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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徧执批判-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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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与土耳其因为分别居于非洲和欧洲交界处(土耳其实际上横跨三洲),所以他们的“交界”文化特色消弭了宗教组成可能有的特色,他们在地理上的“过渡”导致了宗教文化的“过渡”。他们构成了明显的混合型,西班牙尽管人口主要组成是天主教,土耳其尽管主要人口是穆斯林,但他们体现出的政治气质却是基本相同的。并且,由于西班牙的殖民将其社会与文化特性传导于拉丁美洲,使这一地区美洲文化明显地区别于北美洲。南美洲同样人口组成主要为基督教徒,但是民众却具有明显的非典型欧洲国家所具有的散漫、乐天、狂放与自由,这种文化特性几乎与西班牙如出一辙。    
    亚洲方面的中、印板块中令人意外地走出“亚洲四小龙”,这是超出常规的。我有一个理由来解释这四个特例的合理性。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小”,我们就从“小”来看问题。第一,他们“小”到不足以作为板块代表,所以不足以推翻亚洲模式;第二,船“小”好掉头,操作性与地理和人口大国不在同一个水平级上,这样的变异也较容易获得。    
    


第六部分:走近西班牙平息军事政变

    话题重新回到西班牙。卡洛斯一世得以在西班牙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尽管有平息那场军事政变的功劳,但更大的原因在于,整个西班牙人民在经历了难忘的血腥战乱和36年的独裁之后看到妥协与和平发展的可贵与可能。由于西班牙历史上派别林立,这时候只有王室的“超然姿态”可以统领这个国家。王室的这个政治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英国、日本等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稳定在特殊的时期必须要靠王室的政治超然性出来摆平,它成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所在,使团结成为可能,国王之受人爱戴,有时候其地位看起来仅次于“神”,所以王室有一种类宗教特性。    
    在现代国家里,王室的存在成为“国之衡器”。中国早已经彻底失去了这个法宝,不复存在。在抗日时期,让清朝遗老出面为什么没有成功?首先,清朝是少数民族,并不是中国汉人文化的典型代表;最重要的是,中国向来没有江山失去之后再请老皇帝回来的传统。再则,中国的皇帝血统太多,为什么一定要请溥仪呢,请明王后代行不行?欧洲国家,包括西班牙都是一脉相传至今,中国早已经乱了套,每一个皇朝都是另起一个血统,无从找起,所以在中国也不存在王室的什么“超然”凝聚力了。    
    在环保意识浓厚的今天,杂草成为一种不能简单评价的存在。在良田中间它是多余的营养侵占者,但在沙漠它却是受人珍视的财宝,它是绿洲的形成和捍卫者。贵族制,贵族传统,尤其是王室贵族的严格传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传统法宝。至今,大多欧洲王室的继承人都不允许与平民结婚,甚至与普通贵族都不可以通婚,必须是王室之间的通婚才可以取得王位继承权。当然这个传统随着一系列的世界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平等精神的深入人心,某些王室已经开始修改宪法允许王储与平民结婚,但西班牙宪法至今仍保留了王储必须与王族结婚的条文,否则不能获得继承权。由于王室越来越少,实际上王储选择结婚的对象在全世界一般只有十几个人,所以改革是必然的,否则岂不是让王储永远保持钻石王老五的身份,已经35岁的西班牙王储就至今未婚。    
    正是西方这些看似顽固死板的王室教条,客观上保护了西方贵族传统、包括王室传统的存在。试想:一个随随便便的事物由于没有明确过硬的原则很快就会在历史上消亡,西方的贵族传统是如此地坚不可摧、水泼不进,所以他们最终作为一个传统而流传下来,而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挥姓庑┕婢亍S腥怂档饺褰獭案蠢瘛庇跋熘睿侨褰讨械难鞘ッ献犹岢隽嘶实鄄恍芯汀耙孜弧钡摹翱鳌彼嘉?    
    在贵族传统如此刻板的欧洲,不可能频繁发生平民起义夺取政权的事情。另外,欧洲国家间的通婚使他们结为一种实质上的同盟,任何国家有打破这个王室传统的,不仅是其他国家不接受的问题,而且所有其他的国家皆有义务消灭之。事实上这个结局导致了西方国家的相对稳定,给人民休养生息带来了一定空间。相对来说,中国没有贵族传统,所以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农民起义的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发生,这个不断摧毁不断建立的过程是个巨大的社会浪费,形成社会结构的极度沙化倾向。不提无形文化资产的保留,有形文化资产的保留也是困难的。在今天一个小小的西班牙境内就有100多所王宫,1000多所贵族城堡,1万多个教堂。号称具有5千年历史的中国呢?就古代历史的遗迹,中国人大多只能从墓室里看到往昔的辉煌。许许多多的文化传统失传了,他们多少是随着王朝的覆灭而消亡的呢?    
    贵族传统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文化继承者和发扬者,他是土地不可缺少的固沙良品。    
    西班牙在许许多多方面与中国接近,今天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王室在社会改革中不可思议地充当了急先锋,在弗朗哥去世后,国王自己首先提出并坚定地主持了民主政治改革,从而把西班牙领上了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而中国却永远不可能有皇帝了,就像中国永远没有了童话一样。也好,真的也好。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梁启超

    我古文不灵,很少敢对中国古代名贤感兴趣。因一个偶然的因素我决定逼自己一回,不看他们的原著,读读他们的传记也可以啊。我挑选了梁启超。不知道怎么回事,找他的传记却颇费周折。    
    梁启超在天津的“饮冰室”已经在2001年被今人修整一新。看着照片上的小楼,我觉得这就像一种象征,100年来任风雨凋零破败不堪的一处房屋,在21世纪的中国突然被装饰一新,光鲜起来,就如搁置百年的“立宪”话题一样在这个世纪初被许多人有意无意间碰落蒙尘,让人们眼睛一亮。亮过之后,唏嘘不一。而这个话题在中国最早一批的发起者之中,最为显眼的人物必定少不了梁启超。梁启超作为立宪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一生以及他的思想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的地方呢?时代毕竟已经过去近100年了。    
    很奇怪在王府井书店这样的地方梁启超在传记的那个区域并没有找到,并且我花了相当长时间,十分认真,只买到了李希所、胡志刚两人合著的《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还有一本系列征集稿的汇编《梁启超与饮冰室》。后者多为千字小篇组成,可做零碎补遗,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所以我集中阅读了前者。好在这本书主要是讲梁启超的。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书店传记那个角落里充满了其他人的传记。就中国近代史洋务运动人物的传记大量充斥着,比如曾国藩、李鸿章等等。也可能是我看得不全面,或许在其他楼层也有,但专门放置人物传记的显著位置却没有梁启超传记,这是事实。我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人们心态的象征?人们对体制内的温和改革更为关注,而稍显暴烈的革命已经被我们这个民族所渐渐抛弃了?要知道在21世纪军阀混战的年代,还有更为激烈的革命,那些人不知道在传统纸媒中怎样,比如孙中山等人在网络间随意的文字中已经受到了尖锐的质疑。梁启超的身份多少有些尴尬,既不是孙大炮这样的革命者也不是李鸿章这样的标准体制内的人。人们似乎忽略了他的这一身份,或者说这个模糊的身份在中国向来是不引人注意的。中国人喜欢黑白分明的人物。插图《太后》61 李鸿章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但我们却有幸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我想这是时代的进步,民族的智慧,我们或许正在走出一个道德代替理智的传统思维。    
    为了一个特殊的缘故,这个复述的过程中我可能会故意偏重一些细节,同时这也会加强故事趣味性,只是篇幅会格外的漫长起来。    
    按照书中的顺序,从梁启超的童年和家乡说起。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这个地方距崖山很近,想必他经常有机会过去,并且在望孙成龙的祖父那里接受到一些初级的传统政治熏陶(顺便插一句,梁的爷爷尽管是个穷秀才,但是他奶奶却是提督千金。其祖父母的结合已属奇特,而他自己的婚姻更是离奇,16岁的梁启超才气横溢引起社会广泛注意,乡试中举之下主考官竟然把堂妹许配给他。封建社会由于科举的特殊选拔人才,多少阻止了等级在婚姻中的表现)。    
    关于崖山这里有个典故。南宋末年遗老依然与元朝抗衡了多年,流浪的皇朝在中国的南方一直存在并威胁着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在忠臣陆秀夫的保护下成长到7岁那年,他们的末路在崖山这里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陆秀夫在元军围追堵截下先是把妻子推下大海,然后自己身背7岁的皇帝跳海自杀。这悲壮的一幕政治风云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想必埋下了深深的印痕,在后来他自己写就的历史风云中同样的悲壮逻辑也在延伸。    
    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从这时起,中华民族才第一次真正在西方人的枪炮中认识了西方的真正存在。这是一场革命,真正的革命,它惊醒了每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世界,反思中国,面向未来,提出新的对策”。同时他也惊醒了一个走向腐朽的王朝。    
    1851年元月11日太平天国运动在洪秀全领导下在广西爆发。这次运动波及18个省,历时十几年,直到1864年“天京”才被湘军攻破。这个运动严重动摇了满清统治。而洪秀全所在的广西花县距离梁启超所在的新会县大约只有一百多公里。时间又如此接近,社会的动荡与历史反思肯定会使梁启超比其他人更近一层。    
    以上就是梁启超出生的时代背景和地理。这本身就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无论人们个体上怎样个性,其实都逃不出时代潮流的挟裹,在大环境下写个人的小篇章。时代造就人也。    
    简单说,梁启超禀赋超人,自小便是当之无愧的“神童”。也可能是这个自身特殊经历导致了梁启超政治哲学中很明显的“政治超人”架构,每一次他的政治举动都没有其他考虑,第一就是“强人政治”。即便“天才”与“强人”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异,但是依然有相因之处。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一个有意思的近代中国人出人头地的四条路:读书或出国留学,挤进上流社会;当兵以军功成就军官;工商变富翁;冒险造反与现政府对抗,“成者王败者寇”。但梁启超却成功地在“官”与“学”之间不停转换,并且彼此辅成,最后既是政治显要,也是大学问家,实在罕见,也足见梁启超有聪明过人之处。    
    梁启超到底有多聪明呢?这条成长的道路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成举人,二十五岁成为政治新星,二十九岁主编《新民周刊》,成为20世纪初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1929年以56岁英年早逝,却留下了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著述。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进化论和因果规律

    梁启超年轻时的历史观基本上属于进化论和因果规律论,在晚年他才对此进行质疑。他认为历史还是有循环的一面。我个人认为历史既有规律,也有偶然因素,两者都要考虑才会“经济”而全面。    
    梁启超在日本期间,与孙中山等有严重的政治分歧,随即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梁启超尽管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他坚决反对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历史违背了梁启超的愿望,他反对的事物一个跟一个地在中国接连发生,先是暴力的“辛亥革命”,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    
    其实在梁公的思想中也没有看到以“现代化”为圭臬的世界思想体系,恐怕在他那个时代只能看到西方的强大与民主体制之间的关系,尚看不到这个体制背后的深层联系,当然那时更没有一门理论叫“现代化学”。国民素质是他关注的一个方面,但没有到深思反省的层面。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切除肾手术中好肾被误切,这个偶然的医生素质底下或者业务不精导致了一代大师的最终丧命。其实民众各个层面的修养素质积累,尤其是从业精神的规范与培养,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根本所在,政治我以为只能解决表层的社会关系,最根本的是历史推动者是人民。而梁启超被屡次卷入政治革命,实为不得已,非心所愿。    
    梁启超思想文化方面的中心可以由作者的这段话得到总结:“梁启超毕生追求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献身维新变法,企望以非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形态的转换和政权的更替,面向世界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以现代的新理念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呼吁提高国民的现代文化素质”。即便在今天看来梁启超的思想还是具有相当的前瞻性,这主要得益于他眼光的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过分要求他思想的现代性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这是整个中国的局限,同时也是他政治身份的局限。有时候我想,假如他舍弃政治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会这样呢?他能够成为一个跻身世界的思想家吗?我没有答案。但是他确实被提名过诺贝尔奖,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个罕见的荣誉。    
    书中作者归纳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分为三个层面递进:一。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学物质文明;二。“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侧重于资本主义制度;三。1915年新文化运动集中于欧美的资产阶级文化。我狗尾续貂:四。1949年对中国的现代化社会进行组织结构上的初始化;五。21世纪中国全面反思并全方位开始现代化冲刺。    
    按照作者上面的说法中国人“软”的“硬”的全学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没有使中国顺利走上现代化道路呢?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方面可供讨论:第一,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相容,需要时间;第二,不在上层,而在民众。这两个问题不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现代化终究难以完全实现,只能部分实现。我也说过,从标准的君主制过渡到现代民主社会,一般也需要100~200年的震荡沉淀,假如我们从1840年算起的话,或许中国人已经有了光明的希望,至今已经150年矣。原发型的现代化社会这一过渡需要更长时间,后来的民族与国家借鉴他们可以节省大量时间。这里面还有一个量的问题,人口众多的复杂性又加一层,困难更大一步,所以我喜欢说不急不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偶尔有年轻人说,人这一生有几个十年啊,等不及。我总想,人实际上生活与生命都没有具体的目标,重在体验的过程,“那一天”实际上“飞矢不动”,“那一天”实际上与我们都没有关系?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投身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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