徧执批判-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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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康有为的字，并且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刘海粟都曾经是康的弟子。
接触到翁同和，康有为这个书生才体会到一点改革的艰难与复杂，在体制外看问题与在体制内看问题完全是不同的风景。这是一般革命家很难体会到的。
办教育、开学会与办报是康有为改革道路中最卖力发展的三件事。《万国公报》开印了。强学会成立了，翁同和也是其中的成员，康有为拒绝了“卖国贼”李鸿章。他结识的京城名流中不仅有朝中大臣，并且也开始有外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和他多有联系，这些人在他今后的生活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后来强学会势力渐大，张之洞等也介入，内部形成权利斗争，最后演变为政府出面查禁，康有为南下。后来康有为回到北京在翁同和的引见下终于见到了皇上。
我先跳出来说个题外话。康有为看似保皇党改良派，但与孙文那样的决绝革命者却有着本质区别。康是个激进的改革派，甚至是个理想主义改革派，书生意气，浪漫天真。从他老年时写下的《大同书》中可以看出他思想的不成熟，做思想家可以，做实地的政治改革家则终究会失败，而让他在30几岁时带一帮20几岁的学生和思想稚嫩的皇上则更是失败得快些而已。我十分怀疑他在“戊戌变法”中的策略失误是因为过于急切，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下手，在可以渐进的时候选择了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致使革新全盘皆输，导致了其后的一发不可收拾，从而把中国的历史引入一条更加凶险的路程。好心是好心，但急切而导入坏结果是不能原谅的，因为改革不是自己闹着玩，牵涉到亿万人民。
最初皇帝开始革新的时候，也是西方列强与中国矛盾愈加深化的时候。这时西太后无论出于何种考虑，表面上还是把权力下放给了光绪。在康有为的变法中，第一大项便是废除科举制。要知道这个制度已经在中国畅行千年，并且一系列相关制度叠加其上，但不料经过说服科举愣是被成功废除，连西太后都批准了！就连整体变法太后也说过：不阻拦。
我认为，康有为这个书生后面的一系列举动太卤莽，一口想吃个大胖子，这也是中国人的理想浪漫主义通病。废除了八股之后开办西学也得到朝廷同意，本来可以循序渐进深入改革，但康有为却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一鼓作气提出无数的改革措施，大到呼吁改维新元年，他还曾经倡导过孔子纪年，建议迁都上海，改制为君主立宪，小到改衣冠、剪发辫等。而康有为根本从来就没有在体制内有真实的政治体验，所以实践上当然也缺乏经验。只是国难临头，大清临时抱佛脚听之任之，但如此大规模而急切的猛药，终于要了变法的命。极度亏虚的病人猛补死得快。连后来命断菜市口的其胞弟康广仁生前都说他“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
这一幕惨痛教训，这个历史经验，所有中国人都不应忘记。不善于耐心的中国人，学一点英国人的保守渐进吧。磨刀不误砍柴功。一个社会与一个制度和任何物质一样，都有自己特殊的结构与规律需要了解，它的韧性是有限度的，只要达到临界就会出现意外而不可逆转。
在检讨中国人好激进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偶然因素，当时的两个权力中心并行是这次失败的最大隐患。如若没有西太后，很难说光绪是否会真的变法成功。但是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事实是，每当社会发生巨变时，上层的权力斗争是必然的，即便不是皇太后与皇帝之间的斗争，也会有保守与革新两派之间的斗争，这时候的输赢不是看谁是国家名义上的首脑，而是看实权掌握在谁手中。所以即便没有西太后，李鸿章与荣禄等人？所以说，我认为康有为的过于急切是毁掉这次变法的最突出原因。
历史中充满了偶然性，比如袁世凯的摇摆，比如恭亲王的去世，比如八国联军，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给这个变法造成不能预见的结局。但是，时机的成熟与否是最关键的。这需要一个资深政治家敏锐的眼光来判断局势，而康有为根本不具有这个能力，他仅只是个满怀报国之志的思想家或者书生而已。插图《释迦牟尼》124 寒山拾得图 绢画 蒋贵 中国明朝
第九部分：读《康有为传》时代领导者
按照这本书的记载，太后还政时并不知道康有为曾经准备必要时杀她，是后来袁世凯向荣禄坦白之后西太后才了解了一切。之前27岁的光绪为了保护康有为以备“留得青山在”，让康提前一天离开了北京，以至于他在天津溜达时还不知道皇太后已经下令逮捕他。结果清兵在北京扑了空，随后一路追到天津。最后是英国朋友帮了康的忙。西方人是欢迎中国革新的，所以也愿意保护维新人物。也有人认为是中国体制内的某些开明人士故意放他一马，同时在程序上谁也看不出来是谁的手脚。具体的历史事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政治的复杂，就是人的复杂。插图《太后》46 八国联军在紫禁城的照片
尽管英国人尽力保护他安然到达日本，但是西方人对康有为有着冷静的认识，英国领事班瑞德说：“我认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很显然，他被爱好西法的热心所驱使。。。。。。他的提议改变中国服装至少是不合理的。在目前的中国的情况下，他这建议不是被忽略就是惹起反抗。。。。。。”我想这位领事倒是会认为孙中山是个“时代领导者”。
从此康有为在海外走上了保皇之路。孙中山派人与他联系，商谈联手革命，被他拒绝，并且屡次倨傲地说：孙中山是什么人，我学问比他大多了。即便在形势发生根本改变之后他依然以光绪和他之间的情谊代替政治判断，并且这一感情一直深入到他以后的政治与思想中不能自拔，也与梁启超等学生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以后的许多年中由于清廷追捕，他不得不流落到更为遥远的地方，这也给他提供了更多考察西方社会的机会。他总共游览过欧美31个国家和地区，并且有的地方是反复来往数次。在这个阶段他把保皇会开到了全世界，并且为以后的维新募捐。他曾经募捐到100万美金的巨款。而当时诺贝尔奖金不过是区区几万美金。有了这些资源，为他今后的复辟打好了基础。
无论过去多长时间，西太后健在的日子里始终也没有放松对康的刺杀活动，这使康在晚年性格暴戾、多疑而刚愎自用，不仅与众学生发生误会，同时也与许多朋友因误解而彻底断交，包括孙中山。
1900年前后，闻听西太后要废除光绪另立太子溥仪，康有为准备起兵勤王。他在新加坡坐阵指挥起义，但他对国内的许多判断都近乎幻想，最终导致许多弟子人头落地。而光绪也在1908年去世。光绪是否为西太后所害也成为一桩公案。实际上康有为一直想的是光绪那么年轻怎么也可以抗得过慈禧，所以幻想他还是有机会在光绪临政后继续他的变法大业。但光绪的死让一切都灰飞湮灭了。袁世凯是康有为的死敌，康认为是袁世凯害死了光绪帝，所以在袁世凯权倾天下之际，他在国外对袁口诛笔伐，最终摄政王也顺势请袁世凯回家养老去了。
康圣人著名的《大同书》是在1901年的印度写就的，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即便在100年后的今天看也是超前得不能再超前，完全是浪漫主义幻想。也可见这样一位热血沸腾之人一旦从政所带来的灾难。著名的“革命还是改良”的大辩论应该提上一笔，那发生在早几年的日本，康有为当然是改良一派。
我很奇怪地看到，在1911年清廷解除党禁。这是一系列矛盾和斗争的结果。首先，作为有重大影响的君主立宪派领袖康有为一直在国外为解除党禁而奔走呼吁，武昌起义更是让清廷认为要争取各界支持就必须开党禁。但就在这时，君主立宪与革命的赛跑来到了终点。起义后各地很快纷纷宣布独立，清朝彻底垮台，中国陷入长久的军阀混乱。长期被康有为看不起的孙中山竟然一夜之间成了临时大总统，真是让康觉得苦涩。尽管妻妾成群，儿女绕膝，弟子如云，在豪华优美的大宅中聚庆56大寿的康有为依然掩饰不住嚼葡萄一样的苦酸。
其时，康有为依然没有停止对共和国的非议。他对光绪的感恩看来要终生为伴了。“皇帝情结”就是康有为对现实政治一切思考的开端。
袁世凯再次上台，邀请康梁联手，遭到康有为的拒绝，同时康严厉谴责梁启超对袁的宽容，说他忘记了光绪的恩典。他要与袁世凯斗争到底。接近老年的康有为政治触觉竟然敏锐起来，很早就预见到袁世凯一定会称帝。他及早鼓动冯国璋准备好抗袁，并且蔡锷抗袁也得到康的支持。同时他写信给袁世凯劝他退位，称：无论帝制还是共和，如今都可以救国，但袁世凯没有足够的威望称帝，只会天下大乱。
康有为一生给中国开过许多“药方”，它们是：变法、保皇、立宪、虚君共和，最后一招是倡导孔教。
对于儒教到底是理论体系还是宗教之争，我觉得没有多大意义。尽管一般的宗教是超验的，但是当一种思想被抬高到不容质疑的地步用来指导约束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时，其实这就是宗教。以宗教治国当然是落后的。1913年孔教会成立，而康有为成为当然的会长。但此时全国正在清算儒教在中国教育界的一切痕迹，甚至从小学课本开始清理，康有为与现实社会发生严重撞车。变法他是超前，这次他是落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夜已经悄悄到来。康有为已经越来越脱离时代。
1916年康有为号召张勋出来主持复辟，1917年正式复辟，康有为心满意足。但好景不长，全国各阶层都齐声反对，最后段祺瑞出来收拾残局。而段祺瑞当初支持复辟不过是为了赶走政敌黎元洪而已。这一次康有为又遭到当局的通缉。他躲在美国大使馆5个月不敢出门。对于复辟的失败肯定有时代的必然，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清朝是少数民族，许多革命党人正是以“驱除鞑虏”为口号的，让清帝上台他们怎么能答应呢。
晚年康有为仍然一心想着皇上和帝制，据说70大寿时还一定要穿上已经没有人穿的清朝官服照相留念。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费力革新呢。1927年，康圣人在青岛逝世，葬在李村像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