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 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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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每一个这种组织都有着双重的目的，一个是公，一个是私。当国家对你进行教育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公的目的，即要以有用的知识来装备你，也有一个私的目的，即要使你愿意为腐化的政客们的好处而纳税。你的报纸之存在，公开地是要供给新闻，私下里则是要把它办得能增进老板的利益。你的政党有一个公开的纲领，它表现得为国为民；但是假如你既不年轻也不天真，你就知道一个政党如果胜利了，大概就考虑党纲要为它的目的服务，那就是为了某一个集团的人而不是为了另一个集团的人来弄到公家的钱。至于教会么嘘！别做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必须划出一条界线；我要肯定，除了教徒们的永恒幸福而外，没有一个教会的名人是曾经片刻考虑过任何别的事情的。
研究各种组织的历史表明，出于对它们发展规律的无知，人类有许多最优秀和最伟大分子的种种理想主义的努力，都浪费在被证明了只是有害的方向上。例如，让我们来看看方济各传教团。在全部的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比圣方济①更可爱的人了，他以一种自发的爱情不仅仅爱全人类，而且爱禽兽、爱太阳、星辰和风；他的德行是那么自然地流露着，以至于他永远是幸福的。毫无疑问，他的信仰有点头脑简单；他做了一次长途艰险的跋涉去见苏丹，希望能使苏丹皈依基督教。但是无论如何，这种企图比起十字军的同样徒劳无功的方法来，要更加无害。他创立了方济各传教团，希望能传布他自己的博爱精神；他相信不应该有任何机会去追求自我，所以他采用了传统的三大誓：贞洁、贫穷和服从。但他的第一代的继承者就沉沦于奢糜并反叛了教皇；他的后继者们变成了教皇党和皇帝党历次野蛮战争中的募兵，并且和多明我教派一道主持了异端裁判所那些骇人听闻的迫害。有一个时期，少数的方济各派其中奥康的威廉②几近于是最后的一个始终是忠实于他们的创立人的精神的；但是从14世纪以后，恐怕就很难指出有任何好处是人类有负于这个传教团的存在的了。
这一发展之中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东西；如果圣人具有更多的世俗智慧的话，他也会预见到这一点的。在一个荣誉的名称的神圣盾牌之下，各种可憎恶的事都是有可能的，那在别的方面又会造成灾难性的耻辱。在许多虔诚的日本人的心目中，民族的罪行是可以以佛的名义得到宽恕的。再去谈那些数不清的屠杀、迫害和抓巫人，都曾以基督的名义被人认为是神圣的，那就显得是多余的了。我们可以再靠拢一下自己的家园，并可以指出林肯的名字在随着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而来的那段腐化的时代里，是怎样地成为了保护一伙无耻恶棍的一面盾牌的。所有这些都是阴暗的反思，但是我并不满足于得出一种懒惰的愤世嫉俗的教诫。正确的教诫乃是，对各种组织的演化进行研究，应该是着眼于怎样才能避免我们正在考虑的这些灾害。
某些组织在完成它们原来的目标时，在很长的时间里取得了成功；另有一些却很快地就失败了。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是为了促进科学而在16世纪成立的，从那时候以来，在它的会员之中一直包括有英国科学界最优秀的人士。而另一方面，美国皇家学院（Royal Academy）却以未能识别最优秀的画家而声名狼藉。与此相似的是，在法国Institut［法兰西学会］很恰当地识别了科学的才能，而法兰西学院却排斥了大多数最优秀的文学界人士。那原因当然是，科学的才智要比文学艺术的才智更加毋庸置疑。但是圣洁性却要比艺术的才能更加难于识别，因为历代的伪善者已经完善了保护性的模拟的技巧。因此，一个组织假如只有当它的领袖是圣人的时候才能够做好事，那就可以肯定，不久以后它就要开始作恶了。
对于一个组织，我们要考虑三桩事：它向公众提供了什么？它向它本身的一般成员提供了什么？和它向它的领导们提供了什么？其中的最后一项，在实践上是太经常地要压倒前两项了。这一点可以应用于许多不同的领域。比如说，一个人在市场上提出要推销最好的肥皂。他用巧妙的广告使得公众相信了他。然后他把他的发明卖给了一家公司；公众发现了它在弄虚作假，于是公司破产了，但是肥皂的发明者本人却仍然保有他自己所发的财。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某些南美洲国家里，独裁者们的惯例是要掠夺人民大众，直到他们激起一场革命；他 们把收益投到国外去，并且随时有一只快船升火待发；停泊在他们首都的港口里等待着他们。在革命一旦开始时的那一瞬间，他们就开始逃往巴黎，此后就安享快乐。这些政治上的独裁者，就有似于我们企业中的肥皂制造商。但是这类人还不如那些能成功地保住了自己权力的人们那么有害。任何一个组织，不管它所宣称的目的是多么理想，都可以蜕化成为一种暴政，除非是大众在自己的手里保持着某种有效的办法来控制领袖们。民主政治就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惟一办法，但是它将不会是一种完全有效的办法，除非是能把它扩大并伸展到一直是把它排斥在外的经济领域里面去。这一整个主题的根本材料，只能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到。
一个世界国家假如建立了，是不是就会稳定？这个问题就是属于有关组织的科学的一个问题，因此就是一个可以期待着历史学来加以阐明的问题。要说（像是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凡是未曾发生过的事就永远都不会发生这就是一种谬误的论证了。居鲁士大帝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辽阔帝国，并且由于建造了良好的道路系统而能够把它凝合在一起。罗马帝国还要大，它是由于有了更加良好的道路系统而成为可能的。显然的是，飞机在远比罗马道路系统更高得多的程度上，在使得更大的国家成为可能这一点上，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因此我们就有理由期待着它将促成新的政治形式的创立，并且特别是它会使得一个世界国家稳定，假如它能垄断了空中权力的话。要创立一个世界国家是有着许多严重的障碍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如果它一旦存在的话，将会很难保持下去。
怎样以最佳的比例把纪律和自由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时代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必须很快地解决，假如我们要避免无政府状态和独裁制这一对对立的危险的话。自从希腊的兴起以来，在这上面就一直有一种摇摆，既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但是无穷无尽的跷跷板游戏肯定不会是人类智力所能指向的最佳值。迄今为止所发生过的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一个种族或民族在僵硬的传统体系之中慢慢地在积累着被压缩了的精力，那是终于要冲破它的束缚的；旧的习惯首先是在舆论的领域里崩溃，然后则是在行为的领域里。最伟大的创造时代，乃是舆论是自由的，而行为却在某种范围内仍然是旧习俗的那些时代。然而，终于是怀疑主义冲破了道德的禁忌，社会变成了无法维持的无政府主义，于是自由就被暴政所取代，而一种新的严厉的传统就又逐渐地建立了起来。在希腊，荷马的英雄们都有一种固定的行为范式，并且还有一套即使是破坏者也不会怀疑的道德法典。到伊士奇鲁斯①古老的僵硬性多少是松弛了但仍然存在着，然而智者派都孕育了怀疑，于是攸里披底①就感到惶惑无主了。结果，在一个异常之辉煌的时代而后，便是一场普遍的沦丧，最先是道德上的，然后就是在他们的优越性的各个方面。严峻的罗马人把羁轭加给了他们，然后又轮到罗马人自己变得先是智慧了，然后就软弱了 。基督教要比以前的任何宗教都更严厉，它又创造出一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群体的精力被驯化了，而个人却僵化了。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的纪律又崩溃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天才与个人主义的短暂时期，但不久就被西班牙人和宗教反改革运动所扑灭了。与此相似，浪漫主义运动导致我们今天的独裁制。但是我们必须说，英语民族要比欧洲大陆的各个民族屈服于这些摇摆更少一些。
要解决自由与纪律之间的这一两难局面，我们就显然地必须求之于一种妥协。我们不能赞许根本就不容许有个人成绩的地盘那样一种社会体系，也不能赞许过分的个人主义在其中使得整个社会体系都不能安定的那样一种社会体系。有人会论证说，智力和道德之间有着一种根本性的对立，惟有愚昧和迷信才能使人善良，而一个知识上得到了解放的人就注定了是会完全自私的。不过，这是一种蒙昧主义的理论，它对于道德和智力都采取了一种错误的观点。在对青年的教导中，当真正的道德和迷信的道德是无望地混淆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们是很难把这两者分开来的。假如你被教导说，发誓和偷窃是同样的罪恶；那么当你认定发誓是可以容许的时候，你就会下结论说偷窃也是无害的。真正的道德决不会是智力就可以推翻的那种东西，而智力也决不会必然就促成自私心。只有当大公无私是出于错误的理由而反复加以灌输时，情形才会是如此，并且又只有是在它的视野是受到限制的时候。在这方面，科学就是文化中的一个有用的因素了，因为它有着一种为智力所无从动摇的稳定性，并且它会产生一种非个人的心灵习惯，能使得人们去接受一种社会伦理而非一种个人的伦理，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而历史学对于无政府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于一种死气沉沉的传统主义这两者，或许都是一种更好的抗体。
有少数的社会，由于过分的个人主义和怀疑主义而消亡了；其中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就是主要的范例。它们在消亡之前涌现出来过大批的天才，使得全世界迄今都在受惠匪浅；他们对于全人类所做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假如他们是庸庸碌碌地受人尊敬而存活了下来。而他们消亡的方式也并非是通常的方式。通常的方式是变得沉溺于保守主义 ，既恐惧着前例又害怕创新，于是就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完全僵化了。更多的民族之沦于毁灭，乃是由于惧怕变化更有甚于喜欢变化。除非是能够容忍例外的个人这些个人的行为和他们的邻人的并 不正好都一样否则就没有一个民族是能够长久昌盛的。人人都知道，在艺术上、文学上或者科学上有伟大成就的人，在青年的时候往往是乖僻的；这种青年时代的乖僻如果不能被人容忍的话，那么在成年的男人和女人中间就不会有什么伟大的成就了。但是尽管人们懂得这些，却仍然很难在教育的实践中使之得到体现。人的生活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着眼于群体，并且怀着一种希望要对群体做到有用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应该一样，因为突出的服务就需要有突出的个性。
以上我已经谈过了历史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可能是既有趣味的而又有教益的，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具有一种更为普遍的功能，或许比以上的任何一种都更为重要。我们的肉体生命是限定在一小部分的时间和空间之内的，但是我们的精神生命却并不必受此限制。天文学对于扩大我们心灵的空间领域所做的事，就正是历史学对于增大它的时间领域所做的事。我们个人的生活往往是令人沮丧的，有时候甚至于是痛苦得难于忍受。但是从历史的透视来看我们个人的生活，把它当做是全人类生命中一个无限小的片断，就可以使得无可避免的个人灾难不那么难以忍受了。尽管历史充满了盛衰浮沉，但是却存在有一种总的趋势，我们从中仍然可以感到某种满意；我们比我们的祖先知道得更多，我们更能够驾驭自然界的力量，我们所遭受的疾病和自然灾害要更少一些。确实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彼此防范对方并保护自己；人对人始终是危险的，仍然是像过去那样，但是即使在这方面，至少也有了初步的改善。暴力现在主要的是有组织的、政府的事，于是比起更原始的时代的突发性的、无计划的暴力来，也就更容易想像出来结束它的各种办法。
对历史的透视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什么事件和哪种活动有着永久的重要性。大多数伽利略①同时代的人，把三十年战争②看得比他的发现远为重要得多；但是对于我们则显然的是，这次战争是三十年光阴的虚掷，而他的发现却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当格拉斯顿③拜访达尔文时，达尔文事后说：〃受到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拜访，是多么的荣誉。〃他的谦逊是可爱的，不过也表明了他缺乏一种历史眼光。许多事情例如党派斗争可以在当时激起与它们真正的重要性十分不成比例的激情，而最伟大的事件则有如高山的顶峰，尽管是雄踞在远处，却被视界较近的前景给遮蔽了。要学会从它们的历史背景去观看当代的事物，并把它们想像成它们若是在过去时所会呈现的那样子这种习惯会有助于健全而冷静的判断的。神学家向我们保证说，上了在很有限的程度上，但是就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言，它却有助于智慧和思考的洞见。我们生活在目前，并且我们必须在目前行动着；但是生命并不都是行动，而且当行动是从一种广阔的视野目前就在其中失去了它那感情执著的尖锐性出发的时候，那便是最好的行动。人是都要生和死的；有些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鸿爪，另有些人则传给了后世某些好的或坏的东西。思想和感情被历史所扩大了的人，会希望着成为一个传递者；并且希望着尽可能地传递下来会被他的后人所判断为美好的东西。
（何兆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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