜安机场起飞，抵达河内嘉林机场。走出舱门，范文同率10万市民夹道欢迎，并带来了胡志明的问候。
这次访越，周恩来还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举行了三次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越南党的中央领导表示，中国党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统一祖国的斗争，并在经济上提供尽量多的援助。在周恩来将要结束访问时，胡志明主席在主席府举行欢送仪式和宴会。主席府的院子里专门备下了露天座位。当胡志明和周恩来就座时，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戴着红领巾拥了上来，他们把手中的红领巾分别给敬爱的胡爷爷、周爷爷和其他领导人戴上，然后像在亲人面前一样，席地坐在胡志明、周恩来等人身边。更可爱的是有几个孩子干脆把手放在胡志明和周恩来的腿上。大家高高兴兴地坐下观看场内的表演，其情其景，宛如一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
周恩来和胡志明在一起，尽管两个都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党，但由于私交甚深、感情深厚，双方感到自然、随意，没有拘束。
有一次，胡志明登门回访周恩来，谈话开始前，我们要拍照，只见胡志明和周恩来都热得满头大汗，但只好衣冠楚楚。刚拍完照，胡志明就一边脱衣服一边催周恩来：“太热，都赶紧把制服脱掉，我先脱。”若要在别处的外交场合，周恩来绝对是制服整齐、风纪扣严实的，既然是老大哥胡志明带头，他也毫不犹豫脱去制服，穿上了短袖衬衣。后来几次在胡志明的主席府，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新闻记者拍完照，胡志明立即把制服脱掉，他与周恩来都没有把对方当外人。
有一次，胡志明秘密来华，与周恩来商谈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问题。周恩来专程陪同胡志明到武汉，在这里，他们又一起回忆起过去。1927年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于5月下旬至7月下旬在武汉主持中央军事部的工作，这期间胡志明到过武汉，两人度过了一段合作共事的岁月。
那次两人再聚武汉，不免有些怀旧。周恩来设宴招待胡志明，饭后，胡志明习惯性地看看四周，想找个东西，可是，没有。这一细小的动作被周恩来观察到了，他早有准备，轻轻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根用纸包着的精制牙签，递给胡志明。胡志明惊喜地说：“你记性真好，还记得我要用牙签。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其实，这只是周恩来细微地关心人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对胡志明这样的老朋友，周恩来更是深知他的生活习惯，自然要照顾得更周到。但周恩来听了胡志明的夸奖，笑答：“我不过是中国的一个勤务员罢了。”
1966年7月，正是越南战火纷飞的时期。胡志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谴责美国轰炸河内、海防和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行，并指出：“对越南来说，没有比独立和解放更宝贵的了。”这句名言成为越南人民的座右铭。就在胡志明《告全国同胞书》发表的当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说：“不管美帝怎么办，中国将继续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随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援越抗美到底。”
几天以后，首都百万群众举行声援集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仅次于“文化大革命”接见红卫兵的盛大集会，以表示中国人民支持胡志明《告全国同胞书》，支持越南人民抗美的决心。
《共和国红镜头》第一部分第三章 “大跃进”之人祸天灾（1）
1958年8月，毛泽东又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在南宁会议点名批评了周恩来，而且十分严厉。周恩来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但他心里非常清楚，时间一到，滚烫的钢水会立即凝聚成冰冷而沉重的负担，压在中国人的身上，自然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一向严于律己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又一次把自己违心的检查送给了毛泽东。
第一节 毛泽东点名批评周恩来
1961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也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人祸的显露阶段。
从1957年起，神州大地开始发生政治大“地震”，先把50多万人打成“右派”。到1958年，一曲共产主义“狂想曲”，把一辈子受苦受穷的人民都鼓动了起来，梦想着早日走进粮食成山、食油成河、钞票作废的“神仙乐园”。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从土疙瘩里升了天。毛泽东看到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卫星”，由衷地高兴。他多么希望他的人民幸福富裕，一夜之间摆脱贫穷走进共产主义！“浮夸风”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目光紧紧吸在“卫星”的表层。在中南海肯定和赞许声中，一系列的“大”出现了：大办农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食堂……好像没有一个“大”字打头，就失去了人定胜天的力量。
周恩来不是三年“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他在这场热闹非凡的大运动中，却一直处在挨批评的地位。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里少有的长时间的失意。早在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有一年就要完成，冒进的苗头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经济建设速度过快，突飞猛进的背后似乎预告着某种灾祸，惊人上涨的数字不一定是个好预兆。他开始考察、思考，进而感到不安。
这一年，我已经在新华社中央新闻组工作。一次我被派去拍摄毛泽东参观日本工业展览会。我第一次发现毛泽东会像一个孜孜以求的学生那样，对日本工业的各种展品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重工业的展品，几乎每个都仔细询问，还亲自上去操作一番。但是走到轻工业展厅，他的目光就匆匆了许多，当他看见一个木头模特儿时，眼神是那样惊讶。
我当时就觉得毛泽东非常重视重工业，因为他的目光中透出那种渴望强大的信念。
一年后，就是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开始研究设计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据说周恩来和分管经济工作的陈云一同磋商，提出控制建设速度，适当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保证重点，提防脑子过热。当他把这个报告提交中央会议上讨论时，毛泽东说话了：劲可鼓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10万个。经济工作有进有退，主要还应该是进……这话的含意非常明白，叫周恩来不要保守，不要反冒进。
在周恩来身边的同志都知道，中央许多问题上，总理都是高姿态，委曲求全。他虽然在意毛泽东含蓄的批评，但更关心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和老百姓的安危幸福。他曾经冷静观察形势，希望让时间说话。可是全国的经济建设不但猛烈过热膨胀，而且迅速演变成了全民性的“大炼钢铁”。到了1958年8月后，神州大地已经被星罗棋布的小高炉熏烧得滚烫滚烫，任何冷静的思考都会遭到无情抵制，甚至批斗。再说，在人们热情空前高涨的“熊熊烈火”中，很难有人能不受熏陶不被感染而保持冷静的头脑。
此时，中央在南宁召开了会议，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
会上，毛泽东面对大好形势，又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重提周恩来想压缩基本建设计划的往事。这次他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点名批评了周恩来，而且，十分严厉。周恩来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但他心里非常清楚，时间一到，滚烫的钢水会立即凝聚成冰冷而沉重的负担，压在中国人的身上，自然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一向严于律己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又一次把自己违心的检查送给了毛泽东。
到了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直言“犯上”时，毛泽东却把周恩来架了起来，使他无法回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