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档案 作者:丁一鹤-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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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间贪污6840万元这一起控罪进行辩护，因为这项指控直接导致了法院对他的一审死刑判决。
和杨彦明一同出庭受审的是望京西区营业部的财务经理章蓉，她因为在杨彦明贪污过程中未尽到财务主管的监管职责，被一审法院以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一审判处6年有期徒刑。但在一审判决之后，章蓉并没有上诉。
“说我贪污6840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是杨彦明的上诉理由。检方一审时指控，这6840万元都由章蓉从营业部账户中提现，再交给杨彦明的。章蓉供述称，杨彦明要钱时，就打电话、当面说或写条子告诉她，她每次从银行取出现金，直接送到杨彦明的办公室，每月取钱10次左右，少则几万元，多则二三十万元。杨彦明从不说钱的用途和去向，所有资金运作都不记账，没留下任何凭证。5年下来，杨彦明如硕鼠倒仓般在这家国有独资证券公司的账面上掏了个大洞，数千万资金悄无声息地消失了，留下的只有银行里400多张取款凭条。
这一事实得到了另外一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证言佐证，最终形成了杨彦明贪污巨款的证据链条。但杨彦明认为两人证言不足以采信，他在二审法庭上称：“现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么多钱都给到我手里了”。检察官当即以在案笔录为证进行反驳：“杨彦明归案后就承认他拿到了钱，而且多次供述非常稳定，这与章蓉等人的证言互相吻合。”
“钱哪儿去了？”法官、检察官、辩护人一遍遍地向杨彦明提出这个相同的问题。作为公司一把手，6000多万元消失的现金，杨彦明仅仅能说清其中300万元用于注册、经营佳杰堂公司，其余的钱他说都“用在公司经营上了”，但却不能说出一起具体的事实，让人感到“糊涂”得不可思议。“时间太久，我想不起来了，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杨彦明依然是不紧不慢的语调。
不过杨彦明和他的辩护人钱列阳在法庭上提供了几种资金可能的去向。一是用于炒股，杨彦明在法庭上称：“我让下属去买了股票、国债。我指挥，他们操作。”在担任营业部总经理之前，杨彦明曾在证券操作中表现了出色的业务能力，他一直对自己操作股票的能力深信不疑。可他担任总经理的这5年间，中国证券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杨彦明曾因盲目跟庄，亏得血本无归。他究竟在股市里扔进多少钱，已经无据可查。
二是用于请客送礼。杨彦明在法庭上称，为了维护公司与客户的关系，公司每年都要拿出一部分资金购买各种礼品送给相关客户，而且这笔资金的发票都交给了财务，杨彦明的辩护人钱列阳提出，这笔钱不应该算作杨彦明的贪污款项。
在法庭上，杨彦明的辩护人钱列阳还提出了第三种可能，就是杨彦明至死不说他所贪污款项的去向，可能很大的一笔资金是用于给某些官员行贿，杨彦明之所以不说是不想牵扯更多的人。“最希望判处杨彦明死刑的，可能就是那些受贿的官员，如果杨彦明被判处死刑，不但不能惩治犯罪，而且国家的损失将无法追回。”钱列阳虽然提出这种可能，却没有证据支持他这种说法。
在做总经理的几年中，杨彦明留下一本糊涂账。2004年2月，杨彦明在向他的继任总经理交接业务时，指使手下把营业部的电脑资料删除。此后，更没人能说清那数千万元现金的去向。如今，为这本糊涂账押上身家性命的杨彦明究竟是“说不清”，还是“不愿说”，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杨彦明最终被处死，那么数千万赃款的去向将成为无法解开的谜。
2007年3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杨彦明贪污案。在当前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的大背景下，这起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尤为令人关注。在庭审举证时，出现了令人意外的一幕，检方主动将一审判决时的6840万元贪污数额“缩水”到6100万余元。原因是经过笔迹鉴定，其中11张取款单竟然不是章蓉填写，因此也就无法认定这些钱进了杨彦明的腰包。除了这11笔，检察官在法庭上又指出多笔被认定为贪污的款项与一审事实不符。
对于这个死刑案件，检方显示出了相当的慎重，他们在二审中鉴定了经过章蓉认可的全部400多张取款凭条，并重新计算贪污数额，最终推翻了之前的认定。“我感谢检察官实事求是，令人钦佩。”一直默不作声的杨彦明也感到了意外。而杨彦明的辩护律师钱列阳立即抓住了这一点进行辩护，他在法庭上接连发难：“这完全说明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我们要求全部账目由专业人员重新审计。”
“尽管一审认定数额不准，但我们认为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不影响死刑的量刑。”在法庭最后辩论阶段，检察官直接提出了坚持死刑的量刑建议。这招致辩护方的强烈反应，钱列阳在法庭上侃侃而谈：“在事实存有疑点的情况下，判处死刑不慎重。而且对于经济罪犯不适用死刑，是国际司法界所认同的，也符合我国‘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但钱列阳的长篇辩护，最终被审判长打断。
杀，还是不杀，杨彦明将等待最后的裁判。那么，在接下来的审判中，这个雪藏7000多万元赃款的谜团能不能解开呢？人们等待着一个满意的结果。
今年49岁的杨彦明从证券市场上的操盘手一步步走到总经理的位子上，又一步步走向了死刑被告席，他的悲剧人生几乎是中国证券行业早期不规范的一个缩影。杨彦明受审时评价自己的人生和工作都非常失败，以前自认为什么事都明白，现在却很糊涂，连自己都说不清楚了。希望新参加证券工作的人记住教训，洁身自好，保持一个好心态。
第三章：震动京城，商业贿赂第一贪（1）
2006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集中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重点治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和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
重拳打击商业贿赂成为2006年司法机关反腐败斗争的重中之重。2006年4月28日，北京市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涉及重大经济环节的商业贿赂案件进行通报，在通报的4起商业贿赂案中，原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处长温梦杰荣登榜首，他也是北京市司法机关重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官员。
一个小小的银行科技处长，为何敢张开鲸吞之口6年索要回扣1075万元？温梦杰索贿、贪污上千万元，并给自己买了价值3000多万元豪宅，为什么却在法庭上辩解说自己在为员工谋福利？仿佛只有与众不同，才能脱颖而出。我们相信温梦杰这个电脑天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即使死到临头，也要说出一句“名言”留于后世，这是温梦杰最后的悲情表演，更彰显其丑态与悲哀。
温梦杰1956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1984年从北京金融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工作。1987年，在北京工商银行系统就已赫赫有名的电脑天才温梦杰成为北京工商银行科技处副处长，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仕途上，他都是属于领导赏识、同事羡慕的幸运者。但温梦杰与众不同的是，他没有留恋副处长的位置，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专业，试图在电脑领域成为国内凤毛麟角的人物。1989年温梦杰赴澳大利亚留学，攻读应用电子专业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回国后，他和妻子一起创办了一家科技有限公司。但是，尽管温梦杰在专业领域堪称天才，但真正当起公司老板来却困难重重。公司做了几年也不见起色，这时候他开始后悔轻易放弃了自己副处长的位置。
仿佛上天眷顾，1994年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引进科技人才，温梦杰得知这个消息后前往应聘，凭着曾经担任北京工商银行科技处副处长和在国外获得电子专业硕士学位的优势，温梦杰重新回到银行系统，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科技处总工程师，享受正处级待遇。
温梦杰把自己开办的公司交给妻子打理，重返银行系统专心致志地当起了总工程师。当时在北京农行中，温梦杰是计算机技术的一流高手，为单位的技术保障立下了汗马功劳。客观地说，温梦杰是个难得的专业人才。在领导和同事眼里，他为人内敛但非常聪明，银行里的电脑技术问题一旦出现意外故障，到他那里定会迎刃而解。由于温梦杰在业务上表现出的高超才能，加上曾经下海开办过公司，他很快就从一名技术人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1997年温梦杰升任北京农行下属的北京金信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1998年温梦杰又被任命为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科技处处长。一时间，温梦杰亦官亦商，风光无限。
科技处是北京农行的一个部门，与北京分行下属的北京金信思创电脑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职能是负责分行系统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技术支持，负责设备、软件的采购。
温梦杰刚到科技处时，处里只有二三十人，随着银行系统电脑的普遍使用和银行网络的发展，科技处也发展壮大到八九十人，科技处长成为本单位内部一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但是，温梦杰看重这个位置却并不仅仅是一个处级干部，而是这个位置所掌握的实权，以及实权背后蕴藏着的巨大利益。这个利益就是购买电子设备时的回扣，在圈内，这种回扣几乎是一种人人遵循的游戏规则。况且，温梦杰亦官亦商，既有采购权力又熟悉市场行情，对于收受回扣的额度自然拿捏得非常准确。
科技处除了日常对银行系统计算机和网络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和维护管理外，大量的设备采购也根据银行的需要购买。无论以银行、科技处或北京金信思创的名义对外采购，都需要处长温梦杰签字后，上报主管行长审批之后，就可以与供货方签订供货合同。至于设备的价格，因为每一款产品不一样，加上电子产品价格瞬息万变，主管行长不可能了解得很清楚，只要价格差别不大就容易蒙混过关，而温梦杰却对此了如指掌。
第三章：震动京城，商业贿赂第一贪（2）
国内电子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对温梦杰而言，他掌握着上亿元的采购大权，而且供货方多如牛毛，买方市场却很少，尤其像温梦杰这样的实权人物，更是众多供货商公关的目标。
电子产品销售一般都是先签合同，供货后再付款。供货商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卖完设备和软件，再千辛万苦地想方设法及时收回货款，加上此后的设备维修、软件升级、售后服务、新项目开发，对供货商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商机。所以，谁能够巴结温梦杰这个实权人物，也就意味着财源滚滚。
但是，供货商们只把温梦杰当作一个机关处长，却低估了温梦杰的专业天才，因为每份订单背后有多少利润他都能估算得非常准确。而从中索要多少回扣以及索要的时机，温梦杰也掌握得非常精确。
作为银行系统一名中层管理人员，温梦杰的收入应该说是不算低的，仅住房一项，他就曾分到了两套住房。但车房俱备的小康安逸生活，并没让温梦杰感到满足。对金钱没有克制的贪婪与渴望，让温梦杰的道德防线完全崩溃。怎样利用手中权利为自己多捞钱，成了温梦杰梦寐以求的大业务，这位电脑天才很快就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敛财高手。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为拿到一张订单，许多供货商往往不择手段，而那些手握采购审核大权的人借此轻松捞一笔，这就是采购之外的潜规则。这种行业回扣，一方是巴不得送，一方是巴不得要，两个巴掌一拍即合。
温梦杰自己开过公司，自然明白如何收取回扣才不露痕迹。而且，温梦杰很不屑于要个十万八万的零花钱，他出手从来都是大手笔，而且操作起来也足见其智商之高。
1998年温梦杰当上科技处长，大权在握后，为了给自己索要的回扣提供一个存钱的“保险柜”，他立即让自己的侄子在南方证券北京方庄营业部开设账户，其后温梦杰将索取的回扣陆续存入这个账号。后来为掩人耳目，温梦杰还让侄子用一个吴姓同学身份证开了一个活期账户，将从营业部账户中兑现的现金存进该账户，再转入其他账户。如此一来，温梦杰建立了一个颇为隐蔽的回扣转移渠道，赃款几经转手后就没有了痕迹，为他日后大肆收受商业贿赂打下了屏障。
1999年初，走马上任不久的温梦杰开始施展索贿拳脚。在北京农行与某公司签订一份合同后不久，温梦杰就主动打电话给这家公司的老总，在一两句似是而非的客套话之后，那位老总明白了温梦杰的意思：他要这个项目利润的三分之二！
简直是敲竹杠啊！第一次合作竟敢如此张开鲸吞之口，那位久经商场的经理也觉得罕逢对手，他为难地说：“这个项目我们本身也没赚多少钱啊，再说，我们拿出几十万给您，公司做账也有困难啊！”
温梦杰很讲究策略，他不紧不慢地开导说：“你把眼光放远一点嘛，这件事情你答应了呢，我们就是朋友，合同款会很痛快地给你打过来，以后农行有的是业务给你做。”
温梦杰甚至点拨那位老总说：“发票的事情没有关系，我可以找一家公司签一个分包合同，让另外一家公司开可以做账的发票。”
为了顺利拿到钱，温梦杰甚至以非常同情的口吻说：“回扣款可以在我们付给你合同款之后给我，而且可以按分期付款的方式分次给付。”
眼见大权在握的温梦杰如此善解人意，再不答应实在就是榆木疙瘩了，无奈之下，那位经理只好乖乖拿出了他们三分之二的利润。很快，一张40万元的转账支票顺利地转入温梦杰侄子开设的账户中。
而这只是温梦杰的小试牛刀。
此后，温梦杰受贿的全是上百万元的大手笔。用类似的方式，在温梦杰的威逼利诱下，一个个业务单位的一笔笔回扣款流进了他个人的腰包。在被温梦杰敲过竹杠的公司中，甚至还包括国内赫赫有名的大公司。
在事发后法院认定的温梦杰收受商业贿赂事实主要如下：1999年2月至2004年2月期间，温梦杰利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息电脑中心主任、总经理、科技处处长及北京金信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主管本单位电子化设备及软件采购、审核的职务便利，先后多次向业务关系单位索取钱款，其中向北京北大青鸟商用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255。5万余元；向北京德派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279。8万余元；向北京新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300。5万元；向北京康达联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237。78万余元。索取款项共计人民币1073万余元。
第一章：血色黄昏；小贩挥刀杀城管（1）
2006年8月11日下午4时50分，随着无照商贩崔英杰那把带着烤肠热度的尖刀刺入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颈，一起早已司空见惯的城管与商贩的查抄与反查抄的闹剧，酿成了北京市城管部门成立8年来第一起因公殉职案，李志强也因此成为北京市城管部门成立8年来因公牺牲的第一人。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英杰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个判决结果受到了各界的关注，绝大多
