徧执批判-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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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实际上与我们都没有关系？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投身政治

　　　　说梁启超一定要说康有为。戊戌变法也是“康梁变法”嘛。康长梁15岁，为梁师。康也是广东人，1874年的一天，17岁的康有为在康家两万多册的藏书楼中翻出了《海国图志》、《职方外记》等书，读后眼界大开，对西方世界发生了浓厚兴趣，并且亲自到香港考察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展开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反思，对今后中国的改造之路有了自己的想法，中西方比较成为康的思想中心。看起来这是一起偶然的事件引发的一个年轻人的思想变化，但是实际上也是时代的必然。这时候已经有一大批学者在关注并翻译西方的著作了，比如魏源等人。　　　　
　　　　康有为根据自己的考察发表了许多怪论，并且在北京参加考试期间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写了《上皇帝书》，但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他的报国之志没有得到实现，他的文字根本就没有到达皇帝那里，而是被扣押下来。他提出：如果不变法，中国将难保，清廷将危在旦夕。1890年康全家迁往广州，开馆讲学，梁启超成为他的学生。　　　　
　　　　后来广州一带为什么成为革命志士的聚集地，我想这不是偶然的，与广州这个特殊的地域还是有一些联系：首先是由香港认识西方的便利，然后是康有为讲学并带动的梁启超等一批人的影响。也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南北已经有许多方面的区别，比如政治比如经济文化等。并且这些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中国。　　　　
　　　　“1894年是维新运动由思想准备走向实际行动的转折点，也是梁启超涉足政治的起点。”这年3月为会试梁启超第一次来到北京。康有为编写的《新学伪经考》等在北京流传，守旧派官僚以为这是对正统经典的诬蔑，是“惑世诬民”，应当像孔子杀少正卯一样除掉康有为。其实在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梁启超闻讯后“惊恐万分”，四处活动，最后在光绪皇帝老师翁同和的帮助下才幸免于难。但康书还是遭禁了。　　　　
　　　　当年春夏之交，中日战争迫在眉睫。日本天皇亲自募捐的同时，中国的慈禧太后却正在为自己的六十大寿忙活。1895年春天，康梁共到北京会试，在天津闻听清军大败，并且他们遭到日人搜船。4月《马关条约》签定的消息传出。为反对议和，为反对割让台湾，前来北京参加考试的台湾举人痛苦流涕。康梁集合18省2000多名举人开会，在慷慨激昂中通过了《万言书》。当场签名的有13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其内容主要为：拒和，迁都（西安），变法。　　　　
　　　　从现代看，尤其是我看，这次“公车上书”活动还是比较理想化的知识分子的天真举动，但是却为康梁带来了声誉，并且他们的政治主张第一次公开在京城亮相，同时也透出了社会要求改革的信息，影响是巨大的。从此梁启超也决心投身政治。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维新变法

　　　　其后康梁认识到要变法只有这三条途径：一。利用学会，建立变法的组织和队伍；二。办报刊宣传自己的思想；三。通过教育培养维新人才。最后他们选择了“二”，但也没有放弃其他两途。1896年《时务报》创刊，共出69期，旬刊。他们以此为阵地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梁启超是主笔，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而且不止一篇。很快《时务报》风靡海内外，一时洛阳纸贵，梁启超也名声大振，此时他还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呢。梁启超的文章主要在这几方面：1。开启民智；2。呼吁变法；3。抨击现实；4。介绍西方社会；5。对各种现象和人物进行“叙论”。　　　　
　　　　湖北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也对梁启超另眼相看，在宾客纷纷的嫁女当天，听说梁启超求见，竟撇开宾客与梁长谈，“至二更乃散”。张还重金邀请梁留下来做两湖书院院长，被梁拒绝。梁以为张是他的知音，实际上张在大方面上赞同梁的主张，但对梁的言论却认为过分，并且指示人暗中干预《时务报》。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最后导致《时务报》内部的分歧，梁启超在1897年11月奔赴湖南操办事务学堂。在这里他与谭嗣同开始了密切的接触，蔡锷成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　　　　
　　　　回头看那个时期的体制内，其实有许多开明人士，比如张之洞，还有陈保箴等，再明显的有李鸿章等上层人物。尽管他们本身由于各种原因自身有一定的保守性，但正是由于这些开明人士的大量加入，才从根本上彻底破坏了清王朝的根基。假如没有这些人的呼应，清朝政权仍将是铁板一块，康梁这些书生的呼吁也就得不到贯彻。　　　　
　　　　他们变法的瓶颈到底在哪里，我倒是愿意一半用规律来解释，另外一半用偶然。因为假如不是慈禧当道，光绪本人是很赞同变法的，但也不能排除光绪的变法心理来自对摆脱慈禧挟制的希冀，从而慈禧极力阻抗变法实际上也成为一种权力的报复。假如不是这种双重领导体制，变法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难说。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看到这个国家必须要变，否则就要亡国。光绪更为急切一些。假如没有慈禧，中国是否会顺利走上“明治维新”的道路，这个可能是存在的。但这个“变”毕竟意味着在体制上作出对于皇家权利的摊薄，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事情，无论怎样开明的皇帝在不是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都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利，但部分放弃恐怕还是可以商量的。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插图《太后》36　慈禧的生活照　　　　
　　　　梁启超他们的事务学堂还是受到了很多保守派的怀疑。这个学堂不仅为晚清社会的许多重要人物提供了一个思想充实　　　　
　　　　的机会，同时它为20世纪初期一大批湖南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革命的根基。从这个角度看，梁启超这批人在历史上的影响确实深远，我怀疑还对于毛泽东这批人也有一定的影响，未必是具体的思想，而是一种潮流和文化气质的继承，当时的湖南成为相对开明之地想必是应该的。　　　　
　　　　梁启超结交了许多维新志士，谭嗣同就是其中一位。但是他们两个经常是见面就吵，吵后就好，当然全部的分歧都在维新而不是私人小利，是真正的莫逆之交。　　　　
　　　　这期间为了改变中国人口素质，他们从解放妇女入手，号召设立女学堂，尤其是放小脚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　　　　
　　　　实际上就统计数据来看，完全可以说梁启超他们戊戌时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全国新办学堂185所，报馆64个，书局10个，学会103。假如没有这个基础，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将是没有根基的。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百日维新

　　　　1898年在中国干支旧历属戊戌。这一年光绪大婚，慈禧必须还政。在风雨飘摇的末代余辉中，20几岁的光绪害怕成为亡国之君，改革成为他思想的重要内容，这得到翁同和的赞同。看到康有为上书后，光绪拍案叫绝，但颇费了一番周折他们才得以相见。1998年4月，变法组织“保国会”成立。　　　　
　　　　在保国会的第二次集会上，25岁的梁启超登台演说，痛论国家亡于知识分子的空论，他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持“维新变法”。保国会开始在全国蔓延，引起保守派的恐慌，许多人纷纷退党。梁启超因为主张废除八股科举，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万名举人集结起来要殴打梁启超。　　　　
　　　　但变法是大势所趋。1898年6月11日，光绪“昭定国是”，百日维新开始。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而这些变法的主要参考资料就来自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陆续被光绪接见。　　　　
　　　　传记的作者认为，慈禧一直坐观事态的发展，偶尔也给光绪一点颜色看看。太后的主意是，先让你闹个够，最后一网打尽。“帝党”与“后党”势力悬殊，慈禧不太把光绪放在眼里。还认为，“改革说到底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引起激烈的新旧之争”。比如废除八股取士就使举人丢了饭碗，改革官制，又触犯一批官僚，等等。作者这样说也对，但仅仅看到“利益”分配这一点，肯定是短视的，时机的成熟与否也很关键。假如你要和平改革，那么起码要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但实际上从上至下都有巨大的阻力，可谓既无上层完全支持，也无群众广泛支持，就是一些书生意气。对这点20世纪末出现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而我个人是完全同意黄的论点的。我将把黄的学说集中放在一起总结。　　　　
　　　　各种矛盾在加剧，所有人都闻到了火药味。9月，“后党”认为废除光绪的时机已到，他们准备迫使光绪到天津阅兵，然后借机行动。眼看光绪帝位不保，维新失败，一帮变法的书生必遭杀身之祸，25岁的梁启超竟然号啕大哭起来。他马上与谭嗣同等联系，动员一些绿林好汉进京，意在捕杀慈禧，保卫光绪；还有一个考虑是借用袁世凯，让袁救驾。　　　　
　　　　袁世凯在衡量了得失之后决定倒向势力更大的慈禧，但是他明里却伪装支持变法，还信誓旦旦，不过同时私下他又对慈禧那边的人说他绝对不会倒向光绪。撒谎，在西方是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政治家绝对不能有撒谎的表现，在中国人这里只是一个计谋而已。光绪等人被袁世凯蒙在鼓里。但是他们怕袁世凯有变，特派谭嗣同在18日深夜拜访袁世凯。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身带凶器，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并且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其实这时袁世凯的态度只说明了他是一个没有自己政治主张的军人，也不能过于苛责，处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已经骑虎难下，最后哪边获胜袁世凯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他在做谁胜跟谁的准备。　　　　
　　　　21日，荣禄带了几个人不由分说就把皇帝绑了，光绪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北京开始大乱。不过从后来变法人员的搜捕来看，当时的政府机制反应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地慢。康有为这样的头号要犯竟然化装出逃成功，最后到了日本。而梁启超当时正在会馆里高谈阔论，策划袁世凯杀了荣禄之后的下一步行动，小伙子闻变大惊失色。谭嗣同与梁启超商议，救皇帝已无希望，救老师不见踪影，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等死是惟一的出路。谭嗣同劝梁启超赶快逃走。插图《太后》135　被爷爷痛恨的袁世凯　　　　　
　　　　梁启超在惊慌失措中跑进日本使馆，用笔写下自己的处境。当时的驻华公使林权助正陪日本首相一腾博文聊天，梁苍白的脸上“飘浮着悲壮之气”。梁说只有一死以报天下，林说不可死，随时可以躲到使馆来。吃了定心丸，梁启超回到自己的寓所收拾行囊，据说带了不少钱财。当时日本使馆那里已经人声鼎沸，但梁启超竟然又一次平安地在夜晚混进使馆。农业时代的效率问题根本不是今天的人们可以想见的！第二天谭嗣同也来，声明为“酬圣主”将慷慨赴死，让梁启超为国家继续努力。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忠臣数不胜数，不得已便也罢了，但类似这样的主动赴死，从古代就有屈原，在谭嗣同之后据说还有王国维等人，大多数为道德所遣，我觉得在西方历史中是十分罕见的。所以说，中国文化的中心实际上是道德，而这个道德已纷繁变种又演化于中国人的各种行为之中。　　　　
　　　　25日，谭嗣同等人被捕，刘光第则是自投入狱，其实恐怕前几个也基本上等同　　　　
　　　　主动投狱求死以“酬圣主”。28日“六君子”被杀害。　　　　
　　　　9月24日，梁启超在化装之后在日本人保护下逃到日本天津使馆。据说梁一下火车就被暗探盯梢，但梁行动迅速竟然甩掉了密探。25日，又经过一番化装他们钻进一艘已经准备好的日本船内，向塘沽方向划去。一个小时后巡警赶来，他们把梁启超误认作康有为，声称康有为在船上，必须接受搜查。日本人拒绝听命，为避免外交麻烦，激烈争论2个小时后巡警决定派人回去请示荣禄。随后日本人竟然蛮横地赶剩余的巡警下船，并继续航行。26日凌晨，他们见一日本军舰停泊于附近，经过商议，即获得同意让梁上船。后来荣禄派人到军舰要人，遭到日方断然拒绝。　　　　
　　　　在读到以上的细节时，我常常被两个事实诧异：一个是当时中国人的效率，二是日本人为什么愿意收留梁启超这样的革命党人。这样的维新人物实际上会使中国最终强大起来，并且维新变革的背景是中日战争。实际上后来中国的一系列革命人物都曾在日本获得过帮助或者支持。我很好奇日本政府对这些人的态度，难道只是他们之间的友情在起作用？还是另有情节？我没有答案。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袁世凯出卖维新

　　　　梁启超在日本与康有为相见，后来，他把家人也接到了日本。在这里，梁启超遇到了红颜知己何小姐，出于一夫一妻的革命誓言，梁启超拒绝了这桩婚姻，但后来他还是与照顾他的丫鬟相爱并偷偷结婚，所以他实际上有两位夫人，共有14个孩子，9个成活，4个后来成为共产党员。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是他的儿子，而儿媳妇林徽因的父亲则是段祺瑞政府时期梁启超的同事。　　　　
　　　　在日本期间为行动方便，梁启超取日本名“吉田晋”。自从日本避难期间，梁启超恐怕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免不了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且从此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与康有为的距离拉开。他研究并发表了大量有关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新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文字，据说都有新颖见解。在日本14年的时间，梁从翩翩青年成为成熟的中年，而且有机会到澳大利亚等西方社会去考察。日本社会本身的变革过程想必是梁启超最熟悉的了。我认为这段在日本居住的生活会使他的思想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假如说唐朝是中国向日本大规模输出文化的阶段，那么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是日本大量向中国输出政治文化的一个阶段。但是为什么中国最终没有学成日本呢？原因在上面我已经提到过，“大”是其中一个原因。　　　　
　　　　作者这段话我不能同意：梁启超“惧怕革命会造成社会大乱，中国从此会国将不国；他认为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可能建立共和的民主政治。总之，革命不可以救中国，改良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梁启超的看法不能讲百分之百地全错，有些看法颇有见地。但是清廷已经腐败透顶，又拒绝任何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改革的时候，惟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的看法恰好与作者相反，我认为作者所持观点明显为新近几十年的时髦观点。梁启超的观点很对，革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孙中山之后带来的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接着是日本大规模入侵，甚至连清末的安定生活也没有了。假如君主立宪制呢，和平过渡就避免了大量的流血与灾难。假如是同样的结局，而只是少了流血，那么我也挑选改良。改良还是革命，只是触动了“上面”，下面的问题同样都没有得到解决。恐怕梁启超还是更注重“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