徧执批判-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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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实质垮台以后，梁启超就回到了国内，并且他投入了袁世凯的怀抱。当初是袁世凯出卖了维新，今天梁启超又与仇人合作，这就需要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胸怀。梁启超认为，只有“强人”能够救中国，当时的强人就是袁世凯，这也是梁启超接受康梁变法没有军队支持导致失败的教训。而事实上袁世凯也非常欢迎梁启超归来，他说梁启超的一支笔可抵千军。当时国内几大党也需要一个理论家来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这样一来，当梁启超回到国内时就受到了想像不到的热烈欢迎。袁世凯看到宋教仁所带领的国民党势力越来越大，就秘密授意几个党派联合起来成立了“进步党”，梁启超是实际的领袖。两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宋教仁在1913年被袁世凯暗杀。孙中山开始“二次革命”，武力讨袁。但梁启超在这前后却“欢喜万分”，他幻想自己一展政治宏图的时机就要到了。
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却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梁启超利用袁世凯手中的权力希望建立“开明专制”，逐步推行民主政治。而袁世凯心里只把梁启超看作一个书生，也是利用梁启超去与国民党作对。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打倒国民党，再利用进步党组成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最后爬上皇帝的宝座”。而梁启超的具体理想就是做上财政总长。谁知南方革命失败，重开国会，当他们兴冲冲地商榷内阁名单时，梁发现袁已经有了一张早已拟就的人选名单，那上面没有梁启超，重要的职位都已经有了安排，只有农林、教育和司法还？兆拧Ａ浩舫帜栈穑炀芫敫蟆＝┏中砭茫浩舫镁褪眨邮芰怂痉ú砍さ闹拔弧Ｓ捎谀诟蟪稍倍辔缁崦骱椭狄导遥哉飧瞿诟蟊怀莆暗谝涣魅瞬拍诟蟆薄Ａ浩舫谕糯蟾梢环乱担Ｍ痛丝梢婪ㄖ喂ㄉ枵嬲淖什准豆埠凸？
按照一般程序，应该先订宪法后选总统，但袁世凯却要求倒过来，梁抗议，僵持一段时间，最后大家只得同意袁世凯的安排。选举时袁世凯怕落选，派大批军警把会场团团包围，如果不选他大家就别想回家，可有一些议员就是与袁作对，故意不选他，投票到第三次才通过。袁世凯作为大总统马上向内阁开刀，最后国会形同虚设，已经瘫痪。1914年1月，袁世凯终于公开停止了所有议员的职务，声称要组织一个新国会。至此5个月的内阁彻底垮台。但为了拉拢梁启超，袁世凯又任命梁为币制局总裁，梁为解散国会的痛苦之后又因此机遇而异常振奋。但袁世凯处处阻挠梁启超的改革行为，最后梁只能“愤而辞职”，并发表了脱离政界的宣言。随后袁世凯大造舆论，为复辟做准备。1915年袁克定曾邀请梁启超试探梁对于帝制的态度，遭到梁的断然否定。他们又派梁的好友劝说梁入围，结果梁向这位朋友发出了断交信。
看来梁启超对于改良主义的态度不等于倒退保守的态度，更不是留恋帝制，他有明确的底线。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深知梁启超文字威力的袁世凯送来20万巨款以换得此文永远封存，但梁启超婉言谢绝了重金，把文章抄送给袁世凯。袁世凯没有得到梁的保证，就威胁一旦发表后果将不堪设想，梁启超索性发表在北京《晨报》，对袁世凯的帝制建立形成最沉重的打击。在袁世凯向帝制奔跑的同时，蔡锷与梁启超已经开始秘密商量日后的讨袁。插图《人类》87 拿破仑的加冕仪式 大卫 油画 法国 1806年
袁世凯这样的倒退“复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过，都是在君主制与民主制之间的过渡，既是一种必然，也有偶然，比如拿破仑，还有弗朗哥政权。一个民族的民主进程是一个缓慢培育的过程。无论如何，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实质在袁世凯这里得到了全面的验证，他的底线在那里全部凸现出来。而这些话语也说明了梁启超的另外一些心态：当儿子问到梁启超为什么要把家建在天津，梁说“我关心我的图书馆。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他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学生不明智地放火烧掉的易燃宫殿来，放在附近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军阀割据混战
40岁出头的梁公这个时候在政治上日渐成熟，当蔡锷坚决表示讨袁时，是梁启超告诉他要忍耐。时机不成熟，妓女小风仙作为一个掩护的幌子就出现了。但他们却事先秘密商量了详细的讨袁计划，日后也是按照这个计划把袁扫了进历史的垃圾堆
他们先是警告袁世凯，一旦他称帝就马上起兵，结果袁世凯不听劝告。1916年从日本、香港绕道回到云南的蔡锷很快带兵打到了四川，而梁启超这时候已经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光。依然是在日本人的掩护下，接连几天他呆在锅炉房旁边没有窗户的小屋里起草各种讨袁和联系文件。一路艰辛，连遭追截，甚至在到达指挥前线的途中患上热病差点死去。梁启超一到广西，那里就马上宣布了独立，梁启超被任命为都督总参。南方许多省联合起来，袁世凯奈何不得，一些心腹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纷纷反戈，袁世凯急忙在3月取消帝制。梁启超这场反袁可以说大获全胜。梁启超的政治地位更加稳定，他成为“讨袁英雄”。
梁启超的“强人政治”并非没有根据，袁世凯倒台后中国马上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甚至出现了清溥仪复辟的闹剧。这次梁启超又一次选择了“强人”，那就是段祺瑞。彼此利用，他们走到了一起，讨伐清复辟，梁启超又成为“反复辟英雄”。
一直如此执著于“强人政治”的梁启超，我怀疑他是否浸染了尼采的哲学，但是我没有找到类似的文字，或者需要一种自然的智慧其实也很容易可以找到“强人政治”的必要。这次，在北洋政府梁终于夙愿得偿做上了财政总长，他与各方一面交涉一面妥协，到最后实在发觉自己无能为力，梁启超告辞不得，却因为冯段矛盾白热化而自然下台，也算遂了他的心愿。辞官后他回到了天津的饮冰室。
回顾梁的一生，作者总结说，“这并非是梁启超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特别是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成为独立群体的社会条件，他们只能附着于某个政治集团或某个政治强人去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毛泽东嘲弄他们就像毛没有皮一样。不具备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想独立去搞政治，除了失败别无选择。梁启超的败北是必然的”。我不同意其中有关知识分子的观点。
从这个作者的逻辑出发，他也是给知识分子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出路的，假如知识分子去搞政治的话。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的定义和围绕定义的讨论几乎成为显学，至今没有定论，因人而非。我个人的看法是知识分子应该彻底独立于政治之外，这样才能冷静理智地观察与发现，自己置身于政治事务肯定会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当然我对于一个人出入政治并没有道德判断，只是讲：知识分子独立在激烈的政治中是无法获得的。社会对于你的判断只能是一种，你当下的行为是置身事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还是个政客？不能两者混淆，怨别人不得。梁启超也不能例外，有时候他的行为是知识分子的，有时候他的身份就是委曲求全的政客。要知道独立的前提是“中立”，你置身漩涡，怎么“独立”？小知识分子被利用是经常的，连梁启超也经常被利用，所以失去独立的依附是必然的，好听点，那叫政治合作，而知识这时候之于他们就只是资本。
作为群体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这方面中国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我也一再强调这样一个群体在中国的形成必须要有一批人具有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要有决心离开实际政治远一点，以保持适当的客观与中立，这个非常有必要。归结到一句话， 我推崇“结构不上街”1。
在这个问题，我倒是发现梁启超本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还继续衍生出一些可怕的理念，就今天看来他这些理念既是传统的，更是当下流行的：让一切成为喉舌，报纸、历史、甚至文学，都要承载政治精神，使这些工具化和政治化。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些观点并不陌生，从“铁肩担道义”到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实际上他们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也在梁任公这里不能幸免。所以梁之后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其实也都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传统不是一日能够割除的。即便如梁任公这样的绝世奇才也不能例外，我们平常人更需要在看到时代的局限后警惕我们自己在社会行为上的种种传统再现。
在今天对于梁启超做出褒贬已经没有意义，但是从他一生的奋斗中我们倒是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将来，同时也从他个人的定位上找到一些得失来。总体上他应该是个政治人物，从今天世界范围的知识体系中梁的学说并无新奇之处，甚至可以说那些著述除了研究梁本人的思想外，在今天“大多”不值一钱，当然对于当时的中国那是震天惊雷。假如他安心一直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就成为开世界先河的康德或格威特康斯坦？这也没有了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100年前有了梁启超是幸运的，不管他是学者还是政治家。
你能想象到100年前的“饮冰室”是一栋漂亮的意大利风格的白色小楼（中的一间）吗？那栋小洋楼就是梁启超的世界，也是西化的梁启超精神世界的物化表现。当我看到这一切时我真的非常意外。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100年前的人，连同那个年代。
插图《宽容》261 伊曼努尔？康德
第八部分：阅读黄仁宇之一黄仁宇的思想
本来我要把黄仁宇有关“大革命”的评述单做一章放在那个《读梁启超》后面的。后来索性单篇说一下。因为以后可能还有说的机会，所以这里就“之一”了。
我最初接触黄仁宇大概是在10年前，期间也听说过“大历史”的讲法，但终究不太在意，也没有去找黄的专著看。真正接触到这些“大历史”是近几个月的事情，而集中阅读则是近20天左右的时间。看后惊呼：高度合拍，绝对同志！惊喜之余也觉得有必要声明，假如我有太多的观点与黄仁宇相同并非抄袭黄仁宇，这个解释不全是出于虚荣显得我多聪明有先见之明，而是告诉大家，某些观点黄从中国历史寻找，而我多从西方寻找，得出相近规律和总结，这本身就很有意思。而对于我个人也终于觉得道不孤矣。为什么观点如此接近？其实倒也不奇怪，都是相对西化的中国人来看历史。说到底，黄仁宇对于历史的解读方法是一种西方人的方法。他多是历史的散谈，我也是散谈，并且到我这里更不成系列，并且还失了严肃与专业，只是业余杂谈。
之前，据说黄仁宇在中国的图书市场已经轰轰烈烈，只是中国的历史学界认为用大白话写就的黄仁宇著作拿不到台面上去。这个不和谐的矛盾只说明了中国学术界某些人无视真实学术思想的存在，只重故弄玄虚的迂腐习惯而已。无论你的学问再深，不能实用并流传于社会，也终是像牙塔中累计的灰尘。仅就历史学而言，本来就应该分为两方面：一为整理故旧，一为研究基础之上的阐述思想以应用指导于时代发展。两者不可厚此薄彼。很明显黄属于后者。但一提到思想观点，中国人“影射历史”的习惯以及研究历史只是为政治“正确”寻找根据的恶习就使人不由得杯弓蛇影起来。中国人吃这方面的亏太大了，也难怪。不过，黄仁宇的出身和经历很明显远离了“工具”嫌疑，他的思想今天在中国的热传只说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他“新颖”的学术著作方式还是他的思想都太值得中国人反省了。可能同时在两个方面他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历史学革命：客观的大历史观，用明白清晰的大白话叙述历史的可能。插图《太后》218 八国联军进京时的大批灾民
黄仁宇的书准确地在国内出版了多少我还不知道，但估计我买到的已经有六七本。我在这里只挑选了两本书谈些观点。一本是刘志琴写的《我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其实就是综述黄仁宇的历史观），另外一本是黄仁宇自己编写的《天南地北叙古今》。这个挑选很随便，我从《我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中只选取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讲述“大革命”的，就算是为梁启超的那篇文章做个注脚；后者的挑选是因为我昨晚刚刚看完，印象比较深，随便聊聊而已。不可能全展黄仁宇的风采，但求窥见其一斑。插图251《人类》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假如没有深入接触过黄仁宇的思想，同时又想快速概括性了解黄全貌的人最好去买这本《我听黄仁宇》。此书分三大部分，在第二部分中又有14个章节，我主要摘取？渲械谑隆俺て诟锩闭舛巍？
“长期革命”是指“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大变动，这个变动，有的部分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顺便说一下，黄仁宇不太喜欢从苏联拿来的那套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分法，他把近大约2000年的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帝国来分述的方法很有新意。而明清就是第三帝国。而“长期革命”或者“大革命”不用说也是另外一个他的历史分段了。这个“革命”按照黄的说法持续了100多年，确实够“大”的。
“黄仁宇先生说，我们心中应该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因此，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所以黄仁宇先生警告说，若忽略传统中国社会之形貌，闭目而不假思索地以为其功能与结构必与西方社会无异，则可能在讨论上层结构时造成严重误解。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功能组织与结构；与西方各国情形全不相同；概而言之；就是不容易容纳一种商业体制。这种特性由来已久；至少也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由于黄仁宇多从古代中国社会的财税入手，所以他屡次讲到商业性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注入不便，以及“数字化管理”的不能实行。都在经济上做考虑。我由于是英美文学出身的，所以讲到中西方的差异我更愿意用一个广义的“文化差异”统而概之。同时，黄先生多喜欢直接用“资本主义”，而差不多在同一个话题中我则更多喜欢用“现代化”，这个概念也比资本主义更少经济商业的牵连了。其实我这样做的目的倒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